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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陵诗坛与郑孝胥同光诗风的演进晚清诗论家陈衍在论述“同光体”闽派时有“清苍幽峭”之说，此派诗作或体会渊微而出以精思锐笔，或隽永淡远，令人讽咏不尽，而闽人郑孝胥之诗导源六朝，泛滥三唐，又醇蓄北宋以来，精锐其思、廉悍其笔，一时几无与抗手。闽派诗学的建构确立了郑孝胥“同光体”魁杰的地位，同时也廓清了郑氏诗作的总体风尚。作为补充，陈衍又多次提及郑氏早年偏好唐风，受其影响，学界多从地域乃至家族诗学传承的角度来讨论郑诗同光风尚的渊源轨辙，而追溯郑氏交游行踪，事实上金陵诗坛也同样对其诗风演进影响甚深。一、密切的地缘关系1879年，二十岁的郑孝胥赴金陵完婚并入泮读书，此为其寓居金陵之始，除1882年（壬午）、
2、1883年（癸未）、1886年（丙戌）、1889年（己丑）数次科举外，数十年间郑氏多半留居金陵；此后他入京担任镶红旗学堂教习（1890），出使日本东京、大阪（18911894），期间也曾数次往返于金陵；从入张之洞幕府到移居武昌幕府论诗（1898），他也基本住在金陵。由此可见，二十年间（18791898）从年及弱冠时的藉藉无名到人入中年迅速崛起成为“同光体”魁杰，郑孝胥与金陵有着密切的地缘关系。二、唐风祁向与金陵诗坛寓居金陵之初，郑氏曾致书陈衍，谓江左诗家中金坛冯煦与上元顾云均治诗甚苦，足称名家。冯煦为壬午（1882）贡生，丙戌（1886）进士，期间读书金陵，可见郑孝胥此时已结识冯顾二人，并且对
3、其诗风多有推许。郑氏1882年曾与叔祖郑世恭论诗：“近代罕解古诗者。五古尚偶有佳句，长短句直无其人”，“韦苏州之雅淡，在天为露；柳子厚之冲远，在天为银河；元、白雾也，能令世界迷漫。自宋以下，则不足拟以天象矣”，由此可知彼时郑氏祁向尚不出六朝三唐诸家。事实上，海藏楼诗成集之前（1889），郑氏诗作多为五言，偶有七绝也都风情绵缈，渡江纪程仿佛唐人小说，居金陵绝句则接响渔洋神韵，情韵悠长。冯煦流寓金陵，此处从略。顾云（18451906）隶籍金陵，壬午、丙戌之际年近三十，诗学风尚也基本成型。祁向六朝三唐原本就是金陵一地的诗学特色，加之江左名贤硕儒云集辐辏，揄扬好尚各个不同，因此，立足于情韵性灵金陵诗家
4、趋向宗尚也较为弘通。受此风尚影响，顾氏为学不分汉宋，为诗亦熔铸各家，而其性之所近，多在纵情任真的名士风怀。他曾追溯自己诗学历程云：“所业不一家，故体亦不一律。夫号物之数有万，物与物不能强同也，而综物之遭匪一，即物并不能自同，所为诗亦尔要之，才力所至，与功候所臻，抑岂能自掩其毫末也耶！又论朋辈诗文：“足下所为文尤以韵胜，而静穆之致，萧散之神，时不掩其英概。要以所得力，则故在陈志、范书及郦氏水经注，与近世所谓桐城、阳湖等派绝不预其流，可谓能自树立。且持派之说者，皆末学小生，内顾不足，假前人以为名高。”以我之才力功候，祁向深造自得，不但可以摆脱时流习气，更进一步有助于自成一家。对郑氏诗作中的唐风情结
5、顾云也颇为认同，曾有诗云：”刻意斥余子，深衷程先民。元亮造自然，轨先二谢遵。苏州蕴玄妙，柳州谢缁磷。东野有大句，句句法古陈。穷愁底相峭，独契恢无垠。譬诸霜雪候，中孕蓬蓬春。”不但揭蕖郑诗导源陶谢，旁及王孟韦柳的演进轨辙，更勉励其立足坚牢而至深造自得之境。而追求自具面目正是郑氏早年汲汲以求的目标，他曾在韦应物诗集后写道：“为己为人之歧趣，其微盖本于性情矣。性情之不似，虽貌其貌，神犹离也。夫性情受之于天，胡可强为似者？苟能自得其性情，则吾貌吾神，未尝不可以不似似之，则为己之学也。世之学者慕之，斯貌之；貌似矣，曰异在神；神似矣，曰异在性情。嗟乎，虽性情毕似，其失已不益大欤？吾终恶其为佞而已矣。以我之
