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变：村落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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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李培林内容摘要：本文是中国发达地区村落终结过程的记录和分析。作者通过对 广州市“城中村”的调查发现，村落终结的艰难，并不仅仅在于生活的改 善，也不仅仅是非农化和工业化的问题，甚至也不单纯是变更城乡分割的 户籍制度问题，而在于它最终要伴随产权的重新界定和社会关系网络的重 组。作者试图通过建立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村落终结类型，建构村落城市化 整个链条的最后一环，以便能够在理论上复制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村落非农 化、工业化、城市化的全过程。关键词：村落城市化 制度变迁 理性选择10 年前，我曾翻译了法国著名农村社会学家孟德拉斯( Henri Mendras ) 的一本经典著作

2、农民的终结，这个话题，对于当时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来 说，似乎还非常遥远。孟德拉斯在书中指出，“20 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 这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因为在此之前的 上个世纪，“较之工业的高速发展，农业的缓慢发展可以给人一种安全稳定、千 年平衡的印象，与工业的狂热相对照，农民的明哲适度似乎是永恒的：城市和工 业吸引着所有的能量，但乡村始终哺育着恬静美满、安全永恒的田园牧歌式幻 梦”，而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铁律打破了原有的平衡，震撼和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 16 页事实上，在中国一些较发达的地

3、区，这个过程在 1980 年代就已开始了。 当然，对于整个中国来说，这种“巨变”可能要延续很长时间，不过，在上述地 区，这种“巨变”正在加速进行。人们原来以为，村落的终结与农民的终结是同 一个过程，就是非农化、工业化或户籍制度的变更过程，但在现实中，村落作为 一种生活制度和社会关系网络，其终结过程要比作为职业身分的农民更加延迟和 艰难，城市化并非仅仅是工业化的伴随曲，它展现出自身不同于工业化的发展轨 迹。一、问题的提出和方法、假设的交代“城中村”在整个珠江三角洲地区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和热门的话题，围 绕着“城中村”，街谈巷议中也有各种各样的故事。近20 年来，珠江三角洲的工 业和城市以令人目

4、眩的速度扩张，这种高速扩张似乎是引发产生“城中村”这种 独特事物的直接原因。但问题并非如此简单，因为在其他国家的城市化过程中， 这种“城中村”现象还几乎从未出现过。所以，“城中村”现象的产生，一定与 中国的比较独特的因素相关联，这就很容易使人们联想到中国已经实行了几十年 的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但这种户籍制度是所有中国村落共有的，所以还应当有 另外的特殊机制在起作用。而这种机制究竟是什么，则成为激发我们研究热情的 一个“悬念”。在调查之前，我们原来设想，所谓“城中村”，就是在很多城市的城乡结合 部出现的、已经转为以从事工商业为主的村落，是城市地域扩张的一种自然延伸， 大概就类似于北京的“浙江村”

5、、“韩村河”那种村落，无非是生活和工作都很城 市化了，只不过房子矮一点、商业气氛淡一点而已。然而，当我们到作为华南经 济、政治、文化中心的广州市“城中村”进行实地调查时，尽管事先已阅读了一些相关的资料，还是感到一种心灵的 巨大震撼并惊讶地失语。因为现实呈现给我们的“城中村”，与我们心目中原来 的想象，实在有太大的距离：就在繁闹的市中心区域，就在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之中，每个“城中村”就像在方圆几公里人为制造的一个整体的高达 20 多米的 “水泥巨物”。震撼还不仅仅来源于此：这个“水泥巨物”并不是由某个公司或 某个经济集体建造的，其基本的住宅楼是一家一户的个体盖起来的，但在土地和 房租收益的刺激

