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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编 取势商业模式的十大维度无论是三十年前的改革开发，还是现在初露端倪的经济新常态，中国商业环境都有套独特的法则。在这种法则之下，企业既如同行走在错综复杂的钢丝之上，也如同隐身于危险的丛林之中。失败者，必有其因果。因果变化也受制于时代和环境。开篇：中国式企业基因文/吴晓波，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导语：无论是三十年前的改革开发，还是现在初露端倪的经济新常态，中国商业环境都有套独特的法则。在这种法则之下，企业既如同行走在错综复杂的钢丝之上，也如同隐身于危险的丛林之中。失败者，必有其因果。因果变化也受制于时代和环境。这些年，我一直在探寻中国企业失败的基因，现在，我称之为“中国式失败”。
2、“中国式失败”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独特的中国式商业环境。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一直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时代，法制在逐渐地建设和完善之中，冒险者往往需要穿越现行的某些法规，这造成很多商业行为都将在一种灰色的中间地带运行，企业家将遭遇商业之外的众多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式商业环境还是一个有“资本身份”的环境，和几乎所有发达的商业国家不同的是，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国有资本集团，它们构成了这个国家最重要的资本支柱力量，对这部分资本的变革、壮大与保护是中国企业改革最主要的方针和使命之一，与其相伴随的是，国际资本在中国一直受到税收等多个方面的优厚，而萌芽于民间的民营资本力量，则在成长的过程中处于不利的地位。三大资
3、本在中国经济舞台上的博弈，构成了所有经济现象的内在动力和表象的根源。很显然，对于处在竞争弱势地位的民营企业家来说，他们必须学习去警惕及防范纯商业思维之外的种种风险，这种环境及所需要的应对智慧，并非是西方管理思想及欧美众多商学院所能够教 授的。中国式企业博弈在这场博弈之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种景象：产权清晰化过程中的政商破裂从1998年起，中央开始实施“国退民进”战略，国有资本逐渐从完全竞争性领域中次第退出，大规模的企业产权变革由此开始。据国资委的统计，从1998年到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户数从23.8万户锐减到15万户，减少了40%，这些企业要么消失，要么就改变了产权属性。在这个过程中
4、，一些地方的政府与企业家之间发生了清晰化思路上的分歧，最终，前者因种种原因选择了抛弃后者的战略，这种破裂直接导致了企业的快速衰败。科龙、健力宝两案堪称经典，这两家企业都是在创业型企业家和地方政府的双重努力下成长起来的，却最终因政商沟通破裂而酿造悲剧。宏观调控中的利益分野在中国企业的发展经验中，宏观调控往往成为一个半周期性的因素。从1981年开始，中国经济每隔三到五年必有一次宏观调控，而每次整治的重点对象便是民营企业。近年来，随着国有资本在垄断性行业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其调控的行业性排斥特征也越来越明显，有些民营企业冒险突进上游重工行业或垄断性领域，其政策风险便往往大于任何经营上的风险。在2004
5、年春夏之际，中国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在重点治理的行业中，便出现了很多著名的败局，如资金市场的德隆、房地产的顺驰、钢铁行业的铁本等，它们都因对宏观形势的判断失误而马失前蹄。地方利益格局中的牺牲者香港的张五常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本质上就是区域激烈竞争的产物。这种态势直接刺激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形成了一股自下而上的改革浪潮，同时，它也在客观上造成了资源的区域性分割，各省市以邻为壑，楚汉分明，而那些试图通过全国性布局以形成整合优势的企业则很可能在无意间陷落于这种利益之争中。在华晨案例中，我们看到中国汽车产业最富想象力的企业家仰融如何失陷于此。对企业家性格的思考在讨论“中国式失败”的时
