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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图易辙 易辙 中共经长征到西北后，面临政策调整的艰巨任务。此时，苏联和共产国际发挥了决定性作用。20世纪30年代中期，鉴于德、意、日等国对世界安全的威胁，英、法、美及苏联全部在调整政策，在相互提防的同时，把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壮大作为外交政策主要内容。共产主义运动对这种调整的经典术语即统一战线。苏联国家政策的调整，必定会影响到共产国际尤其是中国。1935年8月，以王明为团长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此即通称的八一宣言。该宣言呼吁：全国各界“停止内战，方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八一宣言的发表标志着
2、中共内外政策开始向民族统一战线方向快速转化。谈判序幕八一宣言起草以后，共产国际立刻派张浩回国，传达新精神。11月，张浩辗转抵达陕北。12月，依据张浩带回的共产国际新精神，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由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指示。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要求中共现在阶段的策略路线：“不仅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础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与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中共政治路线重大转变自此得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确定。中共的政策调
3、整和国民党方面正在做出的重大转变相对应。面对民族危机加深、抗日救亡运动高涨、国民党内部分化倾向滋长的新形势，南京政府也在力谋顺应之道。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19日蒋介石到会发表对外关系演说，强调：“和平有和平之程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之时和牺牲最终关头，“即当听命党国，下最终之决心”。这表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开始严正面对向日方摊牌的可能，这是国民党对日政策渐变的主要一环。南京国民政府政策转变的关键步骤是寻求和中共调整关系，以寻求解除中共武装力量为前提，提出共产党问题的“政治处理”设想。1935年底，蒋介石在日志中写道：“本年驱逐毛泽东主匪于川滇之
4、外，使西南不受其害，川中朱、徐残匪虽未肃清，然已封锁于川康大金川不毛之地，不使窜扰宁远，而鄂西肖、贺亦不能负隅老巢，穷窜湘西黔东，此皆剿匪胜利之特点也。至陕北之匪，虽猖獗未杀，此乃东北军不行之故，决非赤匪强也。总而言之，今年中心工作为剿匪，可说已达成七分成功，明年则能够抗倭为中心，对匪仅着力于清剿可也。”从这段话能够看出，在蒋心目中红军已不是关键对手，进退拿捏，完全能够从政治角度行之。但对中共的处理，离不开苏联这个至关主要的原因。1935年底，蒋介石特派驻苏武官邓文仪前往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团秘密接触，探询联合抗日的可能性，同时指示陈立夫等在我国设法打通同共产党的关系。莫斯科方面，邓文仪先给共产国
5、际执委会秘书处写信，请她们代转王明，表示期望和中共秘密会谈的意向，未有回音。邓再求援于和中共关系亲密的胡秋原，期望能转达和王明接洽的信息。中共代表团接信后，指派潘汉年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时中央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副委员名义和邓见面。1月13日，潘汉年在胡秋原的寓所会见了邓文仪，由此拉开第二次国共谈判的序幕。艰苦推进1月17日和22日，中共代表团由王明出面，和邓文仪举行了两次正式会谈。邓文仪明确提出在苏维埃改制、红军改编的基础上，实施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提议，表示中共能够派代表到南京去和国民党代表直接谈判。双方约定，中共代表潘汉年和邓文仪一道，于1月25日离开莫斯科前往南京。莫斯科的谈判，一直在蒋介
6、石遥控之中。1月22日，就在邓文仪和王明于莫斯科进行第二次见面当日，蒋介石在南京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会谈。蒋介石一再向苏方提出：“共产党能够公开存在，不过任何一个国家全部不许可一个政党拥有自己的军队。苏联必需利用自己的威望劝说红军认可实际上的政府，那时中国就能抗日了。”对蒋介石的要求，鲍格莫洛夫拒不松口，回复说此属中我国政，不宜插手。因为得不到苏方帮助控制中共的承诺，蒋介石紧急致电邓文仪，命她离开莫斯科前往柏林，国共在莫斯科的接触急刹车。当国共两党在莫斯科实现高层接触的同时，我国经过多条管道展开的接触也在进行。1936年1月，国共两党秘密使者谌小岑和周小舟、吕振羽数次进行接触，谌传达了国民
7、党中央的意思，期望红军改编、帮助联苏、助蒋统一抗日。周小舟则要求国民党方面开放民主自由、立刻抗日、释放政治犯。谈判未取得结果。几乎在谌、周接触的同时，宋子文和陈果夫、陈立夫弟兄分别找到原属中共特科系统的董健吾和张子华，委托她们去陕北和中共中央直接建立联络。2月底，董、张二人抵达陕北，传输国民党愿意谈判的信息。陕北中共领导人对国民党方面的试探做出主动回应。1936年3月，张闻天、毛泽东等人代表中共中央表态，愿和南京当局开始详细实际的谈判，并提出国共两党谈判的五项标准，请董健吾回上海复命。又经过张子华往返于陕北、西安、南京、广州之间，传输中共中央、周恩来和张学良、曾养甫、陈果夫、陈立夫之间的信件。
8、今后，因红军东征，进入山西境内，国共在山西交手，双方接触陷入僵局。东征结束后，国共间的试探继续进行。1936年5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主张“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宁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详细措施”。7月至8月间，共产国际接连电示中共中央，尖锐批评“抗日反蒋”、以“西北大联合”对抗南京政府的计划，坚持主张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必需包含蒋介石政府和军队，反对支持各地军阀的反蒋行动。今后，中共公开放弃“抗日反蒋”口号，采取“逼蒋抗日”的方针，为国共谈判奠定基础。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直接呼吁“立刻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提出实施国共合作，“开始详细实际的谈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