6、下，建筑已完全失去个体差异的美学意义，经济的铁律也碾碎了 中国传统村落和谐人居空间的“文化意义”刘沛林：古村落：和谐的人居空 间，上海三联书店，1998 年在连接着的非常雷同的 7、8 层高的建筑物 中间，是由原来的宅基地间隔确定的宽约 1.52米的街道，但在第2层楼以上， 为了最大化地扩展住宅建筑面积，街道两旁的楼都伸展出来，几乎把露天的地方 全部塞满，形成当地人戏称的“贴面楼”、“亲吻楼”和“一线天”。村落中的大 部分住宅，白天房间内要靠电灯照明，村里的街道也形同“地道”。但就是在这 样的环境中，村里的人气和商业气氛却很旺，狭窄幽暗的街道两旁，排满各种商 店、杂货店和服务网点，在村里居住的

7、人除了村民之外，还有几万租房而居的外 来打工者。 都市里的这种“城中村”既像是古老历史的遗物，又像是快速城 市化过程中新生的活体。发生在“城中村”里的种种故事，也遭到一些媒体和学 者的简单非议。一位学者写道，“城中村”的“规划、建设、管理极其混乱，外 来人口膨胀，内面的出租屋成为黄赌毒的温床，超生游击队的藏身之穴， 这些和现代城市的生态、整洁与舒适是大相径庭的”马中柱：改造“城中村” 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需要 ， 广东精神文明通讯第 8788 期专刊， 2000 年还有一位记者评述道，这些“洗脚上田”的农民，“他们不用劳作，有 村社的分红和出租屋的租金，足可以高枕无忧。他们成为居住在城市里的特

8、殊群体出入城市公共场合，却没有得体的打扮和相应的气质，对宗族观念、 对求神拜佛的尊崇弥漫了整个村落。城市在进化，村庄在消失，村民在夹缝 中裂变。老人在麻雀桌上消磨着他们的最后岁月，中年人在文化水平低下、被社 会的先进产业淘汰的情况下，固守现状，任何一项有关城中村新政策的出台， 都会令其对自己的生存状况担忧”记者评述：在城市的夹缝中裂变，南方 都市报2000年9月6日2000 年 9 月 6 日，广州市召开“城镇建设管理工作会议”，确定在未来5年 要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建立整体协调的大都市城镇体系。这其中的一项重要工 作，就是要在 5 年之内基本完成中心城区内“城中村”的改制和改造，在城市规 划

9、区内全面推行农民公寓建设，基本没有土地不以务农为主要职业的农民，全部 成建制地转为城镇居民，实行城市化管理郑毅等：广州改造“城中村”目标 确定，南方都市报2000年9月6日然而，与这种乐观的规划形成对 照的，是广州市市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现出的出人意料的审慎和冷静：他认为， “城中村”的改造“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有的可能要花一两代人的时间，并不 是3年、5年、10年可以改造好的”市长专访：按照规划量力而行改造城中村， 南方都市报2000年9月6日从宏观上来看，城市化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改造村 落社会结构的必由之路。而且我们通常认为，这个城市化的过程是充满农民的欢 庆、喜悦和

10、梦幻的。然而，在村落城市化的最后一环，在这村落的终结点上，为 什么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千年村落的文明裂变和新生的艰难？我们在本文提出 和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世界城市化的经历中，为什么惟独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 三角洲出现了“城中村”？它是农民的一种理性选择还是一种非理性的构造？“城 中村”的顽强存续究竟是一种什么机制或功能在起作用？改造“城中村”究竟应 当从哪里入手？把村落终结过程作为研究对象，比较适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可能就是参与观 察了，在对历时性的“过程”研究方面，一个时点上的共时性问卷调查显然有很 大的局限性。尽管利用问卷调查数据进行生命历程的研究已经取得很大的突破， 但数据反映“过程”还是欠

11、缺“丰满”和“质感”。当然，对个案的参与观察研 究，也容易囿于个案的特殊性而失去普遍的解释力。我们的目的也许过于宏大了 一点，我们试图在研究中建立一种关于中国村落终结的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 型(Ideal Type)。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村落城市化过程的链条上，社会学已经有 众多不同类型的散点研究，如周大鸣对广东都市里的村庄“南景村”的研究周 大鸣：城乡结合部社区的研究：广州南景村50年的变迁，社会学研究2001 年第 4 期，王春光：社会流动与社会重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 民出版社， 1995年、项飙：社区何为：对北京流动人口聚居地的研究，社 会学研究1998 年第 6 期、王汉生等：

