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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国之略 （续）在一本军事类刊物上谈一种更接近经济问题的话题与否合适呢？军事是政治的延伸，经济是政治的基本，那么军事也就应当是经济的“延伸”的延伸，想来也说得通。再多自信一点，“经济基本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对多数人而言应当已经听得很滥了，但在面对某些具体问题时我们却又往往忽视了它：一条新闻出来后，那种比较飞机大炮数量的、就事论事的分析和评论总是让人听得不得要领；如偶尔把几件事情联系起来，一不留神又会弄个“诡计论”出来，事实上，如果静下心来，先把经济这个底层驱动力的状况疏理清晰，那么对于诸多问题，至少我们可以先给出一种清晰的历史背景 从中国经济的两次转型谈起 1976年之后，经历了十年政治磨难
2、，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点终于成了当时中国官方及民间的共识，许多问题随之摆到了中国政府面前。这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简朴地讲就是没钱，国内建设缺少资金，对外贸易缺少外汇储藏。70年代末，由于技术、设备引进的摊子铺得大了些，以致1978年、1979年、1980年持续浮现贸易逆差，分别为11亿、20亿、13亿美元，80年外汇储藏成了负数负1296亿美元（1978年时为167亿美元）。上世纪80年代“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决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的，至今仍受到不少诟病。然而必须看到的两点是：一方面，这之前的经济政策实质上是一种准战时经济体制，立足于战备，这并非是经济建设的常态，但要将立足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
3、，政策修改就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就当时来说，恐怕全世界也不会有几种人想到，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会发生苏东剧变，中国的外部环境会因此而浮现恶化。而那时国防建设的收缩幅度之因此会那么大，最主线因素还在于“缺钱”：1980年中国GDP为3332亿美元，至1990年也仅为3638亿美元，当年外汇储藏但是11093亿美元。事实上直到本世纪最初几年，如何“赚钱”和如何“省钱”都还始终是中国政府考虑经济问题的首要出发点。即便从国家安全角度来说，回忆几千年的历史，始终以来困扰中国的问题都始终是内政不小于外交外患无不是始于内忧。对于一种业已敞开国门的国家而言，国内的稳定最后只能是建立于经济的迅速增长之上（当
4、时有一种浮现频率很高的词和平演变）。从这两方面讲，对于当时具体的国防项目的取舍，笔者自知没有发言权，但从总体大局而言，做出“国防为经济建设让路”的选择在当时的确是无法避免和迫不得已的。 中国经济要发展就要解决工业化问题，和所有的经济体同样，这就必须通过一种原始积累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原始积累的常规模式就是个由农业为工业作积累，再由工业“反哺”农业，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工业化算是“以农养工”的一种比较极端的例子。同样，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始终在走这个路子，然而事实证明，在现代社会，这种积累模式的效率是非常低下的，在中国，这套“积累反哺”的反馈过程始终没有建立起来，相反却给农业工作制造了诸多严重的问
5、题。固然，这里笔者所作的也只是个“事后诸葛亮”而已，正是近几十年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历程才证明现代经济中“以农养工”搞工业化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 从目前的情形看，这个原始积累在中国是最后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来解决的。1992年，随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进一步放开，中国浮现了经济过热的局面不单是产品过剩，并且是产能过剩，当时的中国经济面临着硬着陆的危险。作为应对措施，1993年、1994年两年，在收紧银行贷款政策的同步，中国政府通过人民币贬值和制定鼓励出口的政策，开始将过剩的产能转向了国外。 从外部环境看，当时正赶上了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发展中国家运用发达国家的技术、资
6、本和本国的资源进行产业升级。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加快了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国家集中资金与技术优势生产高品位产品。按照萨缨尔森的比方，这种世界分工就是“最佳的律师同步也是打字最快的人，却不亲自打字”。单纯从个人感情上讲，笔者对这种国际分工并没什么好感，说白了发达国家就是冲着低成本去的，而所谓的低成本在很大限度上就是指人力成本（在服装之类的简朴产业中特别明显）实际就是发展中国家贱卖自己的劳动力。但是，发展中国家对此的确没有什么选择，市场经济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差距是由潜在生产力供需关系决定的。简朴地讲，发达国家既能生产飞机也能生产袜子，而发展中国家只能生产袜子但又需要飞机，如此定价权
7、自然就在发达国家手里。这样的利润分派带来的一种远期后果就是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一种国家内部可以通过税收政策、社会福利，转移支付等手段来挫平高收入阶层，弥补低收入阶层。但世界范畴内不也许有这样的机制，因此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际间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要解决眼前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又没有太多的选择，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经就说过：“我们准备好被剥削了，只是但愿剥削得比较公平。”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众多第三世界国家一起投入到了这轮全球化浪潮之中。对中国而言，目前看来当时的确是抓住了一种机遇对比其她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优势在于人口素质较高；就发展经济而言，老式东方文化的特性更为积极（相对说来，印度和东
8、南亚人民就有些过干安贫乐道了，从经济发展说这并不是一件好事）。除了中国，日、韩也是正面的例子，以至于有“儒家资本主义”这种提法。中国国内环境和周边环境都非常稳定，不像诸多第三世界国家，民族、宗教冲突不断，多种“游击队”把政府军打得焦头烂额。此外，中国政府属于“强政府”，具有极强的行动力，无论别人如何评价，但必须承认，在方向对的的前提下中国政府搞经济的效率是非常惊人的（就笔者所认同的一种见解：西方国家社会体系的实质应当是由各个社会功能模块所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可以在少有国家干预的前提下自我管理运营；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其社会体系更接近于一种“中心驱动”模式，这是由传承几千年的历史所
