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与佛教:不是佞佛是究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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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柳宗元与佛教:不是佞佛是究佛 柳宗元究佛,以儒为体,兼通儒释,唐宋没有人能出其右。柳宗元用大中之道究佛理,这我们在她涉佛诗文里随处可见。柳宗元赞同佛教与易经、论语相合的东西,说就是圣人再生也不会责斥我。 说到宗教,它像迷雾同样始终随着在人类身边。宗教是虚幻的,又是真实存在的。它亦真亦幻的影子,不时搅动着千百万人的心灵。而富于思辩的佛教更是这样,其佛典经卷浩如烟海,世存的就有五千多种,不仅历代研究者叹息难治,就连佛祖也多次说“佛法难闻”。柳宗元自己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而“通其说”,即苏轼说的“始究佛法”,是遭贬后来的事。在佛教充斥整个社会的时代,柳宗宗元身上有它的影子这不奇怪。

2、柳宗元不是迷佛的宗教徒,也不是后人说的佞佛,而是苏轼说的“儒释兼通”的思想家。她是唐宋究佛第一人。人们懂得,佛教不是中国本土的东西,而今天它和儒道一起成了中国三大老式文化。佛教自汉末进入中国以来,不久与儒道交融。汉代的佛教在中国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的佛教被理解为魏晋玄学的一派。到唐时,儒释道浮现明显的合流,佛教“不入于老,则入于儒”,更是一副中国式的面孔。天台宗、华严宗、是这样,禅宗更是纯正中国化的佛教。佛教在中国化后走向顶峰,成了世界性的宗教。儒释道在唐代形成鼎立之势,除宗教自身发展的因素外,与皇家权术直接有关。唐高祖用道教老子固宗,李世民用佛教维统,武则天用佛尊当女皇。皇帝亲自组织三家

3、论辩,下诏给她们拍座次。 按轮回说,佛教觉得目前的禽兽虫蚁,前生也许是自己的父母,而目前的父母,后生也许是自己的子孙,因此,佛教是不认父母,不讲孝道的。这与儒家伦理水火不容。后来佛教有了变化,佛教徒编了不少讲孝德的经书,还实行三年之丧。柳集有序赞赏和尚看望父母。元和六年,柳宗元送元暠师序,赞扬和尚元暠葬亡亲尽孝一事。柳宗元觉得这不违背佛道,还与“儒合”。元暠是儒生,当和尚遵奉儒道,德高不忘孝,这与那些不讲孝道,不重亲情的和尚,不是一路人。柳宗元遭贬后,身处困境,精神极度苦闷;长年住在寺庙,每天与僧徒往来,耳濡目染,她也试图以此安慰受伤的心灵,可这条路仿佛走不通,她对禅经产生了疑窦,这让她更加困

4、惑和苦闷。柳宗元在永州曾有诗记载说,开始时她很虔诚,清晨取井水漱口齿,拂掉衣服上的尘埃,恭敬地捧着经书去超师院读禅经。可“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信佛的人由于不能领悟真正的佛理而一无所取;而那些迷信荒诞的事,反倒为世人所追求和乐道。但寺院宁静的景色,脱俗的禅境,还是让柳宗元在精神上得到些许的慰藉和满足。这就是后人推崇的“以儒修身,以释修心”。到后来,佛教成了文人士大夫身上的一张皮。很难用一句话说得清。可我们翻遍柳集,找不到有当时士大夫迷佛的诡异之辞和痴迷依佛的情景。柳宗元巽(xn)公院五咏有五首小诗,都是写龙兴寺里的事物和景色的,诗中虽然透着寺院的静幽和禅机,但没有怪诞和邪妄的影子。 佛教有

5、“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之说,语出心经。佛教谓有形的万物为色,说万物为因缘所生,本非实有,故谓色空之说。柳宗元巽公院五咏第四首芙蓉亭诗说:“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这是说,如果佛教色空之说可信,那大自然怎么能如此巧妙地发明出实实在在的万物呢?这显然与否认了佛教的这一思想。柳宗元涉佛诗写的很精妙,有的读起来会令人发笑。戏题石门长老东轩是一首“调笑”诗。说年过七十的法华寺石门长老,忆其毕生,如梦如幻。望着当年种的小树都参天“成林”,感慨长年累月地诵念经书,究竟有什么用?如今苦修苦行,自己连筋力衰微都忘却了。柳宗元借此告诫长老,春天不要向窗外野地张望,否则花开时,看到鸡鸟成双成对,你会很孤单的。人连

6、草木鸟兽都不及,会很自伤的。这是借说长老来调侃佛教。 柳宗元对那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异行”的僧人是很反感的。这些人都是假和尚,有其名无其实。在柳州,柳宗元有送方及师序指斥那些游民和“文章浮屠”,说她们是“乱杂”。游民,是闲着无事的人。古时指士不士,农不农,工不工,商不商的人,即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人。柳宗元用笔朴直,开篇直指其弊:说这些不务正业的“游民”,学文章没有文采,假借和尚之形自为清高,她们做和尚却没有理佛的诚心,是凭托舞文弄墨装放达的所谓“文章浮屠”,是放纵怪异不入流的“乱杂”。唐代宫里达官贵人也有入道作和尚的,涉及公主在内,都是些最不人道的逆流。她们以佛庙为避风港,行淫乱之

