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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我国新闻学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方延明(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南京 210093) 摘要：社会的快速进步和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对我国新闻学学科提出了新的诉求，新闻学史、论、业务“三大块”的传统结构正遭遇挑战，体系重构不可避免。重构要有新境界，应该看到，在新的学科体系下，新闻史的相对弱化将是新闻学科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新闻理论外在注入形式亦将为内部生成形式所取代并与新闻实务融为一体；而新闻实务必将成为新闻学科的主干，并以“文本”中心和“管理”中心为其两翼。在新旧体系的交替过程中，新闻史研究要突出问题意识，注重对现当代重大新闻事件和人物的研究；新闻理论研究要强调“脱俗”和“内生”，强化理性思考和规
2、律意识，与新闻实务密切结合；而新闻实务的研究则尤其要重视概念的明晰和方法的创新以及价值的实现。关键词：新闻学； 学科建设； 新闻史； 新闻理论； 新闻实务； 新闻文本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我国新闻传播事业所经历的跨越式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与之相适应，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国务院列为一级学科，新闻学与传播学并列为二级学科，新闻学进入到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诚如方汉奇先生所讲：“中国的新闻传播学已经由被某些业界人士妄自菲薄的无学，变成了显学。”(注：转引自童兵：童兵自选集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页。）但是，与飞速发展的新闻事业相比，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却明显滞后
3、，尤其是在学科体系建构方面亟待加强。近年来，不少学者关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他们明确指出：“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完整性、系统性、逻辑性尚不够严密，甚至有低水平重复。” (注：尹韵公：展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理论魅力，人民日报2004年12月1日。）“摆脱仰人鼻息，亦步亦趋的学术殖民地命运，开创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科与学派，也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 (注：李彬：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创新体系刍议，新闻与写作2007年第5期。）包括一些多年游学海外的著名学者，对我国的新闻学学科建设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2001年以来，潘忠党教授与李希光教授关于新闻学、传播学的命名、使命及其构成的争论，美
4、国北卡大学新闻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赵心树教授多年来的研究工作，均涉及新闻学的学科建设问题。应当说，在今天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新闻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不仅非常迫切，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已经是水到渠成。本文试图在新闻学的学科建设方面，提出自己的一些见解，以就教于学界、业界的学者和专家。一、传统新闻学学科体系受到严峻挑战当下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史、论、业务“老三块”模式的直接渊源是“报纸学”。 中国新闻学的早期发展与西方并无二致，特别是与美国的新闻研究，不仅在时段上差不多，而且在学科初建阶段的体系构成上也颇为相似。 20世纪初叶，美国相继出版了休曼的实用新闻学、李普曼的舆论学以及约斯特的新闻学原理。这三本
5、具有代表性的新闻学著作的共同特点是侧重于实务，学理性较为欠缺。不过，休曼的实用新闻学已经涉及了新闻史、新闻法规等，这本书可以说是目前新闻学学科体系三大块模式的始作俑者。世界上最早的新闻教育机构当属1908年在密苏里大学建立的新闻学院。可以这样说，真正把新闻学当作一门学科去研究、去培养教育人，至今也不过100多年的时间。因此，新闻学科是年轻的。我曾向美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协会主席、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沃尔特克朗凯新闻与传播学院前院长乔福特(Joe Foote)及十几所西方著名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院长请教，询问西方国家有没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学学科体系，得到的回答是否定的。在新闻理论方面有建树和影响的著作，
6、应算施拉姆等人于1956年出版的报刊的四种理论。该书视野开阔，从政治学、社会学、哲学、比较新闻学以及社会制度等方面对报纸学中的自由主义理论、集权主义理论、社会责任论以及当时的苏联新闻理论等进行了深入分析，其对新闻传播形式和理论范式的总结、抽象、概括，都极有深度。但是，该书并没有去尝试构建一个完整和系统的学科体系。一般讲，西方更多的是把新闻学当作一种职业教育，侧重的是实务。即使在今天，美国任何一个大学的新闻传播学院所授课程(包括研究生、本科生课程)绝大部分是新闻实务和方法。当然，西方新闻理论的研究也从来没有停止过，美国学界在上个世纪中叶，从实务的角度出发，对新闻的研究有些是可圈可点的，比如调查性
7、新闻、精确新闻、公共新闻、新新闻主义、发展新闻学等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尽管未形成严密的体系，但却极大地丰富了新闻学理论与实践。而晚近西方传播学研究则进入到一个更好的时期，像子弹理论、教养理论、有限效果理论、媒介决定论、沉默的螺旋理论、议程设置理论、知识沟理论等传播理论的问世，对新闻实务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时政新闻、精确新闻、调查性新闻的深入方面功不可没。在我国，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王韬、康有为、梁启超办报始，就已经有对新闻报刊的研究。中国早期新闻学著作当以徐宝璜的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为代表性成果，这三本书恰巧分别是以新闻理论、新闻应用和新闻史三个方面支
8、撑起中国新闻学的学术研究。史、论、业务这个体系，在学科的初创阶段，特别是在教学方面很实用。许多人文社会学科，往往都是先从教育工作开始，逐渐形成学科体系。应当说，三大块理论体系在我国的新闻学学科体系的初创和早期发展阶段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走过了百年历史的新闻学今天所面对的已是一个完全变化了的研究对象和媒介环境，社会进步、传媒发展，使得媒介生态及其自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其一，人们生存环境的变化。对我国人民来说，过去，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消费方式都非常简单，大家生活在一个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一大二公的集体所有制下，社会不可能为每一个人的个性发展提供多少条件
