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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读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献疑汪春泓【专题名称】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专 题 号】J2【复印期号】2011年11期【原文出处】文学遗产(京)2011年4期第2637页【英文标题】A Discussion of Biography of Qu Yuan and Jia Yi【作者简介】汪春泓，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论文关于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之研究等【内容提要】分析司马迁与屈原、贾谊在思想学术诸方面的歧义，重新思考今本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之始作俑者，认为此传曾经刘德、刘向等人篡改，所表达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尤其所谓“忠”的概念，屈原因忠而自沉的行为，与司马迁无涉。从司马迁到刘向，存在着战国自由精
2、神到大一统专制的转变，应在此大背景下，来探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扬雄等人的屈原论，昭示着新一轮的战国精神的回归，士人精神道统发生企图挣脱朝廷政统、以求相对独立之倾向。【关 键 词】屈原/贾谊/刘德/刘向/独立精神/自由思想EE1541UU8608028关于屈原及其作品，历来颇有争议，其症结在于轻信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以下简称屈贾列传)属“实录”，视之为信史。本文并不否定屈原作离骚，而是想探究屈贾列传撰成背后复杂幽深之因缘。一对屈贾列传相关文献之质疑在史、汉中有些文献，与屈贾列传相联系，似乎佐证它确实出自司马迁之手，而事实上却并不尽然。首先，关于屈贾列传，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叙述一百三十篇的安排，其
3、中提及：“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仅指屈原，却没有解释为何屈、贾同传。而且，屈原，属战国人物，而贾生则是当代人，古今人物合传，明显不符合史记的基本体例。似乎应贾谊、晁错并传，更具同类的性质。其次，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怀王客死，兰咎屈原，好谀信谗，楚并于秦。嘉庄王之义，作楚世家第十。”按史记楚世家，当张仪欺诈楚怀王，怀王听信郑袖和靳尚，释放张仪，屈原出使齐国归来，谏王曰：“何不诛张仪？”屈原仅此一次亮相，在叙述上十分突兀。并且，“怀王客死，兰咎屈原”，此属屈贾列传中的事，怀王死于秦，楚人归咎怀王稚子子兰，子兰则反诬屈原。此说明，撰写屈贾列传者，考虑到必须与楚世家有所勾
4、连，所以，屈贾列传中“何不诛张仪”这句诘问，被硬塞进楚世家，以增强屈贾列传的可信度。然而，却在太史公自序里，犯了张冠李戴的疏忽，将屈贾列传中“怀王客死，兰咎屈原”的内容误置于楚世家。显然，为了屈贾列传，有人篡改了楚世家及太史公自序，因此，楚世家中屈原之灵光一现，倒有欲盖弥彰之嫌。复次，屈贾列传末尾写道：“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至孝昭时，列为九卿。”对此，古人已经发现，孝昭时，司马迁已过世，学界仅承认“至孝昭时，列为九卿”此八字出自司马迁之后的谁人所补。事实上，“与余通书”和其后的“至孝昭时，列为九卿”，也有可能是同一位作者一气呵成之语，然则
5、此“与余通书”之“余”就并非司马迁，故而，辨析此“余”是何人，是揭开屈贾列传著作权之谜的关节点。汉书司马迁传说太史公书“而十篇缺，有录无书”。颜师古注引张晏所指十篇，古今学界轻信张晏，其实，除此十篇之外，史记绝非一无可疑之处。扬雄法言问神说书：“而酒诰之篇俄空焉。”指称史记有缺，有似于“俄空”，恰可增益本书的可信性，有心人所动手脚也就被遮掩了。对于屈贾列传，学界质疑不绝，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卷二淮南子与刘安的时代提到：“经友人刘殿爵教授指出，屈原列传中实由称屈平与称屈原两种材料所构成，其说甚谛。”另刘永济屈赋通笺(附笺屈余义)一书中，专有史记屈原列传发疑一篇此说明屈原列传的写成有拼凑的痕迹，不可当
