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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诗言志,诗缘情”的源流 “诗言志，诗缘情”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比较普遍的理解，“言志”之说，一般认为最早见于尚书 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不过，因为尧典晚出，大约是战国时写成的，所记舜的话自然是不可靠的。“诗言志”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提出,最早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中“诗以言志”的话，那是指的赋诗言志，但也能够借以说明诗是言志之作。但值得提出的是“诗言志”和一般的“言志”是有所不同的。先说“诗”，许慎说文讲：“诗，志也，志发于言。从言，寺声。”诗本是人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表露。又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
2、，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孔颖达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可见，“诗言志”的“志”，是指人们内心的愿望和要求，它是具体的，带有个人特色的，有强烈的感情色彩，是人心灵世界的表现。至于说一般的“言志”大致应指左传中讲的“赋诗言志”和论语中记载的孔子讲的“言志”，都是比较狭隘的指“志”的政治内容，即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也就是说，是讲的“言志”中所包含的“明道”的内容。这种观点最早可追溯到诗经的作者作诗的目的，无非是通过事实的记述，感情的抒发，达到一种美刺作用。还有左传中的“赋诗言志”，仍是借用或引申诗经中某些篇章来暗示自己某种
3、政教怀抱。孔子在当时谈诗成风，赋诗言志成为习惯的情况下，提出了他的“兴观群怨”理论，其中“观”恐怕不但是观“风俗之盛衰”，同时也是观诗人之志，这里的“志”应是诗人针对政治状况和社会风尚创作的主观意图和思想倾向。“志”这种偏于“明道”的解释直接影响了后来现实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后来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就说诗经的内容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说汉代乐府诗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还有白居易等发动的“新乐府”运动，他说他的创作是“闻者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所以，这里的“诗言志”是指诗歌所表现的与政教相联系的人生态度与理想抱负。“诗言志”中的“志”即指“意”、“义”。尚
4、书正义尧典孔颖达疏曰：“诗言人之志意，歌咏其义”，“作诗者自言己志，则诗是言志之书。”孔颖达毛诗正义卷首诗谱序疏引郑玄尚书注：“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声之曲折，又长言而为之。声中律乃为和。”同处又引春秋说题辞：“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至于前面提到的孔颖达所说的“情志一也”的“志”，应是对孔子他们的“志”的含义的扩大，“志”作为人的思想、意愿、感情的一般意义开始受到了重视，这是因为人们对诗歌的抒情特点的重视所制。荀子就充分重视了“言志”的抒情因素，提出了“言志”与“明道”相结合的文学思想，他强调诗是通过“言志”来“明道”的。他既肯定
5、了“诗言志”的政治道德内容，又指出了它本身的特殊个性，他在乐论篇中说音乐是以情道志的，这个“志”既有思想因素，又有感情因素，这是对先秦以来“言志”说的重大发展。后世的文学家们沿着这条脉络继续发展，诠释着“诗言志”的文学思想，明道、言志、抒情更加完美的融为一体，无论是三曹的“建安风骨”，大，小谢的玄谈隐匿，陶渊明的山水田园，李白，杜甫的大唐之音，柳永，姜夔的“淫词艳曲”，都不同水准，不同角度的抒发着诗人的思想感情，反映着社会现实，但这些诗作主要目的恐怕还是诗人对人生境遇，社会状况不满的一种宣泄，他们旨在表达自我，不存有刻意的功利目的，这样创造出来的诗歌是一种自然感情的流露，具有完美，深刻的艺术境
