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 《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文字素材4 岳麓版必修1》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高中历史 《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文字素材4 岳麓版必修1（5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第三课 古代政治制度的成熟隋唐制度的革新 一、中央官制：三省六部制秦汉：三公九卿制 弊端：丞相专权；分工不明隋朝在中央设三公、三师、五省，其中五省为内史、门下、尚书、秘书、内侍。五省中秘书省悠闲，而内侍省全是宦官，五省实为三省。三省中内史掌决策、草拟，长官为内史令；门下省掌审议与封驳，长官为纳言；尚书省掌政务的执行，长官为尚书令。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掌官吏的考核与任免；礼部掌国家礼仪制度，如封禅、册封太子、后妃等；兵部掌握军事；工部掌工程建设等；度支掌国家赋税与财政；都官掌刑狱词讼。图示如下唐朝沿袭之，并进一步完善。其中内史省改为中书省，长官为中书令（2人）下设中书舍人辅助起草政令；门下省长官
2、为侍中（2人）；尚书省长官为左右仆射2人，三省长官都是宰相。三省长官议事于政事堂，三省长官地位显赫，一般不轻易授人，为弥补宰相的缺额或扩大宰相的人数，皇帝往往指派一些年轻和品级较低的官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些品级较低的官员往往要加上“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也为宰相。这样以来，宰相的权力被一分为三，人数增加，权限缩小，削弱了相权，加强了皇权 。 在政务执行程序上。中书省由皇帝处领旨或将宰相决议之事交给中书舍人起草诏令。中书省起草好诏令后转交门下省，门下省发现中书所拟诏令有违失，可以驳正封还中书省重拟，即“封驳”。中书省所拟诏令经门下省审议合格并获皇帝认可（“画敕”）
3、后，转交尚书省执行，由尚书省交给六部中相关部门具体执行。三省六部间职责分明，分工明确，程序既定，既分工合作有互相监督牵制，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因此，隋唐的三省六部制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走向成熟。二、地方行政体制：1、道的设置：在地方上，唐朝实行州、县二级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唐太宗根据山川形势将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北、河东、山南、淮南、江南、岭南、剑南、陇右十道。玄宗时复分为十五道。道不是正式的地方行政机构，同汉武帝时的13州一样作为监察单位，但州后来则升格为地方最高行政单位，而道自始至终都是监察区，皇帝派出巡察使、按察使巡行各道、州、县，检查工作，进行监督，这样以来就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
4、制。2、羁縻政策：唐太宗认为“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以求久安，未之有也”所以对边疆地区的军事行动十分慎重，战争结束后“抚九族以仁”，对归附的上述民族实行宽厚的羁縻政策唐朝对边疆地区的管辖统一由中央负责，但不改变当地的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羁縻州（856个），往往以少数民族首领为都督、刺史，且可世袭，甚至允许各族自行处理内部事务。这种开明的民族政策加强了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辖。三、选官制度：科举制1、中国人才选拔制度鸟瞰：先秦实行世官制；秦实行论功授官；两汉实行察举制，最初的察举制主要凭借才秀才、德孝廉，被举荐的人才尚有一定的能力或德
5、行，但到东汉这种制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察举的标准主要是声望，而只有哪些世代为官的豪门大族子弟最有可能被察举，故察举选官便演化为门第选官，即士族选官，门阀或门第成为选官的主要依据，曹魏时期这种九品中正制（或称九品官人法）正式形成。这样以来，累世公卿的豪门大族势力急剧膨胀，大大削弱了中央集权，并且所选人才缺乏真才实学，不利于封建国家的统治。特别是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中下级地主庶族地主经济势力增强，他们必然要求提高其政治地位，以适应其与经济地位相应的政治地位，因此，选官制度的变革被提上日程。2、隋唐的科举制：隋文帝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开始实行分科考试的办法选举官吏。隋炀帝设进士科，科举制正式形成。隋朝