9、决定的。东西方两种模式只能说各有所长，而不能说孰优孰劣，拿所谓的“专制”、“民主”来套则更为荒唐。事实上，就重要几种东亚经济体来看，除香港受英国影响外，日本的经济活动中政府的调控占到了50，社会力量仅20，其他由市场调节：韩国的国家因素所占比例略低，但也有40，社会力量占30；而在新加坡，社会力量调控仅占10，政府比例高达50。这三个国家都不符合“小政府，大市场”的规定，而她们的经济成果却是有目共睹的，所谓“市场经济”，界定的核心不在于组织形式而在于运作方式）。1993年后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客观现象而言，可以拿“比较经济学”来解释。所谓比较经济学，直接的体现就是各个国家在本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10、加强投入并与其她国家进行互换，获得彼此的利益最大化。这里，军事领域的一句名言同样也能拿来套用“乞丐不和龙王比了”，中国一方面要解决的是拥有竞争力上的优势，掌握技术也好，自主创新也好，只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本之上，中国最早在国际市场形成竞争力优势的是纺织业这个低档别产业，除了人力成本外，上要优势就是前面提到的三条，再就是政府的出口退税政策。谁都明白，技术含量越高的产业利润也越高，而产业所处层次越高，对经济的拉动空间也越大。但是，高品位产业的高利润随着的是高风除和更长的利润回报期限，除非像核工业、航人业此类事关国家安全、不能拿一般经济原则衡量的产业，否则都需要一种既有的经济基本来支撑才有也许发展
11、。有了纺织业这个优势产业、获得了稳定的资金来源之后，这些钱又进一步投入到了来础建设和产业升级之中，到90年代后期，在更高一次的机电行业，“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形成了竞争力优势，至机电产品出口额已经占外贸出口总额的545，由逆差转为顺差，进而成为顺差主力。至此再将中国制造与鞋于、裤”联系在一起显然已经不合适了，“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由此迈出了第一步。“入世”之后，中国基本融入了国际大市场，在这种良性循环体系下，中国的产业升级一步一步地走了上来：中国造船业接单量达到世界第三，次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12月13日，联合国经济合伙与开发组织（OECD）称，中国在己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笔记本电脑、
12、手机和其她信息及通讯产品的出口国。，中国在ICT（信息及通讯技术）产品上的出口额达到1800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只有1490亿美元。在产业升级的同步，基本建设也形成了良性循环：获利基本建设投入增长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长基本建设投入 目前看来，中国制造已经逐渐从从单一的优势产业（都是较低档别的产业）拓展为一套低成本的工业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低在人力成本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则拥有更完整的工业体系、更完备的基本设施和更高素质的劳动者。 上面的几组数据都截至在和。在下面我们会发现这两年应当可以算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种战略性拐点：，中国贸易总顺差超过千亿，达1019亿美元，而时则仅为3198亿（另
13、一说为321亿）。贸易总顺差涉及两块，即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90年代中国各个地方的政府都想法设法引进外资，引进来的重要都投入到了加工贸易中，因素是这一块投入成本低，无需自己建立销售渠道并且见效快。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之后，加工贸易顺差中外资公司所占的比重一般都在7成如下（这6年分别为：636、679、701、74l、778、81），上文说“向发达国家贱卖劳动力”，重要就是指这一块，顺差很大但实际利润很小。需要阐明的是，中国认定外资的原则和西方有很大不同，其中一条就是中方认定的外资方应以公司注册地为准而不以公司母公司注册地点为准，也就是说，中国公司在国外注册的分公司如果再回来和中国注册的公司合
14、资也被算做外资公司（对中国外贸数据的记录国内外有时会有很大的差别盖源于此），因此那种“钱全被外国人赚去了”的说法也不能说完全对的。 长期以来，外资占大头的加工贸易始终是贸易总顺差的重要来源（的比例分别是89l、916、882、993和986），从到的加工贸易顺差分别是577亿、788亿、1065亿、1426亿美元，基本上每年增长35上下，非常平稳。而，贸易总顺差跃上了千亿美元，这就表白以中资为主导的一般贸易至此己经结束了大额逆差，出口增速变大，进口增速减少。就装备制造行业而言，金属加工机床进口增幅降到了98，开始负增长 从罗列出的这堆数字不难看出，以中国自身工业力量为基本的贸易模式在之后己经基
15、本可以独立完毕“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终于实现了一种质的下降。同在，国家外汇储藏总额达8189亿美元，全年外汇储藏增长2089亿美元，外储额初次超过了日本，居世界首位，之后又达到了目前的13万亿，国家手中的外汇已经从局限性变成了过剩。同步，全年各项税收总额达30866亿元（不涉及关税和农业税），至此，“赚钱”和“攒钱”已经不再是国家需要一方面考虑的问题了，可以说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经济实现财富积累的原始阶段基本已经走完。如果从互联网上查阅过去几年中每一年对下一年有关上述数据的预测，就会发现每次都是低估
16、这一积累阶段的完毕速度超过了大多数人的估计。 与此同步，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同样也开始迅速削弱。从产业升级角度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为主导己经逐渐过渡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虚拟经济”的兴起并不表达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会容易地让那些重要的战略产业向海外转移，过去总在说日本“以十多亿美元购买到了需要数千亿美元开发的技术”，这种状况目前已经主线无法再现了。且不说冷战的背景已经不复存在，仅在新的经济模式下，发达国家对技术专利的态度远比过去要认真，高品位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一来，目前中国对美国的进口贸易中，除了农产品和波音飞机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少之又少。在这种状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外汇储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