6、情韵性灵上溯六朝三唐诸家，混融冶炼，遗貌取神，若只是屑屑于章句藻采，不免落入下乘，学而成佞。止匕外，郑氏早年诗成则不改，有所谓“骨头有生所具，任其突兀支离”的傲兀之气。而使气纵恣，同样也是顾云立身行事的一大特点。顾云早年恢诡放荡，以里中豪侠自命，折节读书后，此种纵恣横逸之气亦时有流露。光宣之际他高隐盒山，诗酒优游，“石公短而肥，古貌古心，豪饮，能散文，诗其次也。独与苏堪之瘦而长不善饮者甚相得。”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为人为诗皆有如此渊源，因此郑孝胥才会有顾氏治诗甚苦的言论，而其早期诗作，也多有唐风的情韵与藻采。三、宗宋风尚与金陵诗坛及至癸未(1883)、丙戌(1886)，郑孝胥开始熔铸唐宋，其视野
7、逐渐偏向宋诗，“同光体者，余与苏戡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也。”在此，陈衍的界说与郑氏诗学创作之间稍有出入。翻检郑孝胥日记，直至1889年冬天，郑氏才开始大量阅读宋人诗集并尝试七律，而七律这一体式，正是诗风由唐入宋的重要标志。对于郑孝胥由唐入宋的诗风演进，除目前已知癸未、丙戌京师诗人群交游唱酬的重要影响之外，金陵诗学宗尚的濡染浸润同样存在！当郑氏瞩目并结交顾云之后，事实上他逐渐融入了以石城七子为中心的金陵诗坛。光宣之际，金陵诗家秦际唐(18371908)、何延庆(18401890)、朱绍颐(18321882)、顾云(18451906)、邓嘉缉(18451909)、蒋师辙(18471907)
8、与陈作霖(18371920)并称石城七子。在纵情任真的唐风祁向之外，此时金陵诗坛另有经世风尚的流衍。抚今追昔，从金陵陷落到同治中兴的重大转折带给这些诗家的，是对时代风会深沉而痛苦的反思，而具体到诗学层面，以往诗作中六朝三唐的情韵性灵乃至金石渊雅的乾嘉风尚固然各有成就，但如果不能在此基础上增益以时代运会，显然算不得好诗。由此而来，金陵诗坛中系心家国感时抚事，慷慨情深辞微旨远的经世诗风便开始兴起。秦际唐为书院讲席，早年论诗偏好才学性情，醉心孟东野诗作的戛戛独造，光宣之际则转而关注民生疾苦，推崇沉郁顿挫的诗史精神；何延庆与蒋师辙或游幕四方，或浮沉郎署，身世遭际虽不尽相同，但系心家国经世致用的思潮却颇
9、为一致，二人诗作多关系时代风会，感慨俯仰，情辞激烈。虽然依旧不自觉地偏好唐风的情韵藻采，但深沉的时代气息才是他们苦心孤诣的重心所在。回顾此时郑氏诗风的演进历程，也恰恰从描摹一己学行交游的狭小圈子中跳脱出来，开始关注家国世运。1889年郑氏曾与顾云论诗云：“足下诗笔真朴，不以一二首计工拙也；然恨无题。古人谓诗中有我为佳，仆则谓诗中仅一我在，则为诗亦无几矣，正宜就所闻见有关于一时者多所吟咏，后之览者，即不以诗论，犹得考证故事，则吾诗必不可废，此不必规模古人者也。”此中“正宜就所闻见有关于一时者多所吟咏”恰恰道出了郑氏对诗作中时代风云气象的高度重视，其同年旅居京师所作的六月十六日观洗象即为此例。返回
10、金陵后郑氏曾将此诗出示顾云，顾氏随即有和诗一首，云：“故人相见无他语，写示宣南洗象诗。幸睹中朝修典礼，却思历世贡蛮夷。御河澡立恩仍沐，故国沧桑事可知。题句一时传日下，达官曾否厌危词？”11对诗中时移世易兴衰无常的感慨也颇有会心之处。邓嘉缉为邓廷桢裔孙，门第清华，不幸生值乱离，俯仰侘傺而沉沦下僚，最终贫困终老，遭际如此，他对家国身世、治乱兴衰自然感慨极深。邓氏论诗偏好气骨坚苍的汉魏六朝风尚，“昔我文献求沅湘，道州之何（何绍基）湘潭王（王闿运）。咀含六籍吐光怪，咳唾珠玉犹秕糠。吾家白香（邓辅纶）号诗伯，气骨深稳逾青苍。眼中朋辈艰物色，后来惟爱张与梁。”12取道沅湘，转而与王闿运、邓辅纶诸人汉魏六朝
11、祁向桴鼓相应。如果我们结合顾云独树一帜，自成一家的诗论，便会发现此时金陵正孕育着一种趋新求变的诗学思潮，而其发展路径，则有待于进一步开拓。秦际唐、何延庆、蒋师辙等人追求的经世风尚固然可行，邓嘉缉借径湖湘汉魏六朝风尚也颇具特色，但如何才能精准地把握时代风尚的脉搏，引发广大士绅更为深远的诗学共鸣，他们显然无力解答。正是有鉴于诸人各具特色的诗学实践，郑孝胥不仅开始了对时代风云的自觉抒写，更进一步致力于探索广泛而深远的时代精神，由宗唐转而祧宋，心摹手追宛陵、后山、荆公等宋诗名家，即为此一阶段具体的诗学路径。从1890年起，郑氏先后担任京师官学教习，日本东京、神户领事等职。廊署虽然清净多暇，诗侣却天涯暌
