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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在中西文化熏陶中成长：非凡的经历注定了宋庆龄热情单纯开朗的性格宋庆龄出生在上海的殷实之家闯荡美国的父亲在国内逐渐发达，西化家庭中成长的母亲贤淑温和、笃信基督教.这个传统底蕴厚重的家庭里，既存在着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意识、又充盈着长幼尊卑的亲情观念；既鼓励行为思想的独立，又注重世俗生活的乐趣和享受。浸润在传统家庭的生活环境中,长期接受西式教育，成长其间的宋庆龄从少女阶段就有了一双明亮、热情、追求美好的眼睛和一颗温和、宽厚、热爱生活的心.她9岁入上海中西女塾,14岁赴美国留学，21岁回国，在美国生活长达7年，受美国文化熏陶12年.这个教育过程贯穿宋庆龄最重要的成长时期，对其性格以及认识社会、思
2、考世界的人生观、世界观形成至关重要，奠定了宋庆龄一生中西共融的复杂性格。美国文化熏陶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宋庆龄更习惯于西式的思考视角,虽然这让宋庆龄在国内生活中遭遇了种种困惑，但也赋予了她对待人和事始终保持单纯、美好的感受能力。1912年4月,宋庆龄以流畅优美的英文在威斯利安女子学院的校刊上发表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热情赞扬了辛亥革命,并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的生活视角，指出剪辫子是因循守旧(注意，她称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保守的民族）的中国人舍弃附属物中华民族耻辱象征的勇敢举动，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年轻的宋庆龄对中国社会习俗的思考已上升到政治层面上,其政治生命一开始就展现出女性视角的关注和理解。身居
3、国外的宋庆龄更能感受祖国落后带给个人的影响，更容易接受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专横的满人贪污腐朽这一观点。因此,在她看来，通过革命推翻满清王朝是中国人获得“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可以使民众获得追求生活、自由和幸福权利的必由之路。这是宋庆龄青年时代即确立的政治观.在宋庆龄眼中，辛亥革命通过共和国制度的创建为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20世纪的奋斗目标主要是实现“博爱”。在谈及自由、平等、博爱三者的关系时，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宋庆龄将“博爱”喻为兄弟情谊,认同一切自由和平等的基石就是人类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的“博爱。在奠定个人理想的少女时代，当时的宋庆龄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和西方“自由、平等、博爱”思想
4、的影响深刻，她对中国社会乃至人类进步发展的认识是在对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认同和内化基础上形成的。少女时代的宋庆龄在政治上还谈不上成熟，在生活上也缺乏磨炼，但她“民众获得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的权利”的社会理想却在此时形成。无虞的少年生活让她拥有了宽厚、温和的心胸，始终真诚关注民众生活,美国式教育的浸润让她拥有了理性的思考和宽阔的视野,可以用热切和忧患的眼光审视国人生活的现状和根源。虽然她对实现理想的认识，还因为缺乏对中国社会现状的深刻了解而显得稚嫩，却也因为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和吸收而洋溢着西式的纯粹和热情。难能可贵的是，这种纯粹和热情在宋庆龄此后言行中时时显露。在1913年4月发表的现代
