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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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明楷：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象转贴自：法律科学2005-3原作者：张明楷根据我国刑法的文字表述，诈骗罪的对象为“财物”；但许多国家的刑法明文规定财产性利益是诈骗罪的对 象。所谓财产性利益，大体是指狭义（普通）财物以外的财产上的利益，包括积极财产的增加与消极财产 的减少。例如，使他人负担某种债务（使自己或第三者取得某种债权），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不限于民 法意义上的债务），使债务得以延期履行，如此等等。本文探讨的是，我国刑法中的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 益？本文的观点是，作为诈骗罪对象的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关于诈骗罪对象的立法，外国刑法存在以下几种体例： 一是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分别规定。如日本刑

2、法典第 246 条规定的诈骗罪对象仅限于“财物”，但 该条第 2项规定：“以前项方法，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或者使他人取得的，与前项同。”因此，一方面， “财物”不包含财产性利益；另一方面，如果没有“二项犯罪”的规定，则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不成立犯罪。 例如，日本刑法典第 235 条规定的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物”，故盗窃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不具有可罚性。 英国1968 年的盗窃罪法也将诈骗财物与诈骗财产性利益分别规定（其第15 条规定的是诈骗财物，第 16 条规定的是诈骗财产性利益）。二是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规定在同一款中。如韩国刑法典第347 条第1款，规定诈骗罪的对象为 “财物”或者“财产上之利

3、益”（其第329 条所规定的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物”）。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 159 条第 1 款规定的诈骗罪对象包括“他人财产”与“他人财产权利”（其第 158 条所规定的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 产）。三是以“财产”、“不正当利益”等概念包含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例如，德国刑法典第 242 条与第 249 条规定的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对象限于“动产（” 或“可移动的物品”），而第263 条所规定的诈骗罪对象是“财产”， 其中的“财产”便包含了动产、不动产等财物以及财产性利益。再如，意大利刑法典第624 条与第 628 条 规定的盗窃罪与抢劫罪的对象仅限于“他人的动产”，但第 640 条规定的诈骗罪对象则

4、为“不正当利益”，后者 显然包括财物与财产性利益。上述三种体例形式有异，但实质相同：其一，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或财产上的利益、不正当利益）是 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刑法明文规定的对象为财物或动产，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就不构成犯罪。根据上 述所列规定，在日本、韩国、德国、意大利等国，盗窃财产性利益不成立盗窃罪（也不成立其他犯罪）；至 于抢劫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是否成立犯罪，则取决于刑法分则有无明文规定。其二，诈骗罪对象宽于盗窃罪 对象，即盗窃罪对象仅限于财物，而诈骗罪对象包含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单从财物的角度来说，如果说盗 窃罪对象仅限于动产，诈骗罪对象则还包含不动产。在本文看来，在上述立法例中，诈骗罪对

5、象之所以宽 于盗窃罪对象，主要原因在于：盗窃罪是违反被害人意志而转移占有，但一般而言（特别是在没有计算机 的时代），未经被害人同意，几乎不可能转移不动产与财产性利益，即使在某些情形下转移了不动产或财产 性利益，也难以产生实际效果，况且很容易通过民事手段恢复原状；但诈骗罪则不同，由于转移不动产或 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得到了受骗者或被害人的同意（尽管存在瑕疵），行为人不仅能够取得不动产或财产性 利益，而且难以通过民事手段补救。由此可见，诈骗罪对象宽于盗窃罪对象的立法例具有合理性。我国刑法分则第五章的标题为“侵犯财产罪”，但第 266 条以及该章的其他条文都仅使用了“财物” 一词。于是，需要回答以下问

6、题：作为诈骗罪对象的 “财物”是否包含财产性利益？如果作出否认回答，是 否符合法益保护的目的与客观现实？倘若得出肯定结论，是否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依笔者之见，主张诈骗罪对象包含财产性利益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首先，刑法分则第五章规定的是侵犯财产罪，反过来说，刑法分则第五章的目的在于保护财产 （当然需要具体化）。刑法分则中的章节标题，对理解章节之下的法条的保护法益，具有不可低估 的指导意义。例如，刑法分则第四章是为了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故该章具体法条的保护法 益，必须在各种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中予以确定。因此，得到被害人有效承诺的诬告陷害行为，虽然侵犯 了司法活动，但由于没有侵犯公民

7、的人身权利与民主权利，不得认定为诬告陷害罪。刑法分则第五章的 标题，指明了其保护的法益为财产。“财产一词在各国立法和法学著作中，往往具有多重的含义。第一，财 产是指有货币价值的权利客体，在这个意义上，财产和有体物是相通的。第二，财产是指人们对物事有的 所有权，在这个意义上，财产与没有权利归属的物是相对的，一个没有形成权利的而仅仅是被事实上占有 的物，并不是财产，财产就是指所有权，德文的eigentum、英文的Property,既可以译为财产，又可以译 为所有权。在英美法系国家，法律和法学中很少使用所有权的概念，更多的使用了财产的概念。第三，财 产还可以用于捐物和权利的总和，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权

8、不过是一种财产。”我国法律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 “财产”概念。民法通则第五章第一节标题为“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其中的“财产” 指财物，而继承法第 3 条规定的“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中的“财产”，则泛指有体物、 财产权利与财产义务。事实上，现代社会对财产的衡量，已由对实物的占有让位于主体实际享有利益的多 寡，财产权表现为庞大的权利系统，并可抽象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换言之，财产是主体在物上的权利 或加于其他人的非人身性权利，前者包括主体在物上的所有权或其他排他性权利，后者则包括债权和其他 含有财产内容的请求权。既然如此，从逻辑上说，作为刑法分则第五章的保护法益，