12、隔，郑氏只得纵横肆力于诗书文字以排遣烦闷，而其诗作也随之勇猛精进，成就斐然。光宣之际内忧外患迭起，国势江河日下，郑氏作为开明士绅宦游多年，对内政外交、维新变法多有耳闻目接，发为歌诗，自然切合时代风会。律诗本以筋骨思理见长，以这种劲健峭拔的体式结合感时抚事的诗学意蕴，便成就了郑氏诗作俯仰低回而又讽咏不尽的独特风尚。1894年甲午海战后郑氏降旗归国，再度返回金陵后，他对好友顾云的诗作竟有了“未见进，但益多应酬谀辞耳”13的感受。从先前的声气相求到此刻的不无遗憾，立足于诗风高下的自觉判定折射出其眼界识力已然超越顾云、超越金陵诗家的现实！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成为他从金陵诗坛走向更为广阔的晚清诗坛的
13、开始。四、同光体诗学建构与金陵诗坛1887年，以石城七子为首的金陵诗家完成了国朝金陵续诗征的辑纂工作，在廓清推动金陵诗学发展的驱动因素之后，进一步建构了金陵诗学的衍流谱系。14与之相呼应，他们又相继撰写可园诗话（陈作霖）、愚园诗话（胡国光）等诗学著述，用自身的闻见所及来推衍这一诗学谱系。将创作实绩与理论建设结合起来，以成就独特的地域诗学风尚，这样的诗学建构路径对郑孝胥而言，显然颇有触动。1898年，他与陈衍、沈曾植等人汇聚张之洞幕府谈诗论艺，期间三人陆续提出了“三元说”、“三关说”，共同建构了“同光体”诗学流派的核心理论，“郑侯凌江来，高论五尺天。划地说三关，撰策酬九府”，15就是他此刻的生动
14、写照；1902年，在邀请陈衍撰写海藏楼诗序时，他又提醒陈衍“子方草创诗话，必有微言深诣可以叙吾诗者，盍为吾一长言之，略如姜白石所自为诗叙若诗说”16。依照陈衍所言，“同光体”这一诗学概念早在18831886年就已提出，但事实上直至1898年幕府论诗，才逐渐传衍扩散至晚清诗坛，此中制约因素固然很多，但是否重视诗论建设，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对郑孝胥而言，积极参与诗论建设；推动陈衍将诗话建构与自身的创作实绩相联系，以此拓展推衍“同光体”诗风，就是对诗论这一环节的具体应对。而这一姿态，正是对十多年前金陵诗友所作所为的重复与模仿！当郑孝胥以“同光体”闽派巨子的身份崛起于晚清诗坛之时，如此耀眼的光环背后，
15、金陵一地的诗学风尚自然黯淡了许多，而为了揄扬同光风尚，郑氏进一步有意淡化了其诗学轨辙中的金陵因素。所幸石城七子诗文留存至今，再印证以陈衍诗话，我们才得以耙梳郑孝胥与金陵诗坛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由此而更深入地了解郑氏诗风发展演进的渊源轨辙，而郑氏所代表的同光诗风，某种意义上就成为金陵诗学宗尚的拓展与新变。15陈衍：石遗室诗话，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4748页，第195页，第34页，第1921页。13郑孝胥撰，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9页，第145页，第433页。11顾云：盒山诗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766页，第665页，第758页，第764页。陈衍著，钱仲联编校：陈衍诗论合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2页，第1048页。12邓嘉缉：扁善斋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26页。14刘荣丽：盒麓祭诗与金陵诗学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