6、候，除了体制和制度问题之外，我们还得面对“中国式企业家性格”的思考。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克里斯阿基里斯曾经写道：“许多具有专业知识及天分极高的人几乎总能做成他们要做的事，所以他们极少有失败的经验，而正因为他们极少失败，所以他们从来不曾学过如何在失败中汲取教训。”近年来中国企业界败局连连，和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众多草莽人物相比，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区别是，他们中有不少人拥有令人羡慕的高学历，他们中有教授（宋如华）、发明家（顾雏军）、博士（仰融）、军医（赵新先）、作家（吕梁）、硕士及哈佛商学院总裁班学员（孙宏斌）等，他们也并非对风险毫不在意，托普的宋如华在创业之初曾经专门拜访落难中的牟其中和史玉
7、柱，向他们当面讨教失败的教训，甚至在公司规范化经营及战略设计上，这些公司也与当年的企业不能同日而语，华晨、德隆、三九及健力宝等公司都曾经重金聘请全球最优秀的咨询公司为其服务，德隆的唐万新甚至还有一个拥有150名研究员的战略部门。然而，我们仍然看到败局如宿命般地突然降临，它们看上去都千头万绪，内在关联十分的复杂，在公众看来，它们倾覆的表象与内因似乎总笼罩着一层莫名的迷雾。但是，当我们将它们完全梳理清楚之后就会发现，尽管这些企业的规模已经远远大于当年的三株、秦池等，但是，从失败的“技术含量”来说，却好像还是没有提高的迹象。它们仍然失陷于两个因素：其一，违背了商业的基本逻辑。绝大多数的失败仍然与常识
8、有关，在托普、顺驰等案例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当企业家冒险突进的时候，所有的业界领袖以及他本人都知道这将是一次无比凶险的大跃进，它不符合一家企业正常成长的逻辑，在现金流、团队及运营能力方面都无法保证常规地运作，所以它们最后的倾覆变成了一个“理所当然”的结局。在这些败局中，我们一再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的失败都是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其二，是企业家内心欲望的膨胀。对于企业家来说，你很难分清楚“野心”与“梦想”到底有什么区别，拿破仑说过的那句名言“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被引用了无数遍，它似乎永远是适用的。这是一个不讲究出身与背景的竞技场，机会永远属于那种勇于追求的人。
9、然而商业终归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任何超出了能力极限的欲望，都将引发可怕的后果。近年来，我们更多地看到了一种“工程师赌徒”的商业人格模式。他们往往有较好的专业素养，在某些领域有超人的直觉和运营天赋，同时，他们更有着不可遏制的豪情赌性，敢于在机遇降临的那一刻，倾命一搏。这是企业家职业中最惊心动魄的一跳，成者上天堂、败者下地狱，其微妙控制完全在乎天时、地利与人和。在商业中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如果孙宏斌满足于在天津城里当地产大王，如果戴国芳不去长江边建他的大钢厂，如果宋如华专心经略一个软件园，如果顾雏军买进科龙后不再从事其他收购，如果唐万新就只专注于他的“三驾马车”，那么，也许所有的败局都不会发生。但是
10、，这样的假设又是不成立的。因为，他们崛起于一种狂热的商业世纪，这个时代给予身处其中的人们太多的诱惑与想象空间，它让每个人都梦想自己在一夜之间能够成为一个超越平凡的人，所以，最好的与最坏的结局往往一体两面。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悲剧都是必然会发生的，相反，如果说跨越式的成长是中国企业勇于选择的道路的话，那么，如何在这样的过程中尽可能地规避及消解危机，则是一个十分迫切的命题。我们看到，所有的失败都是忽视了经营管理最基本的原则，失去了对管理本质的把握，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经营的惨败和自信心的丧失。在记述这些案例的时候，我不由地想起宋代理学家朱熹的那句被咒骂了数百年的格言“存天理，灭人欲”。对于企业家来说
