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迁与自我意识转变对江淹诗赋创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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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川农业大学网络教育毕业论文专业汉语言文学学号W512312220005姓名彭敏成绩初审意见 初审老师签名:评审意见 评审老师签名:备注时代变迁与自我意识转变对江淹诗赋创作的影响网络教育与继续教育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彭敏 摘 要:时代的变迁、生存环境的改变、自我意识的变化,这些都会使文学在观念和创作上发生一定的转向,继建安风骨主要侧重于对社会苦难的摄取之后,文人们则把主要的精力投入了带有本体意义的人生忧患的思考。历仕宋、齐、梁三朝的江淹,一个处于乱世的文人,正因时代的变迁,以及在动荡社会中不断增强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其诗与赋中才有了对情感类型的细腻品味。时代在变,自我意识也随之在变,江淹所处时

2、代的背景以及在此时期中诗人所形成的自我意识,影响着诗人诗赋的创作。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江淹诗赋;时代变迁;意识转变;创作风格对于江淹的研究文献资料很多,但大多从词藻上对其诗与赋作研究与讨论,从内容上进行研究江淹诗赋风格的却很少,因此,从时代变迁与自我意识出发,从内容上探讨因时代变迁所引起的自我意识的转变对江淹创作的影响。这种探讨是有积极意义的,不仅能揭示江淹“才尽”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到一些文学研究中常遇到的问题,比如感伤作品的评价问题、作家的生活和他的创作的关系问题等。江淹是南朝时期著名的作家,历仕宋、齐、梁三朝。在仕途不得志时期的许多诗赋,常常与当时人产生共鸣,所以备受关

3、注,但后来官位上升,创作欲望和才思减退,后世有“江郎才尽”之讥评。前人对他的研究较多,曹道衡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对于江淹及其作品有了较细致的研究,分析了江淹作品的创作特点以及晚年“才尽”的一些原因。此外,曹道衡与沈玉成在他们所著的南北朝文学史中对江淹的生平及创作有了分析,也涉及其“才尽”之说。对江淹人们关注更多的是他的模拟作品,不论是诗还是赋都更多地倾向于拟古,但这种拟古又具有江淹的独特性,郑训佐先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中分析并说明了江淹的拟古之作是模拟与综合的。因江淹到晚年“才尽”,所以研究者对于江淹的研究大多从“江郎才尽”入手,探讨其“才尽”的时间及其原因,比如崔军红的江淹“才尽”时

4、间考辨一文,分析并说明了江淹在永明前或在永明初已开始“才尽”,至永明中已有“才尽”之恶谥,到建武年间江淹方以托梦之说解释自己“才尽”的原因。陈春保的“江郎才尽”新论从江淹与文人交流的层面,揭示“才尽”之因,认为江淹是处于封闭的写作状态,文学交游贫乏,不适应文风,在创作上难以创新和入时,才出现“才尽”。顾农的江淹“才尽”之解析分析了江淹因身处乱世为了避祸,所以托梦封笔。关于江淹“才尽”的原因,论者们众说纷纭,归结前人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对于文学交游的贫乏使自己处于封闭状态;身处乱世韬晦、避祸,托梦封笔;入齐后步步高升,安享富贵,无意费神创作;缺少“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的立言思想;忙于

5、政务,无暇创作;前后人生境遇迥异,前期作品以愁怨为主题,后期缺少类似生活的感受,而风格又难以转变,文风与时俗不合,愤而搁笔以示抗议;恨赋、别赋是其颠峰之作,此后的作品无法超越而受“才尽”之讥。江淹所处时代,正是宫体诗盛行的时期,前人对江淹的作品更多的是作形式上的评价,在吴小如、王运熙、章培恒等人所编著的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中收录的江淹的许多诗的评析,以及对江淹的赋的分析,大多从诗赋的词藻上进行,而并非对其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只是少部分是从内容上进行研究的,比如罗立乾先生的论江淹诗赋的悲歌心态兼析钟嵘的“诗可以怨”一文就是从江淹仕途坎坷屡遭不幸时期的诗赋出发,从诗赋的内容上分析江淹作品中的哀怨忧伤的

