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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给侧改革要求教育体制改革突破作者：蔡昉把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创新发展理念相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 着眼点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经济增长的换挡、减速，既有生产要素供给制约 的因素，也有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的因素。改革固然可以通过清除制度性障碍，挖掘生 产要素供给的潜力，但是，诸如劳动力供给这样的因素，因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 既定的变化趋势终究无法逆转。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制度创 新和技术创新而得到不断提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明年及今后一个时期，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 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这一要求与创新发展理念相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主要着眼
2、点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在生产要素供给 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减慢，则经济增长减速；而在生产 要素供给减弱的情况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不能获得加快提高，经济增长也会减速。 我国经济增长的换挡、减速，既有生产要素供给制约的因素，也有全要素生产率减速 的因素。改革固然可以通过清除制度性障碍，挖掘生产要素供给的潜力，但是，诸如 劳动力供给这样的因素，因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既定的变化趋势终究无法逆转。 而全要素生产率却可以通过结构性改革，推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而得到不断提高。 近期有两个重要的研究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减速。根据世界大企业
3、 联合会的数字，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从 1996-2006年的 1%，下降到 2007-2012年 的 0.5% ，而截至 2014 年的最近三年则在零增长左右徘徊。美国经济学家艾肯格林等 作者的一篇论文也印证了这个结论。虽然这个生产率的普遍下降是全球现象，而且也 的确存在全球性的原因，但是，历史经验显示，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有与各国情况相 关的特殊因素。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也显现了提高速度放缓的趋势，与生产要素供给因素一道，成 为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同样根据世界大企业联合会数字，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 增长率从 2007-2012 年期间的 9.5%，下降到2012 年和 2013 年的7.3%
4、以及 2014 年的 7%，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因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我和同事从潜在增长率的角度 预测，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改善速度，从1995-2009年的3.9%下降到2011-2015年的3.1%， 进一步下降到 2016-2020 年的 2.7%。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高路易的研究也揭示了同样的 变化趋势。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的减慢，主要不是外部因素造成的，而是经济发展阶 段变化因素和内在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因而只有靠改革才能遏止该趋势。下面，我 们列举在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条件下，我国经济面临的若干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减 速的因素，同时针对不同的情形，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如何着眼与着力，
5、以改变 这些因素的变化方向，遏止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趋势。第一，劳动力转移速度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劳动力从农业转向 非农产业进行重新配置带来的效率。我们的计量分析显示，2009 年全要素生产率对当 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17%，其中有8 个百分点来自于劳动力从农业到非农产业的重 新配置。值得指出的是，这个贡献率是在当时外出农民工大约每年增长 4%的情况下做 到的，可见，一旦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这个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将弱化。事实 上，作为劳动力多年大规模转移的结果，农业劳动力比重已经大幅度降低到 2014 年的 19%。同时，无论从常住人口还是从户籍人口的口径看，农村 16-19
6、 岁的人口都在 2014 年达到峰值，今后则进入负增长阶段。由于这个年龄组的人口是潜在的外出打工者， 这种人口变化趋势必然产生降低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的效果。数据显示，2014 年外出 农民工增长率已经下降到 1.3%，而 2015 年上半年只有 0.1%。然而，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潜力绝非就此丧失殆尽。根据日本和韩国的经验， 农业劳动力比重达到 20%以后，仍然可以保持较快的下降速度，直到10%以后下降速度才明显减慢。常住人口继续从农村向外转移的潜力固然也存在，但是，在劳动力新 增量逐年缩小、净增量为负的情况下，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稳定和增加其劳动 力供给，是更具潜力并且可以通过改革获得立
7、竿见影效果的资源重新配置过程，这要 求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让更多的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使 他们更稳定地在非农产业立足。第二，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放缓。艾肯格林等在进行国别分析时发现，人力资本是 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促进因素，一个国家越是具有较高的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越有助 于防止全要素生产率减速。由我国国情决定，新增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禀赋明显高于存 量劳动力，劳动力素质是靠新成长劳动力的逐年增加而不断改善的。因此，随着劳动 年龄人口的减少，新成长劳动力数量逐年下降，人力资本改善的速度也将明显放慢。 每年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各教育阶段毕业未升学和肄业以及博士生毕业 人数之和
8、，构成了我国的新成长劳动力。根据预测，这个数字在 2011-2020 年期间每 年将以 1%的速度递减，必然导致劳动力总体人力资本的改善速度慢下来，表现为同期 我国人力资本总量（劳动力总量乘以人均受教育年限）也以相同的速度下降，成为全 要素生产率减速的一个因素。面对这种与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相关的情况，我国人力资本培养战略要有全新的思 路，教育体制改革要有突破性的举措，做出积极的回应。首先，通过义务教育向学前 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延伸、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多维度地深化教育发展，保持人口受 教育年限的持续提高。其次，通过提升教育生产率和毕业生质量，促进人力资本向全 要素生产率的转化。最后，通过加大培训力
9、度和提高培训效率，改善劳动者整体的人 力资本存量。第三，过度投资和产能过剩。全要素生产率归根结底反映的是生产要素的利用率 和配置效率。如果一种要素的投入超出了合理的限度，破坏了与其他要素的合理比例， 必然降低其利用率和配置效率，造成资源的闲置与浪费。在探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国别因素时，艾肯格林等作者发现，投资占GDP比重（投资率或资本形成率）高的国 家，更容易遭遇全要素生产率的下滑。2009 年我国资本形成率高达 46%，按照白重恩 的比较，这个水平比不包括中国在内的 20 个最大经济体平均水平整整高一倍。从那以 后，由于实施应对金融危机的一揽子刺激政策，以及近年来应对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成 本上
10、升产生的资本劳动比提高，投资率甚至有进一步的上升，意味着生产同量的 GDP 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本要素。过高的投资率产生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 面，从结果来看，过度投资以及与之相伴的产能过剩，造成资本利用率和投资效率下 降。另一方面，从实施方式来看，过度投资往往与大规模刺激政策相联系，倾向于集 中在垄断行业和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对那些具有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领域，以及具有 创新潜力的新成长企业，产生投资的挤出效应。解决过度投资问题，根本在于经济发 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当前的直接着力点应该是从需求侧刺激转向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降低杠杆率和消除过剩产能。进行这
11、类改革的关键是标本兼治，即 在对存量进行伤筋动骨式调整的同时，切实从体制机制上阻断增量的形成。第四， “创造性破坏”过程受阻。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意味着在那些丧失了比较优 势的产业衰落的同时，顺应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产业茁壮兴起，以及缺乏竞争力的企 业退出并消亡，更具竞争力的企业进入并成长。这个过程表现为创造性破坏，恰恰是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过程。在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中， “破坏”是必然的，不依人的意 志而转移，而“创造”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条件和政策环境。由于市场竞争决定企业优胜劣汰的过程，归根结底是以全要素生产率表现为评判 标准，因此，无论是一部分企业的新生还是另一部分企业的消亡，都有助于经济整体 的生产率提高。一方面，低效率企业占用着稀缺的生产要素，甚至以“僵尸企业”的形 态使资源闲置或休克。这种“僵尸企业”在任何程度上的存在，都以同样的程度降低整 体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另一方面，新成长企业能够脱颖而出，正是在于其顺应比较优势、资源配置合理、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强，从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因素。 可见，挖掘全要素生产率潜力的关键，在于消除现存的妨碍创造性破坏机制作用的体 制障碍，通过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竞争政策和发育生产要素 市场，创造必要的制度条件，使应该退出或消亡的企业真正被淘汰，使新成长企业能 够无障碍地进入竞争性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