5、中国妇女一文中，宋庆龄希望回国后能以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妇女身份“比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并设想在未来的中国社会也将出现像英国女权运动者潘克赫尔斯特、美国女社会名流贝尔蒙特一样的中国女权运动者,“希望她们（即中国的女权运动者）的口号是争取女权不要像男子那样去打架”，盼望“中国妇女也将成为同男人们地位相等、平起平坐的伙伴”。提出了争取女权而反对流血和战争,争取妇女解放但希望男女建立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的观点。宋庆龄热情中有一份与年龄不相称的冷静，不做狂热的女权运动者。虽然她的女性身份让她在践行理想的过程中，首先对妇女的生活、自由及幸福权利表示关注,但温和的家庭生活及中庸文化、基督教的教义都让她本
6、能地反对战争、敌对和仇恨。这在她后来从事的妇女解放事业及世界和平事业中得到了充分展示。留学生活赋予了宋庆龄难得的见识和思考，一个对新生活充满着热情和向往的知性少女回到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在归国途中，曾用轻松愉悦口吻给她亲密的美国女教师写信,细腻描述了在轮船上的种种细节，如舞会、水果鲜花、环绕着她的人们、土著、乐队等，在这个刚离开学校、憧憬新生活、乐观开朗的少女眼中，一切都是美好的。信中流露了宋庆龄的独特个性：她对很快习惯于“生活高贵、思想简单”的生活方式进行自嘲，有点无奈地提醒自己，不应沉溺于这样的生活，应该保持高贵的思想。逗留日本的宋庆龄迫切要与人分享对美景的感受，她写信给密友艾丽，语气轻松、
7、愉快，还不乏幽默。她像大多数年轻女子一样，对时尚极感兴趣，让美国好友告知她那里“所有的事情，譬如服饰、帽子的式样等等。坦然称非常适应并喜爱欧式服饰，“尽管新式的中式服装很有魅力。我还是准备穿欧式的”,并盛赞“现在的生活真是太有意思了，假如你喜欢美的事物，就必须赶快到东方来”。署名是颇为亲昵的基督教教名：罗莎蒙黛。此后还有两封发自日本的信(1915年11月之前）都保持了类似的特色：详细描述旅行、美景、市井娱乐等内容。像大多数闺蜜之间的话题一样,宋庆龄从学生步入社会是围绕着一切微小细碎的快乐和轻松愉悦的美好生活感受展开.一个富有生活情趣又不甘沉溺于奢华安逸生活、追求自由愉悦的生活又不甘放弃精神独立
8、思想高贵的女子,会拥有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二、在爱情和理想中坚守：激情婚姻造就了宋庆龄献身理想的革命人生怀揣救国理想的宋庆龄回国后，受家庭影响,非常幸运地接替大姐宋庆龄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从开始的第一份工作就注定了宋庆龄不平凡的人生经历.宋庆龄决定“承担更多的义务”时，没有料想到会很快为“革命”而工作，更没有设想会同这位令人敬仰的革命领袖结合,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与革命领袖结合，竟是作为少女的宋庆龄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重大、严肃、自主的选择，单就这一举动来说,即便是深受西方文化洗礼的父亲也难以接受，一般女性更是难以企及，足以表明其不同于一般女子的超人心境.这对两年前还单纯快乐的宋
9、庆龄来说，无疑是一次个性淋漓尽致的发挥。我们理解，在具有浓厚亲情的家庭中长大的宋庆龄，尽管富有西方式的热情和勇气,但亲情仍然是她作为一个女儿源源不断的精神慰藉。面对富有人生经验的父母的反对,除了勇气和坚持之外，胆怯和怀疑也是其真实坦率的心理状态。之所以毅然决然快速做出超乎常人的决定，来自于宋庆龄接受西方教育中自由平等观念的潜移默化，来自于怀揣理想和梦想改变中国落后的赤诚之心,来自于敬仰崇拜革命领袖伟人品质的爱慕之情，来自于孙中山超人的胆识和慈父般的关爱，来自于少女的浪漫率真和憧憬未来的精神享受.父母最终默许后送的一套家具(陪嫁品)，宋庆龄一直珍爱不弃，是在歉疚之下难以割舍父母的宠爱和庇护，珍视
10、这份永不绝断的亲情.在1915年11月18日写给艾丽的信中，宋庆龄向密友告知她同孙中山结婚的消息。信中的宋庆龄“既感不安又感受到了幸福”、高兴于自己能够“克服胆怯和怀疑的羁绊.“感不安”也许是对在这场婚姻中不顾父母坚决反对的率性而为,忐忑于选择的正确与否。在这封信中，宋庆龄坦然承认自己获得了新生活，并感受到了幸福.这种幸福感来自两方面：一是新家庭融合了爱情和亲情，二是新生活结合了理想与爱情.若惊讶于这位年轻女子的判断是否轻率，婚后一年半写给艾丽的信中（1917年2月22日），她再一次更清楚的表达了这种幸福感及来源。他比我年长许多（字迹不清）使我对他产生惊异。虽然我们已经结婚一年半多，我仍保持着