11、，“存商理，灭人欲”也许是一个值得记取的生存理念。企业未来的“网式”创新文/滕斌圣，长江商学院副院长华尔街日报提出了一个观点：移动互联网、大数据、智能制造这三个技术结合在一起，正在革命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想要有真正意义上的大数据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很多发生了的事情如果没有被记录下来就等于没有发生。而在互联网时代，所有的数据全部变成来源，使得我们每个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都是透明的。大数据不仅仅是积累数据、把你想要的内容推送给你，更是通过大数据提高生产效率。现如今依靠大数据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许多行业的生产率都提高了50%。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进步，从原始社会
12、到工业革命，生产率每年仅提高0.2%。工业革命爆发后，生产率每年提高2%，比原始社会翻了10倍，也就是提高十倍效率。如果通过互联网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再提高50%，虽然不能和工业革命相提并论，但也相当可观。我在同一位IBM高层交流时发现，纽约警察局通过大数据使得犯罪率大大降低。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警察如此传统的一个行业怎么也可以用到大数据？其实很简单，纽约警察局通过整理上百年的犯罪历史后，几乎每天都要制定一个犯罪预测表，不同区域标注不同颜色，并根据这些颜色，安排当天的警力资源。如红色部分表示最有可能发生犯罪的区域，分配的警力则相对多一些。虽然这只是一个概率预判，并不能和实际情况完全相符。但是长期
13、如此，犯罪率果然有所下降。所以说，很多行业尤其是传统行业，都存在一个误区，认为自己与互联网离得很远，但是如果告诉你现在连警察局都在使用互联网、大数据，你就应该感觉到其实互联网距离你并不是那么遥远。物联网和互联网结合是趋势在未来，中国企业所要做的事情是互联网和物联网高度结合的区域。也许有些人会批评中国企业，认为中国的物联网无非是在网上卖一些便宜、廉价、山寨、劣质的东西，而国外已经进入互联网和物联网高度结合的4.0阶段。对此，关于中外不同阶段的话题要辩证看待，淘宝、天猫售卖的东西中，当然会有一些低价却劣质的产品。但不能说因为互联网提供了廉价的平台，从而产生了劣质的产品，进而又把整个中国制造业推向廉
14、价、劣质的低端 方向。这两年针对互联网金融也出现了一个类似的讨论：当“宝宝”类产品出现后，银行认为“宝宝”类产品推高了全社会融资的成本。因为这些钱原本是以0.385%的利息存在银行活期里，现在有了余额宝这样的产品，大家都选择把钱从活期拿出来存到余额宝里。银行认为余额宝这么大的规模，可以买银行之间的拆借产品，有5%6%的利息，也就是说余额宝无形之中让人们为零点几的利息多付出十倍的利息，这不是在推高社会融资成本吗？其实，这完全倒置了因果逻辑，社会的融资成本是“宝宝”类产品能够推高的吗？难道不是因为政策原因，导致全世界最高为2.5%的存贷差？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有1%1.5%的存贷差，所以当银行拥有
15、一个几乎固定的暴利来源时，其他人稍微创新一下商业模式，银行就接受不了，认为别人是在推高它的融资成本。其实“宝宝”类产品的概念是团购，本来零售的资金储存到银行就只有零点几的利息，而整合到一起却可以产生十倍的利息。银行的担忧就像是一家餐厅生意不好，就将责任推给团购，但如果你的生意原本就很好的话，是根本用不到团购。所以说，如果银行的商业模式不是基于政策利好的话，竞争力会很差。当新兴模式出现后，那些既得利益者就会产生极强的防御心态，觉得别人动了他的“奶酪”。但互联网其实是一条“鲶鱼”，突破了很多原有边界，打破了原有结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阵痛，这些阵痛有可能使中国经济发展得更平衡。淘宝、天猫让一些传统行
16、业，如批发这种模式几乎难以为继。难道批发行业就应该指责淘宝和天猫打破了原有模式吗？那么为什么不说自己原来通过高差额模式获得了根本就不应该有的暴利？以服装为例，一般出厂价到零售价翻十倍很正常，但凭什么翻十倍？因为很多零售企业如果不翻十倍就无法覆盖租金等成本。同样，中国制造的一模一样的服装在中国卖的价格肯定比国外贵，这就是原来非常不合理的结构的产物。所以当另一种方式以颠覆式的打法撼动原有模式时，虽然会有阵痛，但前途却是光明的，至少消费者得到了实惠，厂家也没有因此被毁灭，反而使他们的生产能力得到了更好的发挥。所以，应该乐观地看待互联网的冲击，而不只是看到副作用。抓住年轻人的潮流第三次工业革命是李克强总理非常重视的观点，3D打印的个性化生产使大规模流水线更高效、低价，这对中国企业产生了巨大冲击。因为在过去，很多中国制造业企业都是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