6、情感世界。通过前人研究的观点,结合吴功正、许伯卿的六朝文学中对南朝时代的论述,本文从南朝时代的社会背景、当时文人的遭遇以及在这个自觉时代文人因时代变迁而引起的自我意识出发,从江淹诗赋的内容上分析在不同时期因时代的变迁所致的意识的转变对其创作风格的影响,从而也说明其“才尽”之因。本论文主要从时代变迁以及自我意识转变的角度,论述其对江淹诗歌与辞赋创作的影响。根据南朝的时代背景及当时文人的境遇,主要从社会学批评出发,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江淹的创作。通过查阅、分析文献获取有关江淹的资料,即用文献法进行资料分析,并对不同时期江淹的诗与赋的创作进行分析整合,运用理论整合方法对研究成果进行系统

7、归纳。江淹字文通,生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04年),卒于梁武帝天监四年(505),历仕宋、齐、梁三朝,南朝著名的作家。他的祖籍是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 东)人,先世因西晋末年之乱逃亡江南。江淹本人是在今江苏南部一带长大的。少孤贫,六岁能诗,二十岁开始踏上仕途。刘宋时,任徐州从事、奉朝请。因广陵令郭彦文入狱,建平王刘景素救之,后入景素幕府。因谏其谋叛,黜为建安吴兴县令。齐高帝萧道成执政,淹入其幕府,掌军书表记。齐立,任中书侍郎、庐陵内史、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廷尉卿、宣城太守、黄门侍郎、秘书郎等官。及梁武帝萧衍攻建康,淹微服投之,官吏部尚书、相国左长史。梁立,仕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侯。以诗赋

8、著名,晚年位居高位,创作欲望与才思减退,因此,后世有“江郎才尽”之讥评。其诗风略近于鲍照,时称“江鲍”。著述甚丰,隋书.经籍志录江淹集九卷、江淹后集十卷,佚。今存诗文多出自“前集”。明人张溥辑有江醴陵集。注释本有明人胡之骥江文通集汇注。有齐史十二卷,已佚,又自撰为前后集,亦散佚。今存明翻刻宋本江文通集十卷,清梁宾辑江文通集四卷,考订较精。5一、南朝的时代背景及文人境遇 自公元229年吴孙权称帝开始,至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中国止,这段时期里,先后有孙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陈六个王朝在南京建都。历史上,习惯将这个王朝统称为六朝。六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荡、分裂的乱世。其中宋、齐、

9、梁、陈四个朝代统称为南朝,始于公元420年,终于公元589年。中国的封建时代大一统观念很强,因此许多王朝延续的时间都较长,而在南朝169年的时间中,却经历四个短命的朝代。与汉、唐等统一王朝相比,此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干戈扰攘,人命危浅,精神恐慌。统治阶层骨肉相残,士人朝不保夕。其中所体现的激烈动荡,以及它给文人生活所造成的影响至是不言而喻。这一时期因诸多原因死于非命的著名文人可以排成一长串令人触目惊心的名单:谢灵运、鲍照、范晔、王融、谢朓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统治者大多出身贫寒,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也包括避免文化上的盲点,许多帝王便身体力行,以非常关切的态度向文化界靠近,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南朝时

10、期的许多帝王常把文坛才子聚集在自己的身边,从事文学创作。宋齐梁文学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士族文人的文学活动推动的,其具体组织形式即是各种类型的文学集团。这些集团文学活动的意义是巨大的,往往能引导潮流,操纵文风的转变,从而构成文学主流,如萧子良文人集团对宫体诗的贡献。当时,许多文人被统治者重用,当上大官,但战乱不断,统治者不断更替,文人们仍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南朝政治既混乱又黑暗,其最怵目惊心的事态,就是政坛横祸迭起,人命危浅。罗立乾先生总结“这种横祸大致有两类:第一类是王朝更替,剪除异己。如刘宋代东晋不久,即诛除异己的王、谢两氏家族,王僧达、王彧、谢混、谢灵运、谢晦先后被杀。第二类是皇室内部争

