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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文学史写作：共时的结构 南帆 内容提要通过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现状的考察，认为迄今多数当代文学史著作仍将时序作为组织文学事实的主轴，文章提出并着重阐述了对当代文学史进行共时的结构研究擅长将众多文学事实从时序之中转换到共时的平面上，在其相互关系的网络内部发现特定的结构，或者在特定的结构内部分析各种文学事实的特征。结构、因素、关系，成为可能构思另一种当代文学史的三个有效的关键词。 一“当代文学”似乎已经演变为一个中性的概念划定某一个时间段落的文学。据考，这个概念最初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那个时候开始，文学研究逐渐放弃了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的习惯表述“新文学”。这个改变隐含了社会以及文化性质的一套
2、完整阐释：“当代文学的概念的提出，不仅是单纯的时间划分，同时有着有关现阶段和未来文学的性质的指认和预设的内涵。”现在，这些阐释成为常识，“当代文学”亦作为一个固定的称谓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相对地说，“当代文学史”的概念仍然立足未稳。现今看来，最为彻底的质疑显然来自一个观点“当代文学不宜写史”。这个观点的始作俑者是著名的文学史专家唐弢。争论开始之后，施蛰存曾经出面为之助阵。他们否认当代文学史写作的主要理由是：“当代”与“史”即是矛盾。当代文学处于“现在进行式”，一切都在未定之数，匆匆忙忙地冠以“历史”多少有些轻率。“历史需要稳定”，“当代事，不成史”以历史的名义做出结论必须拥有特殊的权威，通常意义
3、上的一家之言算不上合格的历史著作。 尽管唐弢与施蛰存均为学术泰斗，他们还是无法为当代文学史写作降温。人们至少可以争辩说，文学史著作具有多种模式，包括对于时间距离的多种理解和处理。当代文学史写作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现场的情绪、带有参与者的体温，漫长的时间距离可能修正作者的偏激、盲视或者个人恩怨引起的不公，然而，人们必须偿付代价。史料丢失、无法还原事件的脉络、局外人的冷漠、因为时过境迁而察觉不到当时的气氛这些都可能成为时间距离造成的损失。在我看来，“当代文学史”的合法性无可非议，必须推敲的是另一点：哪些人是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合格作者?据统计，截止1999年，“以当代文学或当代文学史命名的著作共有48部
4、之多”。当代文学史数量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不得不怀疑这种写作是否慎重。相对于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厌倦症，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畸形繁荣令人不安似乎没有多少作者深刻地考虑过文学史写作的意义。提供教材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最为常见的动因。现成的订单常常冲淡了必要的追问文学史写作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另一些作者似乎更多地因为学术等级的压力而介入文学史写作。相当长的时间里，学院内部无形地认可了一批观念：训诂考据的学术含量高于义理阐发，古典文学研究的学术含量高于现代文学研究，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含量高于文学批评。屈从于这种学术等级的产物即是，许多人将由文学批评转向文学史写作视为学术成熟的标志。 历史写作历来是传统文化之中的重
5、大事件。历史著作远远不止于收集资料、留存档案。历史写作的意义同时还在于立规矩，明是非，褒扬传统，为后人提供一面镜子。永驻史册要么流芳百世，要么遗臭万年。文学史写作显然包含了巨大的文化权力：确立文学经典，倡导文学规范，区分一流作家或者三流作家，主宰学院内部的文学教育，如此等等。许多时候，文学史写作隐含了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巨大快感。然而，如果作者未曾拥有足够的“史识”，那么，文学史写作很可能成为权力的滥用。正如一个民族的历史常常是民族自我认同的归宿，文学史写作也是文学自我认同的重要手段。这通常包含了某一个时段文学成就、价值和功能的评价，包含了文学理想的倡导以及对未来文学的展望。总之，文学史不仅汇
6、聚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同时还汇聚了自我、社会、历史。显然，这两方面交织将是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经纬线。“当代文学”是一个宽泛的时间限定。然而，“当代文学史”必须提供一个明确的时间界桩。这涉及通常所说的文学史分期问题一个争讼不断的焦点。许多时候，人们因为不同的文学史分期辩论得面红耳赤。我更愿意认为，不存在一个本质主义的文学史分期。各种文学史分期观念表明了处理历史资料的不同视野、参照坐标以及认识目的。进入历史的角度肯定不只一个，重要的是，每一个角度如何提供与众不同而且又令人信服的解读。一种相当普遍的观点认为，“当代文学史”的上限必须上溯至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如洪子诚指出的那样
7、，20世纪40年代前期“是一个文学共生的时期”。左翼文学、革命文学与“纯文学”、通俗文学以及种种“自由主义”作家均占有一席之地。4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左翼文学、革命文学，包括种种涵义相近的概念，例如“无产阶级文学”、“工农兵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急速地晋升到支配地位，并且具有愈来愈强的排他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显然是一个确立方向的历史标志。这种文学史分期的依据聚焦于文学“内部”，聚焦于文化风格、美学类型或者文学潮流的动向。相对地说，另一种更为常见的观点是，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第一次文代会的召开视为“当代文学史”的开端。这种文学史分期的依据在于，强调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转