12、“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 种特殊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 年第 1 期。对都市外来流动民工和农民小业 主聚居地北京“浙江村”的研究，折晓叶对高度工业化的东南地区超级村庄“万 丰村”的研究折晓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 学出版社， 1997 年，陆学艺等人对北方地区初步工业化的“行仁庄”的研究陆 学艺主编内发的村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王铭铭对发达地区 农业村闽南“美法村”、“塘东村”的研究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 闽南三村调查，三联书店， 1997 年，黄平等人对欠发达的民工流出地 4 省 8 村的研究黄平主编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

13、口的社会学研究，云南 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等等。通过对村落城市化链条每一个发展环节理想类型 的建立，就可以在理论上再造中国村落城市化的生动而又丰富的全过程。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2001年10月对广州市7个“城中村”的调查，它们是 石牌村、棠下村、瑶台村、三元里村、同德村、冼村、杨箕村、林和村和猎德村。 我们在调查中访谈了部分政府管理者、村干部、村民和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 打工者，形成了一个更加深入细致的访谈调查的结构性框架。这是一项关于“都 市里的村庄”研究课题的初步调查，所以本文也相当于此项研究的开题报告。据 统计，广州市共有 139 条“城中村”，以“条”而不是以“个”为单位来计算

14、“城 中村”的数量，表现出“城中村”融入城区的特点。这139 条“城中村”大体可 以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处于繁华市区、已经完全没有农用地的村落；二是处于市 区周边、还有少量农用地的村落；三是处于远郊、还有较多农用地的村落。我们 调查研究的“城中村”，基本只限于第一种类型，因为它们最突出地呈现出村落 终结的特点，这个类型的村落在广州市 139 条“城中村”中约占 1/3，本文中“城 中村”概念的使用，也特指这一种类型的村落。二、“城中村”的产生：土地和房屋租金收益的刺激要想了解“城中村”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一般来说应当从“城中村”本身作 为城乡二元混合体的典型特征入手。如果说在市场经济和再分配经济之

15、间存在着 “混合经济”的话，那么“城中村”就是在城市和村落之间存在的“混合社区”。 “城中村”的生活方式已经完全城市化了，“村民”们也都居住在市区、甚至是 中心市区，他们已经完全不再从事或基本上不再从事属于农业范围的职业，甚至 他们的户籍也已经全部或绝大部分转为城市户口。那么根据什么还称他们为“村 落”和“村民”呢？难道以上这些方面不正是我们平常区别“村民”和“市民”最通行的标准吗？ “城中村”的村落特征或许显示出我们容易 忽视的一些更深层的城乡差异的体制因素。这些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土地制度的差异。根据法律，城市所有土地的产权归国家所有，而村落土地的产权归村落集体 所有，在城市

16、化的过程中，国家可以征用作为农民生产资料的农用地，但难以征 用作为农民生活资料的宅基地，所以“城中村”嵌入市区的住宅用地和部分村集 体房产用地至今还是归村集体所有，我们在随后的分析中会看到这种差异的重要 性和巨大影响；二是社会管理制度的差异。根据法律，城市社区由作为基层政府 派出机构的“街道办事处”管理，管理的一切费用由政府财政承担，而村落社区 则由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村民委员会”管理，管理的一切费用由村集体承担， 这是形成我们在后面要分析的“村落单位制”的一个根本的因素；三是与土地制 度和管理制度相联系的“村籍”制度。我们容易认为，城市化的主要阻碍是一个 户籍制度问题，农民身分的转变就是从农村户籍转为城市户籍，但“城中村”的 “村民”已经由于耕地的征用而几乎全部转为城市户籍，但他们仍然保留着“村 籍”，对他们来说，“村籍”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