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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官方祈雨考述2013-08-29 10:58:42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 年 2 月，第 34 卷第 1 期郭宏珍祈雨是古代农业社会重要的祭祀与礼仪活动，为历来的封建统治者所重视，官方祈雨尤其是王室的雩祀与王朝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祈雨的本质是原始信仰，通过宏伟的祭坛、 丰盛的祭品、 壮观的舞乐、 殷切的祈祷以及肃穆的氛围等一系列仪式化的符号和象征行为，祭祀天帝及相关神灵，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此而言，不管是百姓的祭祀行为， 还是官吏的祈祷活动， 或者是国家的宏大典礼；也不管是成汤祈祷于桑林， 还是周代的女巫帅舞， 或是董仲舒繁杂和系统的祭仪，其文化内涵在传统文化中都能找到
2、原型； 由民众的祭到官吏的祈再到统治者的礼，其基本要素和理念都是互通的，具有共同的溯源和发展过程。一、古代官方祈雨的不同形式关于古代官方祈雨的最早记载是殷商时代的甲骨卜辞， 它反映了殷王室祈雨活动：“帝及今四月命雨贞：帝弗其及今四月命雨。 ” 1 “甲子卜，其求雨于东方。”2此后，祈雨始终与农业社会王朝的命运相始终，并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充实，发展为一种内涵丰富， 形式多样的祈雨文化。 根据旱灾发生的地点、规模和祈雨组织与参与者的身份，古代官方的祈雨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并分别对应不同层次的神灵祈祀。第一，地方官吏主持的祈雨。 古代的郡县官吏每年要及时上报郡况县情， 其中包括雨水的多寡状况，
3、 在可能发生旱灾而耽误农物耕种和成长的情况下， 要按照指令和规定祈雨。礼记月令：“命百县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谷实” 。汉代“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若少，郡县各扫除社稷” 3。一般而言，地方郡县祈雨是因时而宜相机进行的， 在特殊情况下， 例如郡县大旱引起了中央注意，则由皇帝下诏举行。后汉孝顺帝阳嘉三年（ 134 年），河南、三辅大旱，“下司隶、河南祷祀河神、名山、大泽。 ” 3晋武帝咸宁二年（ 276 年）久旱不雨，下诏令“诸旱处广加祈请” 4。宋宁宗“以旱命诸路州县祷雨” 5。郡县祈雨的对象通常是属境内名山、 大渎以及风伯、雨师等自然神灵及社庙、先贤祠庙、佛寺道观等。 山林川泽
4、是雨水的涵源地， 社稷先人可以为祈雨提供神力。“山川百原，能兴云致雨者也。众水所出为百原，必先祭其本。 ”6北魏文成帝和平元年（ 460 年）天旱无雨，下诏各州郡在辖界内洒扫祭祀大小神明。北周于翼任安州总管期间曾派员祀祭白兆山祈雨。 宋代射洪令张士逊 “祷雨白崖山陆使君祠”，又“祷欧阳太守庙” 5。元明宗天历二年（ 1329 年），张养浩赴任陕西行台中丞，其时关中大旱，他“道经华山，祷雨于岳祠， 及到官，复祷于社坛。”7以农为本，为百谷祈甘雨是地方官吏的重要职责， 常常与其政绩、 考核密切联系，“祷雨辄应”、“祷雨即沛”、“竭诚祷雨”等评述可能会写入其任职履历，所以他们都会竭力而为， 甚至会因
5、为意外或获病而死亡。 唐代咸通年间， 江阳县大旱，县令“以身祷雨赴水死。 ”8宋孝宗年间，知衢州王悦“以盛暑祷雨、蔬食减膳、忧勤致疾而死。 ”5清光绪八年（ 1882 年），扬州知府何金寿“祷雨中暍，病卒。”9清嘉庆年间方履篯为令闽中， “会旱， 祷雨烈日中， 体丰硕，中暑卒。”9相反，历史上也有一些贻笑史册的极端事例。北魏奚康生任相州刺史，天旱到西门豹祠祈雨， “不获，令吏取豹舌” 10；南安王元桢入邺城，“祈雨于群神” 而未获，怒而鞭打石虎之偶像以泄愤。 北齐文宣帝因 “祈雨不应，毁西门豹祠，掘其冢。 ” 11洪武二年（ 1369 年）松陵天旱，“太守陈府公初下车，首诣瞿昙祠求雨，十日不降