11、权,骨肉相残。”不过“国家不常你家常”。当时朝代更迭频繁迅速,政局极端动乱,处于统治阶级争权夺利漩涡中的文人,地位升沉不定,穷达荣辱、生死祸福无常,故而抱恨者多,文人对于政治抱以淡漠,转而关注自身的命运。正是在这样一个分裂、动荡的充满苦难的时代,人们也因此而思想解放,思维活跃,各从其志,各行其是.在激烈的竞争中,促使了个体意识的觉醒,文人们在仕途不得志之下,对人生与自然有了觉悟,正如今人流沙河先生所言:“人是社会之果,也是自然之花。自然环境种种物象,正如社会环境种种事象一样,与人类的情绪一呼一应,其间若有默契焉。”南朝人的生命意识与自我意识亦每每借助自然表现出来。与此同时,因交通或战乱而来的北

12、方作家,也给南朝文学带来一些刚健、质朴的气息。南朝文学就孕育在这样的社会土壤和精神氛围当中。也正因这种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南朝士人的社会责任心和伦理执著感淡漠,致使他们相对地摆脱了道德包袱,在展示性灵的过程中,显得步履轻松,感情细腻。 二、江淹的人生道路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无论是哪个时代,文人创作都是在没现实的感召和心理的推动情境下进行的,他们的作品无不寄托着某种希望,作品中多少折射出时代的影子。历仕宋、齐、梁三朝的江淹,目睹并亲身经历着战乱时代文士的痛苦生活,使他对生死荣枯变迁之倏忽,一直烙印着惨痛的记忆。在南朝,虽然当时的统治者参与文学活动,组织了各类文学集团,但

13、当时参加文学集团文人的命运是悲惨的。刘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皇室之间的残杀相当激烈,不少文人因直接或间接地与皇室有交往或矛盾而死于非命。其他那些或主动或被动参与文人集团,以及或多或少与某个集团有联系的文人也往往难逃厄运。1、十一年的幕僚生涯江淹从二十岁出仕到三十一岁被贬斥到建安吴兴的十一年左右,基本上是在刘宋几个藩王手下充任幕僚,其中在建平王景素处时间最长。他先后跟随始安王刘子真、新安王刘子鸾,不久又回到子真幕下,子真死后,又转到建平王刘景素幕下。刘景素本人好立名誉,招致文士,而江淹在当时已颇有文名,所以被景素器重,并待以“布衣之礼”。但江淹当时年少气盛,恃才傲物,引起同僚之忌。正好当时广陵

14、令郭彦文有罪入狱,因此被连累入狱。在狱中写了谐建平王上书,被景素救之。出狱后,曾被南徐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举为秀才,对策上第,任巴陵王刘休若的右常侍。不久又回到建平王景素幕下充任主簿之职,后景素谋反,江淹因次劝谏,被贬为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令。福建在当时是一个荒僻的地方,这对江淹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仕途的失意和生活的困苦却使他在创作方面取得了更高的成就。正是在建安吴兴的短短两年左右他写出了许多杰出的名篇,如恨赋别赋就创作于此时期。同时,这次贬黜也使他避免了刘景素事件的连累,又为他后来受到萧道成赏识造成了机会。十一年的幕僚生涯,仕途的郁郁不得志,因而使江淹无心关注社会中的政治,反而对人

15、生有了异常看法,开始关注自我,重视命运,关注人的生存,把失意的牢骚抒发于诗赋当中,对人之常情有了深刻体悟,对人的情感有了细腻品味。然而到了齐国成立,江淹在齐高帝萧道成部下做事,齐武帝永明时,官职不断上升,梁武帝萧衍代齐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封醴陵伯。得志以后事过境迁,江淹很难再写出人生悲苦这样类似的作品,这也是其晚期“才尽”的一种说法。2、人生态度其实,江淹的为人本来就没有多大的理想,他所追求的生活趣味原来就不很高明:仕途望不过诸卿二千石,有耕织伏腊之资则隐矣。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 苑以丹林,池以绿水,左倚郊甸,右带瀛泽。青春爰谢,则接武平皋,素秋澄景,则独酌虚室,侍姬三四,赵女数人。否则逍遥经纪,弹琴咏诗,朝霞几间,忽忘老之将至。淹之所学,尽此而已矣。(自序传) 这样一个极端重视个人舒适享乐的作家,当然不可能长期地保持自己的创作才能的。他早年所以能写出一些优秀的作品,其原因是他当时的生活环境较困苦,仕途上郁郁不得志,以致诗人更多地关注自我的存在,一方面把对自然与事物的深刻感受以强烈的感情融入诗中,另一方面,善用比兴表现内心的怨愤,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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