8、折对于文学的决定性影响。众多的历史著作之中，1949年是一个新纪元的开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起源。文学始终是革命运动之中的一个活跃因素。革命摧毁了旧的政权体系，文学功不可没；一个崭新的国家隆重崛起之后，文学必然跨入了另一个不寻常的阶段。显然，这种叙述有助于“把文学史的写作更为准确地契入到革命历史的论述当中”。然而，这种文学史分期的依据通常隐含了一个要求：更多地阐述政权体系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如果说，一个崭新的国家崛起意味着一套行政体系的确立，那么，这一套行政体系如何介入文学生产是当代文学史描述的重要内容。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独具的显著特征。20世纪上半叶，各种文学主张曾经争论不休，但是，
9、当时的行政体系对于文学鞭长莫及。多少有些遗憾的是，多数当代文学史著作并未对这个主题投入足够的精力。相形之下，洪子诚对于文学体制如何细致地控制文学生产的考察尤为令人瞩目。从文学机构的设立、出版业和报刊的状况到作家的身份，洪子诚分析了一整套管理和监督文学生产的严密体制，分析这一套体制如何保证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的持续。如同一张隐蔽的网络愈收愈紧，公共领域的消亡、批判运动的巨大杀伤力以及众多作家噤若寒蝉的精神状态无不可以追溯到这一套体制。洪子诚指出：“在当代，文学一体化这样一种文学格局的构造，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看，最主要的，并不一定是对作家和读者所实行的思想净化运动。可能更加重要的，或者更有保证的，
10、是相应的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体制的问题，有的是可见的，有的可能是不可见的。复杂的体制所构成的网，使当代这种一体化的文学生产得到有效的保证。为什么说有的是不可见的呢?因为有的事情、规定，并没有形成文字，也没有相应的实施的机构，但靠成员之间的默契(不管是自动地，还是被迫的)所达成的协议来实现。”这一套严密的文学生产体制显示，当代文学力图承担起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宏大使命。这时的宏大使命，意识形态不惮于公开宣称自己的目的，并且与行政机构密切合作。文学以及更大范围的意识形态如何具有类似于国家机器的强大功能，这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必须解决的新型问题。文化曾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晚清以来
11、，文学逐渐抛弃了吟风弄月的传统，抛弃了感伤、浪漫、卿卿我我的“小资产阶级”情调，愈来愈自觉地介入民族、国家、国民性改造、革命等重大历史问题。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左翼作家在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之中胜券在握，出色地实践了葛兰西提出的命题。然而，赢得了文化领导权之后如何避免走向反面?进入50年代之后，葛兰西命题没有得到足够的后续思考。正如威廉雷蒙斯阐释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时所说的那样，这个概念广泛涉及文化权力的转移、经济“基础”对于文化的决定程度等诸多方面。从一个国家的文化战略构思到文学写作的个人情怀，当代文学前所未有地加剧了二者之间的紧张。如何总结这种紧张关系？至少，如何提供阐释这种紧张关
12、系的充分资料？这是当代文学史写作不得不正视的问题。二相对于古代文学史写作，当代文学史的资料收集远为容易。如果说，资料占有的数量是评价古代文学史著作的一个标准，那么，当代文学史写作的焦点，毋宁说是如何处理丰富的资料。许多时候可以认为，众多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差异即是种种历史视域的竞赛。迄今为止，多数当代文学史著作将时序作为组织文学事实的主轴。人们习惯于按照时间编码处理发生学的历史。除了某些共时发生的文学事实得到了特殊的编辑，多数文学史叙述按照时间的先后循序渐进。仅仅阅读一批当代文学史的目录即可看出，编年史的雏形仍然顽强地统治着作家与作品的汇集方式。时序是许多文学事实的基本坐标，每一个文学事实均拥有自
13、己的序号。时序的记录不仅说明了文学事实的先后，重要的是显示出发展的脉络、过程或者演变的谱系。当然，脉络、过程或者演变谱系的记录并非中性的、客观的。许多时候，某种价值观念可能隐蔽地依附于时序之上，例如“进化论”。当代文学史的描述常常流露出这种倾向：文学流派愈“新”愈“进步”。人们甚至可以在新生代、“70后”或者“80后”这一类称呼之中，察觉“进化论”的强大势力。这种不断“进步”的信念与革命信仰对于历史未来的乐观估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进化论”具有了更为堂皇的理由。“进化论”通常属于现代性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带有启蒙主义以来的理性所赋予的信心。古典文学时期，时间的意义恰好相反。复古主义者时常无限惆
14、怅地缅怀遥远的古代。不存在没有时间的文学事实。然而，时序并非文学的唯一坐标。人们至少要意识到，线性的时序可能无法解释某些文学事实，甚至形成某种遮蔽。袁枚曾经说过：“诗有工拙，而无今古。”这即是对于时序的大胆抛弃。仅仅遵循线性的时序按部就班地罗列文学事实，无法揭示当代文学史内部某些隐蔽的肌理，例如，种种对于文学生产举足轻重的因素，或者，种种横向的、共时发生的关系。洪子诚对于文学机构、出版业和杂志、作家身份的考察之所以重要，恰恰因为这些社会学分析提供了另一种视角。显然，瓦解时序对于文学事实描述的控制是插入这种视角的前提。这些因素与文学生产之间不存在时序上的联系，二者形成了空间意义上共时的社会网络。
15、洪子诚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这一点。解释当代文学的“转折和“断裂”时，他主动地转换为横向的空间观察：“转折和断裂，在我的理解中，不仅仅是表现为一种新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形态的出现。当然也包含这样的因素，但是并不完全是这样。这个转折和断裂还表现为40年代不同的文学成分、文学力量之间的关系的重组，位置、关系的变动和重构的过程。即从文学场域的内部结构的分析上来把握这个问题。”不言而喻，多数当代文学史著作内部均同时存在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作者时常在二者之间自由转换。某些段落时常因为共时的分析而形成重要的发现。尽管如此，文学事实的时序坐标如此强大，以至于迅速地冲垮继而卷走了共时研究的视角。历时的描述显示了历史的时段，显示了文学的纵向轨迹。但是，历时描述时常仅仅提供了不尽的事实之流。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