6、，守怒，欲焚昙象。 ” 12郡县祈雨的主要内容是祈祷， 同时，由于祈雨也动员全郡县百姓参与， 即所谓的家人“祠户”、“祠灶”、“祠中溜”、“祠门”、“祠井”，因此也包含了祭祀等民俗文化意义；另外，即使是官吏的祈祷，也不排除部分祭仪的存在，如社祭、四方祭、门祭、市祭、山泉祭、桥道祭和报祭等 3。可以说，郡县祈雨的基本特征是喻祈于祭。第二，中央有司组织和主持的祈雨。古代中央有管理祭祀礼仪的专门机构，祈雨是其职责之一。 按照礼制规定， 西周有司祈雨的对象是山川等自然神灵和诸侯、百官、卿士等上公以下的古圣先贤，如相传为共工之子、被后世祀为后土之神的句龙及土谷之神社稷等。 汉代太常履行祈雨职责， 唐代以
7、后由礼部司管， 祈祀对象也主要是岳镇海渎等自然神灵和社稷宗庙等祖先神灵； 有时因受皇帝命令或委托，有司祈祀对象还扩展到天、地等大神， 汉旧仪：“求雨，太常祷天地、宗庙、社稷、山川以赛。 ”3金章宗“命有司祈雨” ，望祀岳镇海渎于北郊。有司之外，常见有宰臣、百官受命祈雨。汉代设“开三府请雨使者”参与相关祈雨事宜，还令“公卿官长以次行雩礼求雨” 3；汉武帝“令百官求雨” 。后周太祖“分命群臣祷雨” ；后梁太祖“宣宰臣各赴望祠祷雨” ；宋太宗、神宗命群臣、宰臣“祀郊庙、社稷”祷雨等。汉代以后，由于道教的兴起、佛教的传入以及之后儒、释、道的逐渐合流，有司祈雨对象还延伸到佛、道等宗教神，后晋皇帝曾命令朝
8、臣、宰臣到寺观祷雨。第三，皇帝亲自祈雨。在京城发生旱灾，或者地方发生严重旱灾的情况下，皇帝一般会亲自为庶民祷获澍雨，其形式也是多样的， 而祈雨的对象、 地点历朝历代甚至于每个皇帝不尽相同。首先，名山大川是皇帝祈雨的主要对象。 西周宣帝祈雨仲山， 北魏孝文帝祈雨于武州山。皇帝远行祈雨成本很高，于是皇帝任命近臣、内侍、中使作为自己的代表前往祈雨。 汉昭帝派人祈雨嵩高、 首阳山；后赵石勒委派太子和佛教徒佛图澄到临漳西滏口祈雨； 唐太宗曾派遣长孙无忌、 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 唐玄宗派人祈雨骊山；后晋少帝派人到嵩山投龙祈雨；宋仁宗“遣内臣入蜀祈雨” 13；金世宗遣使祷雨静宁山等。其次，宗庙、社稷、郊
9、坛是最常见的祈雨对象和地点。唐中宗派人祈雨于干陵。金代祈雨多在社稷、太庙。明代皇帝春祈雨、冬祈雪于郊坛及山川坛、社稷坛。清朝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 竭力认同中原文化， 对农耕地区的祈雨活动也非常重视，清初沿袭明代惯例，祈祀社稷坛、天神坛等。再次，自汉代开始， 佛教、道教等宗教信仰逐渐渗透到统治者的意识形态领域，皇帝本人虽然并非教徒，但在灾害频发时，往往会把宗教功利化，企求宗教神灵的助佑。每逢天旱，皇帝常常前往京师附近的寺观庙宇祈雨。后汉隐帝“幸道宫、佛寺祷雨”；后唐庄宗经常到龙门广化寺、玄元庙祈雨、祈雪；宋代皇帝祈雨的寺观较多，如相国寺、太平兴国寺、开宝寺、天清寺、明庆寺、建隆观、会灵观、醴泉观
10、、祥源观等等；清代皇帝多在觉生寺祈雨。与此相关，皇帝还派遣僧、道、术士作坛祈雨。前秦苻坚曾派西域僧人僧涉咒龙请雨，“时天大旱，坚命师祈雨，呪龙钵中，其雨沛然。”14后赵石勒曾命僧人佛图澄 “自行祈雨，俄有白龙降于祈所，其日澍雨。 ” 15唐玄宗命术士罗公逺以及梵僧不空、僧一行祈雨；后唐庄宗信任佛僧诚惠， “京师大旱，庄宗亲自拜迎至京城” ，但因其祈雨无验，众大臣 “将加焚燎， 诚惠惧而遁去。”16元世祖、英宗多次让 “西僧”祷雨。最后，祈雨群神祠及龙潭、龙祠等。这是古老原始信仰的遗存，并因加入了民间信仰的因素而不断丰富。唐明皇每逢亢旱，“禁中筑龙堂祈雨” 17；唐德宗祈雨兴庆宫龙堂， 并派人祈