6、的科举制为唐继承贞观时增加了考试科目明经、进士、秀才、明法、童子等以明经和进士科最为重要。武则天时首创殿试和武举，并增加取士人数；玄宗时任用后高官主持考试，大大提高科举考试的地位，使科举制成为定制。3、科举制的进步性：科举制取代士族选官是封建选官制度的重大进步。首先他冲破世家大族垄断仕途的局面，有利于抑制门阀势力，门阀士族到唐末随着农民战争最终走到尽头，这其中科举制对士族制的冲击最用非常大；同时它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一大批门第不高而又有真才实学的庶族地主子弟进入政坛，大大充实了封建统治的基础；特别重要的是科举制将读书、考试和选官紧密结合起来，大大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中国的文官制度的进步性是同时
7、代的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由豪门士族手中收归中央，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对封建秩序的稳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直到1905年被最终废除。唐代宰相职位的变迁（转）宰相概念的提出事实上，搜遍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除了在辽代以外，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用“宰相”作为官员的正式官位或职务。一直以来宰相只是一个习惯用语，用来指那些辅佐皇帝行使权力，处理国家政务的主要官员。这里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处理“政务”。比如六部九寺制度下，各部的尚书侍郎虽然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和重大事件的谋划，但他们同样要担负本部的事务性工作，比如日常事务的处理和各种文书的检阅批复，这种官员被成为事务官。而
8、宰相不同，除了他们本身的职务以外，他们被皇帝授权参与到国家大事的决策中，经济军事祭祀文化，诸如此类，而这些事务的决策往往是超出那些事务性官员的本身职权范围的，我们可以称之为议政权。而同时，作为百官之首的宰相，同时又监督百官的职责和权力，他们有权力提出废黜、奖赏、调动任用官员等多项权力。议政权和监督执行权构成了宰相的最重要的基础。为什么这么说，而不把宰相简单的定义为总揽朝政的那个人，是从中国政治的现实出发的，的确历史上很多以权臣面目出现的那些“丞相”或者“录尚书事”或者尚书令，往往一人就可以完全操持国政，但是这并不是宰相制度最常见的长生态，而几乎可以视为某种程度上相权对皇权的变态剥夺，或者说相权
9、变相的成为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皇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唐宋两朝的宰相是比较有典型意义的，特别是在唐代，发展出了一套给低级官员（四品到五品）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或者“同中书门下三品”而行使宰相权责的所谓低阶宰相，从而使以上所说的那种，“一人之上万人之下”的宰相定义不再适合。从尚书令到“同中书门下三品”众所周知，唐代草建初期，大部分继承了隋朝的制度，并初步建立起了三省六部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个人开府的三公逐渐淡出而成为荣衔，基本上形成了以尚书省长官为宰相的制度，而同时在内廷形成了中书和门下两省作为皇权的咨询和审查机构，帮助皇帝行使权力。随着隋朝开始，中书和门下两省移出皇城，在摸索和完善的过程中，
10、终于在唐初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三省制过程，这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中书省负责起草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但事实上，这样的过程是逐渐形成的，在开始的时候，由于六部其实是尚书省的属部，事实上尚书省和尚书省长官仍然是事无不总的真宰相，而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并没有起到一直这种权利的作用。在太宗朝开始，因为尚书令因为官高不授于人，这时尚书省就以左右尚书仆射为省长官，所以尚书省左右长官就获得了法律地位上的宰相的身份。而同时，作为中书省长官的中书令和作为门下省长官的侍中同样作为事宰相的身份。同时皇帝为宰相专门设置了政事堂作为宰相议政和处理事务的专用场所。在这里就要谈到第一个宰相的称呼，就是“同中书门