6、作信史看待。司马迁曾关注屈原，这是事实，规划将之写入太史公书，亦属可信。问题在于，今本的屈贾列传却存在背离司马迁初衷的大窜改，这正是今人亟需厘清者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屈原放逐，著离骚。”屈贾列传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相信此是司马迁的原话，子曰：“诗可以怨。”但是，怨的反应，汉儒将之纳入美刺范畴，不能因怨生恨，以不破坏君尊臣卑礼仪为前提。屈贾列传基调是由“怨”转“忠”，实质上司马迁所体认的屈原之“怨”，属较单纯的“怨愤”，与“忠君”无涉。汉书朱买臣传说：“(武帝)召见，说春秋，言楚词，帝甚说之。”谈论春秋、楚词，为何能得武帝欢心呢？汉书严助传恰可为之注脚，严助出为会稽太守，武帝赐
7、书：“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严助上书领会上意说：“臣事君，犹子事父母也。”武帝欣赏楚词，想必亦缘于屈原对楚国忠贞不二。此与司马迁所阐释的屈原写作离骚之心理，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蓼。”索隐曰：“县名，属六安。”孔臧是第一代蓼侯孔藂之子，孔臧继为蓼侯，元朔三年遭免，因此其年岁当早于司马迁。按汉志记载有：“太常蓼侯孔臧赋二十篇。”其鸮赋残篇说：“昔在贾生，有识之士，忌兹服鸟，卒用丧己。”似最早指称贾谊为贾生，亦比司马迁更早言及贾生之作鹏鸟赋。屈贾列传曰：“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
8、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鵩鸟赋，同死生，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事实上，是贾谊自己在吊屈原赋中引屈子以自比，屈、贾之相连，最早出自此篇。司马迁所谓“及见贾生吊之”，就指吊屈原赋，所谓“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这既是吊屈原赋的内容，又是司马迁的同感。他“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联想史记乐毅列传说：“太史公曰：始齐之蒯通及主父偃读乐毅之报燕王书，未尝不废书而泣也。”现实之中，士人激赏乐毅式的进退有据，去就坦然，司马迁亦发同一之浩叹，以至泣下。而贾谊鵩鸟赋则不过借庄子以自我慰藉，更与屈骚之旨风马牛不相及，从此“太史公曰”，绝对不可视作屈、贾同传的证
9、据。二从“君臣观”看太史公与屈原、贾谊的分歧班固撰作汉书艺文志，基本依托刘向的别录和刘歆的七略，按其诗赋略，就赋这一类，它分为四属，分别是“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荀卿赋之属”及“杂赋”，此出自向、歆父子的观点。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寿春、合肥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此大致按时间顺序，叙述楚辞发展的三个阶段，首先，与楚屈原同地域、同时代的唐勒、宋玉；其次，到汉初以至武帝朝，则出现了本位于长江中游的“楚辞”中心，向长江下游寿春和吴地转移的趋势，形成了以淮南王及宾客为主体的复兴高潮；与此同时，在吴王刘濞周围，也聚集了一些继屈骚之遗响的游
10、士，如枚乘、邹阳、严庄、夫子之徒，在文、景朝，他们是活跃的赋家；复次，至宣帝朝，亦形成一个以朝廷“高材”为核心的“楚辞”写作群体。按汉志，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对照“屈原赋之属”，其实隐括了刘向编辑楚辞之总目提要，楚辞即刘向据此“屈原赋之属”删减而成。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的父亲刘德参预治淮南王狱，获取淮南王秘籍，经眼淮南王君臣之赋作，汉志诗赋略，除了赋之外，尚在“歌诗家”载录“淮南歌诗四篇”，屈原以至淮南王君臣之诗赋，吸引向、歆父子。东汉王逸撰楚辞章句，指出刘向编辑楚辞时，将自己的作品九叹、疑为贾谊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严忌的哀时命以及王褒的九怀等都收入楚辞。此亦印证汉志诗赋略的“屈原