9、当然不能排除财产性 利益。进一步而言，既然刑法分则第五章标题表明其保护法益是财产，那么，对该章各个法条所述“财 物”就应当作为财产的表现形式来理解，即应当将财物解释为“具有财产性质的利益”，包括财物与财物以外 的具有财产价值的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利益。其次，财产性利益是法所保护的一种重要利益，将其作为诈骗罪对象，具有现实的妥当性。因为财产 性利益与狭义的财物对人的需要的满足，没有实质的差异；况且，财产性利益具有财产价值，甚至可以转 化为现金或其他财物。如果不将财产性利益作为诈骗罪对象，就会导致处罚的不公平。例如，甲使用欺骗 手段取得他人 1 万元现金；乙采用欺骗手段使他人免除自己 1 万元的债务

10、；丙利用欺骗手段使银行职员将 他人 1 万元的存款转入自己的账户。可以说，甲、乙、丙三人的行为都是给他人造成了1 万元的财产损害， 法益侵害性质与程度没有区别。如果对甲的行为以诈骗罪论处，对乙、丙的行为只是追究民事责任，则违 反了刑法的公平正义性。正因为如此，司法实践中，一般将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例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4月 10 日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 条第2 款的规定：“使用伪造、变造、盗窃的武装部队车辆号牌，骗免养路费、通 行费等各种规费，数额较大的，依照诈骗罪的规定定罪处罚。”所谓“骗免”养路费、通行费

11、等各种规费，实 际上是指使用欺骗方法，使他人免除自己的债务；债务的免除意味着行为人取得了财产性利益。再次，从刑法与民法的关系来考察，刑法也应当保护财产性利益。根据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凡是适用 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法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据此，如果民法能够抑止所 有侵犯财产的行为，刑法就没有必要将侵犯财产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民法对所有权、债权及其他财产性 利益的保护不是万能的；民法不足以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在财产关系极为复 杂的当今社会，认为完全可以通过民法补救被害人的债权、财产性利益的损害，也是不现实的。前述外国 立法例，在否认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

12、窃罪的对象的同时，肯定了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敲诈勒索 罪的对象，也说明民法并不足以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所以，当民法木足以保护所有权、债权及其 他财产性利益时，就需要刑法保护。如果认为只有财物才能成为侵犯财产罪的对象，那便意味着：只有当 民法不足以保护所有权时，才由刑法保护；而当民法不足以保护债权及其他财产性利益时，不能由刑法保 护；这显然不利于保护财产。另一方面，我国刑法第 2 条宣布保护财产，第 13 条宣布侵犯财产的行 为构成犯罪，刑法第 20 条、第 21 条也间接表明刑法保护财产。所以，当民法不足以保护债权及其他 财产性利益时，由刑法予以保护实属理所当然。最后，刑法的相关规

13、定表明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诈骗罪对象。例如，刑法第224 条规定的合同诈 骗罪的表现形式之一是， “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货物、货款、 预付款都是财物，但担保财产则不限于狭义财物，而是包括了债权等财产性利益。可见，合同诈骗罪的对 象可以是财产性利益。再如， 刑法第210条第2款规定：“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 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 266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增值税等发票本身虽然 是有形的，但上述规定并不是旨在保护这种有形的发票本身，而是保护有形发票所体现的财产性利益（抵 扣税款、出口退税）。或许人们认为，上述规定属

14、于法律拟制。即财产性利益原本不是诈骗罪的对象；只是 在有拟制规定的情况下，财产性利益才能成为诈骗罪的对象；而拟制规定的适用范围必须受到严格限制， 只能在法条明文规定的特定范围内适用。诚然，拟制规定的内容不能“推而广之”，只能在特定范围内适用。 但是，如果认为刑法第266 条所规定的诈骗罪对象本身包含财产性利益，那么，第210 条第2 款的规 定就不是法律拟制，而是注意规定。既然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具有合目的性与具体的妥当性，那么， 就应认为刑法第266 条所规定的财物原本包含财产性利益，敌第210条第2款只是注意规定，而不是 法律拟制。问题在于，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是否属于类推解释，是否违

15、反罪刑法定原则？ 如果认为，“刑法第266 条规定的对象是财物，尽管财物只限于有体物与天体物，但为了满足处罚的 需要，对于骗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也应定罪量刑”，那么，这显然是类推解释的思维。因为，如果解释者 明知骗取财产性利益不包含于刑法规定的“财物”之中，仍然主张以诈骗罪论处，就意味着解释者明知刑法 没有将诈骗财产性利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但鉴于处罚的需要以及财产性利益与财物的相似性，主张以犯 罪论处。在这种思维中，即使刑法没有明文规定的行为，也可能成立犯罪。但是，以上讨论明显不是这种 思维，而是认为，刑法第 266 条的“财物”包含有体物、无体物与财产性利益。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 认为财产

16、性利益属于“财物”，是否属于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或者说，将“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 性利益，是被允许的扩大解释，还是被禁止的类推解释？疑问显然是存在的。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它既是立法机关制定刑法、司法机关适用刑法必须遵循的原则，也是任 何解释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即使是立法解释，也不能采取类推解释方法）。要判断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 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首先必须明确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以及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区别。罪刑法定原则的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民主主义要求，国家的重大事务应由国民自己 决定，各种法律应由国民自己制定。刑法的处罚范围与程度直接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命、身体、自由、财 产与名誉，属于特别重大的事项。“在特别重大的问题上，公民继续保留其否决权：这属于人权与基本权利， 可以被理解为民主的创造性存在（而非像在传统自由主义中被作为对民主的提防）。”所以，应当由国民决 定什么行为是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