11、下三品”的来历（武周时改称为“同凤阁鸾台三品）。早年虽然说左右仆射和中书令侍中都是宰相，但是从官位上来说，尚书左右仆射事从二品的高官，而侍中和中书令都只是正三品。早年侍中和中书令在朝官的排列甚至在尚书六部尚书之后。即使到中唐以后开始作为宰相只为的中书侍郎和门下侍郎一开始的排列也在六部尚书之后。所以和后来给低阶官员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以提高官位不同，“同中书门下三品”的目的正是提高侍中和中书令的身份使他们和获得和尚书左右仆射相同的地位。贞观十七年(643)，李积为太子詹事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此号第一次出现。其后，以此衔为参政标志，虽本官品级高于三品者也要加此衔才得为宰相。“同三品”一衔，高宗、武后
12、、中宗时期使用最多，玄宗时已逐渐减少。肃宗至德二载(757)李麟为同中书门下三品是此衔最后一次授任。侍中与中书令随着三省制度的变迁，宰相地位实际是随着三省地位的变动而变动的。由于门下省拥有三省中最重要的批驳封还奏折和诏令的权力，而且早期的政事堂都是设在门下省内，而且随着左右仆射逐渐成为奖赏功勋老臣的荣誉性官位，不再管理省务也逐渐退出宰相的行列，尚书省长官逐渐落在官位较低的尚书左右丞上。所以逐渐在唐朝前期形成了以门下省为核心的三省的运作体制。这种变迁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的首相地位的最终确立。龙朔二年四月四日。改侍中为东台左相，中书令为西台右相。天宝元年二月二十日。又分别改为左相和右
13、相，也就是确认了两者左右丞相的身份。尚书仆射的相权自贞观末年即已开始削弱，到玄宗时，已完全被排除于宰相行列之外。中书令地位的提高唐代中期宰相制度最大的变化就是促成了中书令作为首相地位的确立。而产生这个结果，又是由以下三方面组成的。其一是裴炎移政事堂于中书省。其二，是开元十一年，中书令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置中书门下之印。其三则是姚崇、李林甫和杨国忠数代权臣以中书令长期操控国政。公元683年，高宗去世，裴炎以侍中升迁为中书令，并将原来设在门下省的政事堂转移到中书省，从而使中书令开始在政事堂中处于主导的地位。政事堂迁移事件，使唐代政治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门下省在三省中的枢纽地位开始丧失
14、。中书省职权开始由以前掌握军国之政令变为参议表章，于是逐渐由出令机关转变为政务裁决机关。武则天执政之后，中书令以其在政事堂执笔的实际首相地位，在权力格局中的优势更为明显，从而成为核心的宰相。自裴炎以后，从侍中升迁成为中书令成为一个普遍模式，三省长官的平等和互相制约的格局被打破。张说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则代表了政事堂逐渐摆脱了过去的那种仅仅代表宰相和议的场所的概念，而逐渐成为制度上的宰相的最高权力决策机构，从而形成了凌驾于三省之上的新的最高政务机关，这种体制而恰恰是建立在中书省的体制上的。大多数的中书省属官都成为了中书门下的堂后官，这也是在中书门下中书令的权力较大的一个直接原因。其三则是玄宗朝各
15、个权臣一直以中书令掌控国政。从开元早期的姚崇，到开元晚期的张九龄，再到天宝年间的李林甫和杨国忠，逐渐从制度上形成了一套，以中书令作为中央政府核心的运作体制。三省制度在玄宗朝出现了巨大的变革。当然这种变革只是过渡性的，真正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的，还是那场内战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对宰相制度的影响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唐帝国带来了一系列的全国规模的战争，也为统治带来的严重的新问题。为了适应新的体制下的政治，中唐以后，唐朝中央政府逐渐形成了一套以使职体制运作的中央体制。特别是在事关战争的财政方面。而在形成使职行政体制的过程中，不免对过去的三省六部制度和过去的宰相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经过战争冲击的尚书六部体制，其原本整齐划一的格局被打乱，尚书省部门机构被废止。战争带来的财政问题和军事问题使户部和兵部的重要性逐渐体现出来。再加上掌握官员考核的吏部诸司，而其他的二十多个司，比如司门都官屯田主客水部，大多废弃无事。尚书省的诸官逐渐成为新的使职制度下，官员的寄禄官而已。即使是六部重要的部门，也常常以他官判省事，而不再以本官处理事务。尽管安史之乱结束后的代宗朝和德宗朝都采取过回复尚书省地位的努力，但是尚书省体制不再适应于一个对大多数国土失去控制，必须艰苦求存的一个新的中央政府的要求。仍旧再缓慢的衰弱中逐渐被历史淘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回到宰相本身。随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