6、界。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但这显然已与“明道”为目的的“言志”有很大区别了。也就是说“言志”的抒情因素的比重越来越大了，这不光对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影响重大，而且对整个诗歌发展的路程起着纲领性作用。古汉语中“志”与“意”或“义”常连词并用，互相发明。墨子天志下：“天之志，义之经也。”孟子万章上：“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这讲的是要以己意推测作诗者之志，表明“意”与“志”能够相通。荀子也常将“志”、“意”连用，如乐论：“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说文解字中亦将“志”与“意”互训，其“志”条云“意也，从心之声”，“意”条云“志也，从心察言而知意也”。 “意”与“义
7、”在古汉语中既指意味又指价值，但偏重于后者，这与现代汉语的自然语言中的“意义”无甚区别。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载赵衰语曰：“诗书，义之府也。”这是把诗经与尚书一并理解为意义的渊薮。但我认为，二者的不同在于，尚书重在记事载物，而诗经则直抒精神价值；前者强调客观性，而后者则张扬主体性。三、意义理论自西方近代哲学兴起以来渐成热门论题，其中有洛克和休漠的观念论的意义论，穆勒和罗素的指称论的意义论，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图像论的意义论和晚期维特根斯坦的工具论的意义论，戴维森的真理论的意义论，胡塞尔的意向论的意义论，以及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理解论的意义论等。尽管对意义的本质和范围有着不同理解，但西方哲学家对意义问题的
8、探讨可大致划分为语言哲学的“意谓”（meaning）与道德哲学的“价值”（significance）两个层面。就价值的维度讲，意义是主体对客体价值的主观评价，是主体以语言为中介把握客体的过程中凝结于语言中的观念内容。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在文化的释义中指出：“人类是由自己编织的意义网眼所支撑的动物。”不断追求与创造意义，就是提升人类的主体性，从而使人成其为人。“诗言志”的所谓“志”不仅与古之“意”、“义”相通，与现代的“意义”一词相近，而且正侧重于西方意义哲学的价值层面。当然，古汉语的“志”字还附带有情感因素，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就载有“情动为志”的说法。但“诗言志”的主旨无疑在价值而非情感，否则，
9、孔子诗论就不会说“（诗）亡（隐）志，乐亡（隐）情”了。当代意义理论一般认为，意义是人以语言为载体所传达的观念、情感和意愿，其把情感纳入意义的范围之中。这样，“诗言志”的“志”与当代把情感涵盖其中的“意义”定义恰相对应。这说明，古今中西虽有不同，但人类的认识是相通的。四、诗三百篇仿佛是一个多彩多姿的意义的世界。尽管诗的作者既有古圣先王、高官贵戚、王妃淑女，又有士人学子、下层小吏、征夫战士、猎人耕夫、愚夫愚妇、多情的少男少女、多愁的怨女旷男，尽管诗歌的样式包括了宗教诗、史诗、讽喻诗、怨诗、情诗、农事诗、忧乱诗、颂赞诗、惜别诗、悼亡诗和战争徭役诗等等，尽管诗的内容并不总是篇篇直探主题，时时探究世界的
10、终极价值、人生的根本意义，但无可否认，它们都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维度和不同的视角传达出对生命体验、意义求索和理想追求的关切。从这个意义上讲，诗经称得上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生命之诗、理想之歌。 诗经作为先民追寻意义、表达意愿和抒发情怀的文本，意义的表达往往明晰不足而暗示有余，言有尽而意无穷。这为后人的无限解读提供了广阔空间。应该说，左传所载“诗以言志”一语，已不再是从作诗者的角度而言，而是从诵诗者角度来说的。不仅作诗可以“言志”，诵诗、引诗、释诗、论诗皆可“言志”。 其实，除了中国的诗经，世界上各民族的文明史都以诗歌启其端，如古埃及刻在纸草上的各类诗歌，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古印度的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在艺术的起源一书中说：“诗歌能这样伟大，从而获得尊贵的地位，全靠它的本质特性。在艺术领域，再没有别种艺术，像诗歌那样能无限制地支配着无限制的材料的。不论是外界或内在的现象，诗歌从来没有不能将它们捉住与表现的；而且它的工具就是语言的形式又是一切人们所能取得与熟习的，同时它又能够达到最复杂和精致的审美的完成。”我们似乎可以说，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既是披荆斩棘改造物质世界的征途，亦是在意义长河中孜孜以求、苦苦寻觅的精神之旅，而文明初启的诗歌，恰似在意义长河源头扬帆启航的探索者之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