11、赋之属”与楚辞编撰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且作为楚元王后人、“宗正”世家，刘德、刘向均怀抱强烈的家国、朝政之焦虑，其赋作踵武屈原，因此，才自置于“屈原赋之属”，而与先父、先祖之刘辟彊赋作相比较，已经产生质的变化，刘辟彊赋则被归于“陆贾赋之属”。唯有文帝朝的洛阳少年贾谊，被载录于汉志诗赋略之“屈原赋之属”，一篇屈贾列传，视贾生为屈原在汉代的第一传人，且垂名辞赋史，此颇引人瞩目。向、歆父子把“司马迁赋八篇”放入“陆贾赋之属”，陆贾孟春赋仅存篇名，其面貌已不复可知。但是，向、歆父子置“屈原赋之属”和“陆贾赋之属”，乃出于某种考虑。若观诸艺术形式，“陆贾赋之属”类作品，句中即使也用“兮”字，也伤时忧世，感叹
12、不遇，却并不具有屈骚体式之风味，“楚辞”附丽于楚地物色，其凄怆、忧愁、婉转、清丽的情调和氛围，此辈作品未能呈现；尤其在内容上，其抒情缺乏家国、君臣休戚与共之情怀，更与“楚辞”之本质相隔甚远。司马相如、扬雄分属“屈原赋之属”和“陆贾赋之属”，也折射此种分类的含义。扬雄被列于汉志诗赋略，非刘向之所为，应是刘歆或班固的意见，大赋“劝百而讽一”，扬雄相较于司马相如，两者并无本质区别，然而扬雄写作反离骚，因此被摒于“屈原赋之属”之外。并且就残存的司马迁悲士不遇赋来看(11)，其文章风貌，亦不具备“楚辞”之特征，所以不得置身于屈赋堂庑，亦出于审慎的判断。透过汉志诗赋略，今人重新体察司马迁和屈原、贾谊之间的
13、微妙关系。按屈贾列传，贾谊师承吴公，属于李斯的再传弟子；观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贾生“明申、商”，贾谊撰述吻合此一特征。笔者非指倾向道家的太史公不能为具有法家特质的贾谊作传，其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传记贾谊。屈、贾本貌合神离，屈原之于楚国，对照贾谊之于汉刘政权，两者感情性质不可相提并论。屈贾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屈原对楚国的责任感，与其特殊身份相关，而一般士大夫对于一个政治实体的认同感，却不可同日而语。据左传庄公十年所记载的“曹刿论战”，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此属布衣共识，作为士人，与所在国并无人身依附的关系。战国策赵策一叙述豫让故事，豫让舍身为礼遇他的主子智伯报仇，信奉“
14、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处世原则(12)。战国策经刘向整理并且定名，刘向特撰战国策书录，指出：“五伯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犹以义相支持。”借以表达尊王和大一统的意旨。汉初草创，人臣津津乐道豫让事迹。淮南子主术训也复述豫让故事，并总结曰：“夫臣主之相与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亲也，而竭力殊死，不辞其躯者，何也？”(13)在君臣关系上，刘安以智伯和豫让为典范，君臣和父子分属两种性质不同的人伦关系，若要人臣献身人主，人主必须以恩泽善待臣下；按史记刺客列传，也记述豫让故事，在事主的选择上，凸显士人的主体意识。士人报主而不报国，极不利于大一统建设，上述豫让事迹中，良禽择木而栖，范、中行氏本
15、与豫让有君臣名分，但是尊礼不够，臣尽可弃君而去，甚而转投旧主仇敌，为之出生入死。因此，豫让之“大义”，是君臣一对一的个人恩怨，几乎无涉社稷与邦国。显然，豫让所持的君臣之“义”，在儒家看来，实属非“义”，甚至大逆不道。汉朝初建，士人尚持豫让式的君臣观(14)，而儒家则要确立稳固的君臣规范，以此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称颂“仲舒为世儒宗”！推崇董仲舒，乃缘于董氏之出，阐发春秋微言大义，以为汉朝建立起一反类似豫让事迹的君臣观，为大一统张目。段熙仲春秋公羊学讲疏第三章说：“正文教之始，何以必大一统？坊记曰：天无二日，士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别也”(15)尊王，这是建构社会秩序的前提，士人一旦与君主有君臣名分，则绝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