《六朝陵墓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六朝陵墓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9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六朝陵墓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霍巍【专题名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专题号】K22【复印期号】2015年04期【原文出处】考古（京）2015年2期第103113页【英文标题】The Evolution of the Auspicious Beasts in the Burial Decoration of the Six-Dynasties Period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Jin System【作者简介】霍巍，成都市，610064,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内容提要】 In the Six-Dynas ties Period, the mausoleum
2、sys tem of China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from the “Hart System to the “Jin System . On the ground and in the underground structures, the high-ranking burials of the Six-Dynasties Period all had sculptures or figures of mythical animals with guarding or quelling meanings, the motifs
3、 and styles of which had not only components inherited from that of the burials of the Han Dynasty, but also new-emerged cultural elements, especially the auspicious beast system represented by lions. This new auspicious beast system had relationship with the “Han System in the past but had also cle
4、ar differences. These changes reflected the symbolic features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Jin System in another aspect and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s to the burial systems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关键词】六朝时期/陵墓制度/瑞兽/中外文化交流The Six-Dynasties Period/mausoleum systems/auspicious beasts（legendary anim
5、als）/cultur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broad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在他的一篇论文提纲中首次提出将商 周秦汉以来的墓葬制度划分为“周制”、“汉制、“晋制”三个发展阶段的设想。他认 为，约从三国两晋时期开始，除河西等较为边远的地区仍大体沿用东汉后期的旧制外，许 多身份极高的贵族之墓开始向单室砖墓演变，墓形制度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一“晋制” 出现。“这种新制西汉末开始孕育，东汉后期眉目已见，三国以后瓜熟蒂落”。虽然俞 伟超先生并没有展开论述“晋制”的具体特征，只是以单室墓作为“晋制”最具标志性的 特点，指出其是中国
6、古代墓葬制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仅此一点，其影响也是十 分深远的。笔者认为，除了墓葬形制之外，汉晋南北朝以来墓葬装饰风格中以神灵动物作 为镇守死者亡灵、引导死者“升天”的瑞兽这一题材的嬗变，或许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汉制”与“晋制”之间转换流变的线索，本文试对此略加论述。一、地表石刻与墓内神兽的变化与汉代墓葬制度相比较，六朝墓葬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是在大型墓葬的地表出现了 具有制度化特征的神道石刻，种类包括石兽（石辟邪）、石柱、石碑等。从20世纪初叶开始, 前辈学者便对此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并发表过相关资料，其中较为重要者有张璜梁代 陵墓考、朱希祖、朱偰父子六朝陵墓调查报告、朱偰建康兰陵
7、六朝陵墓图考 和金陵古迹图考之第五章六朝陵墓等数种。新中国成立以后，南京的考古工 作者在前人基础上又不断取得新的调查成果。据统计，经考古调查地面有遗迹可考的六朝 墓葬石刻共计33处，其中分布于南京者11处、分布于江宁者9处、分布于句容者1处、分布 于丹阳者12处，这当中有5处是1949年以后新发现的。若加上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发掘的大 型墓葬地面有石刻的7处，共计可达40处。其中位于丹阳陵口的1处可能不属于某一单独墓 葬，而是丹阳齐梁诸陵总入口处的地面遗迹。六朝墓葬前的神道石刻一般成对分布，一墓以三对为最多，即石兽一对、石柱一对、 石碑一对，虽然历经岁月残蚀保存现状不一，但基本上仍可观察到当时是
8、以对称排列的形 式布局的。其中的石兽，有的有角而有的无角，有的有双角而有的仅有单角，以往的研究 者多据此将其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天禄、“麒麟、“辟邪”等神兽加以对照。 这类石兽还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均带有丰满而短小的羽翼，可以称之为“翼兽”。显然 这种动物形象并非现实写照，而无疑是一种神兽，因其具有镇压地下邪恶、守护死者亡灵 安息之功能，亦可以“瑞兽”名之（图一）。这类石兽最初见于东汉墓葬前的地表之上，在 六朝又有新的发展，我们将在后文中再加详论。石碑是汉代墓前石刻之一，六朝陵墓前的石碑仅仅只是形制上发生了变化。汉代墓碑 的碑首多作圭首形，六朝时碑首变成了琬首形，左右有双龙交缠，环缀于碑脊