11、祷于群神； 后晋高祖派太子祈雨白龙潭；明代祈雨祗告天神、地祇、太岁，明世宗“亲祷雨于凝道雷轩”18。龙潭信仰在清代皇帝中占有重要地位， 每逢京师天旱， 首先祈雨黑龙潭， 次祈天神坛，再祈社稷坛。乾隆十五年（ 1750）亢旱持续，乾隆皇帝一月内两次求雨黑龙潭。皇帝有时还会独处求雨，包含了某些巫术因素。后汉孝顺帝“亲自露坐德阳殿东厢请雨” 3，其它事例如元仁宗“露香默祷” 、清圣祖斋居祈雨等。以上诸种官方祈雨形式， 并不是截然分离的， 有时是同时进行的， 如宋神宗熙宁元年（ 1068 年）正月天旱，皇帝亲幸寺观祈雨，又令在京差官于本司致斋三日，然后分祷各处， “诸路择端诚修洁之士，分祷海镇、岳渎、
12、名山、大川，洁斋行事， 诸路神祠、灵迹、寺观，虽不系祀典，祈求有应者，并委州县差官洁斋致祷。” 5官方的祈雨活动，反映了统治者层面意识形态领域多神信仰的本质，并内化为文化传统而一以贯之， 伴随封建王朝活动的始终， 其基本特征是喻祈于祭，喻祈于仪，并包含了大量巫术要素。二、作为国家祀礼的雩祀雩祀是国家的礼仪之一，由王室或者皇帝垄断履行，借助于盛大礼仪展示，其意义远远超越了一般的官方祈雨。殷商甲骨卜辞同样记载了商王室的雩祀活动：“贞雩方，其有贝。贞雩方，无贝。 ” 19周代雩祀参与的机构众多，如主管农田水利的稻人要向百姓收取雩祀所需财用， 掌管群巫政令的司巫要率领女巫参加舞雩等。雩祀记载频繁出现在
13、先秦文献中， 春秋书雩二十余次。汉代以后，史籍对于雩祀的记载相对减少。西汉初期， “承秦灭学，正雩礼废” 20，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才第一次举行大雩礼。此后，雩祀一直是王室生活中的大事，被列为国家大祀活动之一， 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重视。 唐代以后， 雩祀成为祭天大祀，形式愈加完善复杂，集中表现为程序更加缜密、设高坛雩雨以敬天帝、雩雨与祭帝祖结合等，以示先帝之神验21。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的雩祀及官方祈雨活动与前代稍有不同， 由于都城先在开封， 后在江南临安， 所以祈雨的时间不仅限于农历四、五月，而可提前到二月；更重要的是，除了天旱因素外，宋代皇帝祈雨也与天象灾异有关，此外， “大量地域神祗在
14、宋代受到封赐、地域雩祀文化的不断发展， 是国家信仰和民间信仰两大体系不断对话的结果。这种结果往往通过地方官和地方精英的努力得以形成，并且主要体现在官府信仰体系这个层面上。” 22一般认为，雩祀可以分为两种， 一是孟夏四月举行的常规雩祀， 为例行之祭；另一种是因天旱不定时举行的“大雩” 。对此，笔者认为，古代雩祀并非“例行之祭”，而是有条件的。首先，学者认为，史籍中之所以很少记载雩祀，是因为“常雩不书” 的缘故。杨伯峻认为：“雩有二：一为龙见而雩，当夏正四月，预为百谷祈雨，此常雩。常雩不书。一为旱祓之雩， 此不时之雩。” 23其实，清代以前史籍中只有 “雩”和“大雩”，并没有“常雩”。乾隆七年（
15、 1742 年），清朝统治者在制定雩祀典礼时才设“常雩”。清代常雩在形式上更多表现为皇帝组织有司举行的祈雨活动，可以由有司或者大臣代行， 如乾隆十六年（ 1751 年）“遣履亲王允祹代行常雩礼” 9，五十九年（ 1794 年）“常雩，命皇八子仪郡王永璇代行礼。 ” 9清代“以 常雩 为代表的农事祭祀成为了国家最重要祭典之一， 应当说是一种文化转型的标志。 常雩的设立是历史长期演化的结果， 即偶发性的 祈雨 演变成一惯性的 常零 的过程，也就是从”民则祀之“逐步演变以 圣王之祀”的过程，即皇帝最终垄断了祈祷雨泽的祭神权。 “24其次，雩祀是在春旱发生或者一连几个月的天旱持续到春播时才举行的， 即”诸雩旱不雨“25中之上，这就为雩祀提出了一个前提，即旱灾。旱灾形成过程中举行的雩祀才叫作雩，否则只是一般的祈雨活动，晋代戴邈说： “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