9、。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体制的变革为人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生产形式和消费内容。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多元价值并存，个人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媒体面临着三个“前所未有”，即：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前所未有，人们的思想活动日趋活跃前所未有，人们对精神文化需求的快速增长前所未有。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文化供给与人们的巨大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种突出变化，对媒体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二，新闻事业的快速发展与变革。过去是“报行天下”，一张党报走天下。现在不仅报刊的形式增多了，从作为主流媒体的党报党刊，发展到晚报、早报、都市报、专业报、时尚报
10、、免费报刊等一应俱全，而且媒体的种类也丰富了，原有的广播电视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数字传播、网络等新媒体不断涌现，即时通讯、流媒体、博客与播客、短信等均已成为人们生活的部分，对传统新闻理论更是提出了挑战。从媒体的运作模式上看，由以往的党管媒体、用媒体、养媒体，到现在的管媒体、用媒体，但不养媒体，把媒体推向市场，许多媒体实行的是事业化编制、企业化管理。其三，媒体受众发生了重大变化。媒体受众已从过去单纯的信息接受者转变为当下的各种可选择信息的消费者，从过去单一的你登我看、你播我听、要我看、要我听，到现在的可看可不看、可听可不听、爱听不听、爱看不看，由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更值得关注的是受众群体的扩大
11、和素质的提高，受众的喜好已经成了决定媒体生存的关键因素。对于许多走市场化的媒体而言，受众已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上帝。其四，媒体经营管理者的变化。媒体已从过去的宣传本位向服务本位转变，从过去对政府的“护”、“褒”，到现在的舆论监督；从过去党和政府的喉舌的单一功能，转变为不仅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的两个功能。其五，全球化对媒体的影响。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的媒介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入世”，意味着已经接受了WTO的以下原则，即：无歧视待遇的原则，最惠国待遇的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互惠原则，取消数量限制原则，市场准入原则，透明度原则和国际贸易中公认的其他规则。当
12、然，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入世”的，在“入世”谈判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专门就新闻传播事业特别是报业、广电等方面的开放作出任何承诺。在15年时间内，新闻传播业的开放与否，主要取决于中国自己。但是，作为意识形态领域前沿的新闻传媒，不可能脱离“入世”这个大环境，脱离全球化的大背景。我国已在与新闻传播事业有关的几方面作出承诺：（1）逐步减让和降低新闻纸、激光照相排版设备、胶印机、打印机、复印机、光导纤维、各种摄影器材等和新闻传播业有关物品的进口税，所有这些产品的最终约束关税都将降为零。（2）3年内逐步开放图书、报纸和期刊的分销业务。（3）逐步开放广告市场。（4）开放电信服务市场。（5）开放音像和娱乐软
13、件市场。（6）全面执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协定）。中国已经“入世”，就意味着中国报业也将“入世”，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狼”是我们自己请进来的，我们不但要“引狼入室”，而且还要学会“与狼共舞”。事实已经证明，入世6年来，“狼”比人们预料的要来得更早，“与狼共舞”比人们预料的更残酷，今后还将会残酷下去。其六，媒体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近年来，新闻媒体等用人单位已经把招聘人的视野放在更大范围和更宽泛的专业，新闻专业培养的学生已经渐渐失宠，许多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同样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危险。所有这些社会环境及媒体的变化都给以此为研究对象的新闻学提出了非常尖锐的问题
14、：新闻学该向何处去？新闻学该如何应对挑战？二、如何看待传统新闻学面对挑战的无奈与尴尬现实告诉我们，传统的“老三块”体系的确已无法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这种无法应对集中体现在：其一，新闻史的弱化已不可避免。一个学科的成长、发展，直到形成一个完备的学科体系，史是一个重要的支撑条件，是学科发展之基础。一般讲，对于学理性强、基础理论强的学科，史的内容往往负载着许多概念、定理、方法、模型，哲学、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尤为如此。而对一些实务性、操作性非常强的学科而言，史的内容往往主要是记录过程，只是自然存在物的累加。伴随着学科内容的不断成熟与发展，史的东西会越来越淡化，其在学科体系内的意义价值和比重也
15、会越来越轻。这不仅仅是因为随时间的推移，既往史的内容将渐行渐远，更多的是因为史对社会发展、学科发展的影响力会趋于弱化。应当说，这是一门学科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然趋势。当然，新闻史的弱化，也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新闻史研究要改革，新闻史研究要与时俱进。其二，非学术化的新闻理论将难以为继。应当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新闻学起决定作用的是我们党的新闻理论，我国的新闻事业和新闻学研究应该在党的新闻理论指导下展开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与任何一门学科一样，党的理论并不能替代该学科自身的理论，否则就会貌合神离。不可否认的是，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新闻实践还是在新闻学研究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将党的新
16、闻理论教条化和功利化的偏向。这种偏向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倾向：（1）轻科学性，重工具性。不是把新闻作为一门学科去研究，而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专政工具或宣传工具去理解和使用。在这样一种思维定势下，新闻媒体只是扮演了党和政府喉舌的作用。过去，国家管媒体，养媒体，媒体无生存之忧。现在把媒体推向市场，党和政府管媒体，用媒体，但不养媒体，媒体得考虑生存问题。目前，媒体出现的低俗媚俗、劣质广告、有偿新闻、假新闻等不正之风，有愈演愈烈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种管而不养，用而不养体制的必然结果。这种轻科学性、重工具性，导致了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图一时的短期、局部效应。（2）轻规律性，重纪律性。不管哪一门学科，都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积极入世、对社会影响极大的新闻事业、新闻产业、新闻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