9、；碑身除刻 写有文字外，还在碑侧加饰鸟兽花叶纹的浮雕，分格雕出，每格中刻一种纹饰，分格处饰 以忍冬缠枝纹，被认为“是一种新的装饰手法”。石碑的碑座仍然沿袭了汉代以来的龟 趺之制。图一南京丹阳六朝陵墓前的石兽（据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77页，上 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六朝陵墓前出现的石柱，从渊源上可上溯到汉代。水经注中记载了不少东汉太守 级的官吏墓前有陈设石柱、石阙、石碑、石兽等的情形。这种墓前石柱也被用作神道的 标志，如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李贤注云：“墓前开道，建石柱以为标，谓之神道” 。但六朝陵墓前石柱的形制却既不见于汉代陵墓石刻，也与后来唐、宋、明、清诸陵前 的石柱不同，是这个时
10、期出现的新样式。它通常由三个部分构成。顶部为柱首圆盖，往往 刻成圆形的莲座状，座上立有一小兽，多刻成有翼神兽的形态。柱身中腰为圆形，表面刻 成瓜棱状，有2428道直线形条纹垂直向下；柱身上端嵌有一块方形的小神道碑，左右两 柱相对，一为正书，一为反书，也有的均为正书或反书，上书“某某人之神道”；在碑下 方饰有一块方石，其上刻出怪兽和双龙交首等纹饰带。最下方为柱础，上层刻有一对带翼 的怪兽，口内含珠；下层为一方形的台座，四面均有浮雕，多雕刻有动物形象，但因长年 埋于地下多漫漶不清（图二）。石柱上有刻文方石，这和东汉石柱是相同的，但柱顶出现莲 花纹的圆盖及蹲坐的小兽，却是东汉石柱所没有的。除了地面上
11、的神道石刻之外，另一个突出的变化是六朝墓葬的内部装饰也开始出现了 新的手法与题材，在东晋、南朝时期墓葬中开始出现大幅的拼镶砖画，图案风格与汉画像 砖已大不相同，而有可能仿效了当时流行的绘画艺术（11）。用多砖拼镶出的“竹林七贤和 荣启期”巨幅画像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新的拼镶砖画的艺术形式，自从东晋出现以来“到 东晋末至南朝前期开始大放异彩，成为六朝艺术的精华”（12）。江南一带在两汉时期并不 流行画像砖，至晋室南渡之后才日益盛行起来，可见其受到中原汉画像砖的影响。但是， 六朝墓葬的拼镶式画像砖并没有完全承袭汉代的风格题材，而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其 中最为突出的变化有两点，其一是瑞兽系统的变化，
12、汉代以“四神”（也称为“四灵”，即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为主题的神灵动物，不再占据墓室的主要位置，而是突出了守门 的狮子，它以显著的位置、大幅拼镶砖画的形式最先出现在墓葬甬道的两侧；其二是大量 与佛教艺术有关的图案如飞天、伎乐人、莲花、忍冬纹、持瓶和持炉供养的天人等开始出 现在装饰图案当中。这些因素都不同于两汉时期的墓葬装饰艺术风格，代表着一个新时代 的新时尚。图二南朝梁萧景墓前的石柱（据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第147页，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5年）通过上述对地表和地下墓葬装饰风格嬗变的观察，我们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六朝以 来的墓葬一方面承袭了汉代墓葬的旧制，而另一方面又吸取了若干
13、新的外来文化因素，二 者熔为一炉，产生出一套全新的规制，充分体现出汉魏六朝以来随着历史文化背景的复杂 变化，中国古代墓葬制度尤其是墓葬装饰艺术随之而发生的转变。而这些因素中最引人注 目的，显然莫过于地面的有翼神兽和地下的守门狮子互为表里形成的神灵瑞兽系统在墓葬 装饰中的突出地位，这是与过去的“汉制”既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之处，也是我们从另一 个侧面去认识“晋制”形成的标志性特点之一。二、六朝陵墓瑞兽系统的源流与演变关于六朝陵墓前石兽的风格及其来源，过去学术界曾有过十分热烈的讨论，对其源流 演变所持的基本观点，多认为其一方面源于汉代，而另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文化因素的影 响。在与汉代石兽的关系问题上
14、，前人在认识上分歧不大。如滕固认为，“六朝陵墓的石 兽与（汉）宗资墓的石物比较接近，可知其渊源于河南一带而六朝陵墓上的有翼兽，可 断言为渊源于汉代”（13）。朱希祖也认为“征之汉代实物，汉南阳宗资、宋均等墓，均有 石天禄、辟邪”（14）。朱偰比较了汉及六朝陵前石兽之异同，“六朝陵墓前的石兽，一方 面是上承汉代，一方面是下启唐、宋。拿它们和汉代现存的石兽（如南阳汉宗资墓的天禄辟 邪、四川雅州汉高颐墓的一对石兽）来互相比较，贝y汉代的石兽装饰比较朴素，六朝的石兽 装饰比较繁富；汉代的石兽雕刻比较简单，六朝的石兽雕刻比较复杂” （15）。近人杨宽、 罗宗真等先生的观点大体上也系出一脉。杨宽认为，南朝
15、的石兽“可能就是从东汉石麒麟、 石辟邪的形象演变而来”（16）。罗宗真则分析指出，“所有石兽从雕刻艺术、形态作风综 合来看，它们一方面继承了汉代传统，一方面又吸收了西方外来的一些特色，如它们和波 斯、希腊的一些神兽形象类似。但它们并不局限于这二者，而是加以综合，并有发展，自 成一格”（17）。六朝陵墓石刻与汉代中原文化的关系还可从文献记载中梳理出一些线索，如南 史齐豫章文献王嶷传记载：“上数幸嶷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 他家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于东岗。麒麟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 陵皆模范，而莫及也”（18）。由此可见，刘宋孝武帝陵前的麒麟及阙表之类石刻与中原
16、襄 阳之间，可能有着直接的文化传统上的联系。杨宽根据这条史料记载还进一步认为，将南 朝帝陵前的石兽定名为“麒麟”，是最为妥当的（19）。在追溯六朝石兽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关系上，学者们的观点则不尽相同。总体说来，有 “单一影响说”和“多种影响说”两种主要的观点。如朱偰认为，“六朝诸陵墓，皆有石 兽，无论为麒麟、天禄或辟邪，皆具双翼，此种作风，当自小亚细亚美索不达米亚传来”（20）。而罗宗真则认为，“六朝陵墓中亚述（Assyrians）式有翼石兽的作风可能受波斯影响”（21）。梁思成同样认为中国的有翼石兽应该是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考古艺术之以石狮 为门卫者，古巴比伦及阿西利亚皆有之。然此西亚古物与中国翼狮之关系究如何，地之相 去也万里，岁之相去也千余岁。然而中国六朝石兽之为波斯石狮之子孙，殆无疑义，所未 晓者，则其传流之路径及程序耳” （22）。以上诸说均可视为“单一影响说”的代表。而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