11、对他的崇拜之情，一如以往，是他人品的崇拜者。显然，对于出身富家并受过高等教育的宋庆龄来说，她思想独立，追求精神世界，在情感取向上绝不同于普通女子,看重精神层面的匹配,更倾向于那种在精神上能够理解自己又高于自己，能吸引自己不断提升、令自己倾慕的伴侣。孙中山正是这样一位令宋庆龄折服的人.一开始，为父亲所信赖的、年长的孙中山就给了宋庆龄安全和依靠,正好弥补了离开父亲庇护的女儿所需要的亲情和幸福感。十分满意于这种幸福感的宋庆龄道出了其幸福感的更深层次的来源理想与爱情的结合。亲爱的艾丽，我衷心希望你能够很快在人类共同的理想中获得你个人理想的实现，那时幸福必将来临.当然，目前你是幸福的，但婚后生活的愉悦则
12、不同，它远胜于少女时期。尤其是当这种幸福存在于双方为使周围的人都能幸福地生活的共同愿望之中.尽管宋庆龄从未专门撰写或陈述个人理想的文字,我们从威斯利安学院学报文章中也仅仅读出宋庆龄年轻热烈的向往，但这封既无意公开也无意隐瞒的个人信件已经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宋庆龄认为，同孙中山的结合是他们个人理想的结合。理想一致让宋庆龄的个人理想从宏观而明确、具体为参与到孙中山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中.正是这份信心，让宋庆龄这样一个富有激情、才华和行动的女子,在婚后生活中仍非常甘于乐于担任孙中山秘书的角色，默默地站在丈夫身后，从未主动参与到具体革命活动的决策中。也正是这种认定，在广州脱险最危险的时候，宋庆龄冷静而坚
13、强，执意让丈夫先走。生离死别后,只为丈夫遭受的背叛感到痛心，轻描淡写自己受到的惊吓和伤害。如果说这是一个革命者为革命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的行为，毋宁说这是一个女子为爱情和理想，发自内心面对任何牺牲的本能。在1916年5月27日致梅屋夫人的信中，一个正在担心丈夫安危的妻子充满深情地写道：“他是现在这个可怕时期中唯一能拯救中国使他免遭灭亡的人”、“我必须为国家的利益和解放事业担当风险”。再次明确了丈夫的事业就是她的事业,与丈夫共担当是她对理想和爱情的承诺。这一时期，宋庆龄全部情感集中于践行理想中,所焕发出的美丽显然比少女时代更令人着迷。欧式时装仍是她的喜好,但婚后，宋庆龄在服饰的细节上十分注意与丈夫及
14、环境的协调。19151925年十年间,除了在国外和一些家庭、私人空间里,宋庆龄大都身着曾被她称为“很有魅力”的新式中国服装，在现存公开的照片资料中也显示了这一细节.在给密友的信件中，几乎不见少女时期那种对时尚的热衷、对自然美的细致观察和浓厚兴趣,一个眼光投向社会内部、语气趋于平和、情感愈发深沉、思想逐渐成熟的女子形象跃然纸上。有一封信表明了这种成熟符合宋庆龄对生活价值的认知。在1924年12月10日写给艾丽的信中，宋庆龄详细描述了前总统黎元洪府上的奢华生活，感慨“这些人真可悲！我真为他们感到遗憾！他们如此奢侈和挥霍，而门外却有那么多的遭受苦难和贫困的人。天津街上的乞丐令人感到难堪，他们会一路追
15、随行人,哀求着直到得到施舍”.在已公开的从1915年到1925年私人书信中，除了可以看到一个站在丈夫身后、政治上不断成熟的妻子外，似乎很少能够看到宋庆龄个人的身影。显然，此时的宋庆龄将全部的身心都凝聚在这个新生活当中。但值得关注的事件是，首次以孙夫人身份在日本发表的政治讲演表明了她对妇女解放问题成熟的个人见解,而这种见解正暗合了当时宋庆龄的自我定位。其一，表明宋庆龄心目中的妇女运动领袖应该具有的品质.她称颂日本女性具有“通情达理、质朴、忍耐性,以及对重大牺牲的承受力”的性格，强调这种承受力尤为重要,并断言这些品质使日本妇女足可担当亚洲妇女运动的领袖。这些言论，除了含有对日本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人
16、们的友好之外，以宋庆龄的做事态度，绝无恭维日本妇女之嫌，反而真实表达了宋庆龄对于自我、乃至中国妇女应该具有的品质的期望。中日文化有相通之处，中日妇女在时代境遇上也有相似之处,因此，“对重大牺牲的承受力”不仅是日本妇女的优秀品质，也应该是中国妇女的优秀品质。宋庆龄本人也切实践行这一点。虽然她从未以妇女运动领袖者自居，也无意成为完全西式的女权运动者，但她视妇女解放运动是自己实现民众“自由、平等、博爱”理想的行动切入点和工作领域.因此，无论在个人生活中，还是在后来的妇女解放事业中，宋庆龄都积极参与并坚持争取妇女权利。其二，宋庆龄说明了妇女运动的目的（至少是当时的目标），即“无意于那类政治荣誉，但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