7、事。当时盗贼凶徒,贪人败类,窃踞寺院,侮弄妇女,藏奸酿乱,无所不为。这都是些“有佛之貌而不心,藉佛之名而异行”的假和尚。柳宗元说佛道是藏污纳垢之地。唐代佛教盛行,各色僧众云集社会,五色杂流充斥其中。有种地的,有做小生意的,有开赌场的,有当医生给人看病的,有招摇撞骗的,有算命的,有交结权贵附庸风雅的,有放高利贷的,有假借她人势力敛财与官分脏的。从中可以看出,唐时那些欺世盗名,假借诗文放浪形骸,附庸风雅的假和尚多么风行,而社会迷失,对这些乱象却“宽而不诛”。每提及此,柳宗元都会情不自禁的流露出极其鄙视、厌恶的神情。 柳宗元不主张读书人遁入空门,为僧为道;对炼丹药求寿更是不屑一顾。即便陷于最困苦的贬

8、境,她也始终不变化和放弃儒道世用之心。当时有个叫周君巢的人,曾向柳宗元推荐药饵久寿之术,柳宗元作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答复她说:我虽遭贬废,但从不说鬼神等事。你说这些“寿且神”的事,与尧舜孔子之道不符,我历来都没有爱好。人如果单纯为了活着,就是千年百年,我也不动心,这不是君子所图。柳宗元看不起那些以药饵求长寿的人,她主张关怀“生人之患”,守“圣人之道”,觉得这样的人虽不久寿,可其道却寿远啊!她说:自己“愚不能改”,“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宪宗好佛道有两件事值得一提:一是迎佛骨,一是用山人柳泌为台州刺使采仙药,这是有唐以来第一次授佛道实职官位害民的蠢事。古诗说:“服食

9、求神仙,多为药所误。”唐太宗死前服胡僧药不救,玄宗服药炼丹;穆宗虽诛柳泌,既而自惑,又和方士混在一起;就连灭佛的武帝,也是服方士丹药,躁疾而死的。韩愈与周君巢也有交往,与柳宗元不同,韩愈听信了饵药久寿之说,晚年服食硫黄,其早亡应与此有关。 柳宗元永州龙兴寺息壤记记述了一件怪诞的事,说龙兴寺东北角一间堂屋,有一块“广四步,高一尺五寸”的隆起地面,建堂屋时,铲平了又长高了,后来这些铲土的人都死了。“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穖。”文中“人鬼且穖”这句话出之列子?说符:“楚人鬼而越人穖。”鬼,是说楚人迷信鬼神;穖()是说相信吉凶祸福的征兆。山海经有记载说:“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凐洪水,帝乃令祝融杀

10、鲧于羽郊。”这也是把“息壤”鬼神化。于是庙里的人都把息壤当神来供奉,再没人敢铲平它。柳宗元说,铲土的人都不幸地死了,难道是上帝爱此土不让人铲平吗?回答显然与否认的。柳宗元说:南方多瘟疫,过劳者先死。这些用铁锹铲土的人,是死于过劳和瘟疫,土地怎么能显神通呢?柳宗元紧张读书人来龙兴寺被困惑了,相信异书的记载,故而写此记刻在堂上。柳宗元居信鬼神之地,而不为邪说所动,其唯物史观之坚定在唐宋是仅见的。后世说柳宗元佞佛,追根溯源,其实是因韩愈引起的。韩愈信口说柳宗元与山人元十八交游,不排佛,千百年来后人随之,致使成了一种习惯性的说法。后来柳宗元不得已在送僧浩初序里提及此事:说韩愈批评我嗜好佛图言,与浮图游

11、。近来陇西李生礎自东都(洛阳)来,韩愈让她带信责斥我。柳宗元说:元十八与当时许多达官名士交好,她儒者僧形,是个文人和尚。其为人旷达质朴,与孔子同道。虽历经挫折也不改其志。这是柳宗元与她交游的因素。柳宗元说:佛教也有不可排斥的地方,它们往往与易经、论语相投合。我与她们交游,是看重其洒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与孔子异道。 柳宗元赞同佛教与易经、论语相合的东西,说就是圣人再生也不会责斥我。而韩愈批评的那些行迹:如剃发为僧,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柳宗元说我也不快乐。可韩愈只看外表而把里面有用的东西也一起扔掉了,这是只见石头而不懂得石头里还会包着玉啊!柳宗元是从儒家立场来判佛的。柳宗元说:她与浮图

12、交游,“未必能通其言也”。这不是说她听不懂和尚所说的那些佛事语,而是说她不是因喜欢和尚说佛事那些话,才与浮图游。恰恰相反,是和尚说儒语她喜好,才与之交游。柳宗元身处贬所,对官场的尓虞我诈深恶痛绝,她与“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喜好安闲”的和尚交游是为了舒缓自己的苦闷。柳宗元主张多种思想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不以一家所局限,也不因是外来的就排斥它,这在目前看来也是进步的,其实在中国慢长的民族融合中这是常常遇到的事。而韩愈以儒家道统自居,排斥孔孟以外的其他思想。可她后来遭贬去潮州时,却与柳宗元交游的元十八和尚打的火热,赠诗难分难舍。 元和十五年(公元8),以排佛出名的韩愈在潮州与大颠和尚亲昵,这在当时

13、就传的沸沸扬扬。时为户部侍郎、太子来宾精通佛理的孟简,在吉州据说后,致书韩愈询问此事。韩愈答与孟尚书书,语多掩饰。文中赞大颠:“聪颖,识道理。”是个很难得的人。韩愈后来在改任袁州刺史时,还与大颠留衣服为别。韩愈与大颠交往时,有手简三首,刻石在潮州灵山院。唐代儒释交混的情形现代人是很难理解的。韩愈与许多佛图均有交往。韩愈晚年蓄伎纵欲,食丹药硫黄,更是让人非议。 柳宗元本族有一年轻人,“读孔氏书,为诗歌逾百篇”,可是不肯为“文儒事”,她遁入佛门,整日背着书箱,怀揣纸笔,独自行走在山水间。柳宗元本想让她继承文儒业,以光显柳氏家族,因而责怪她,但“终不可变化”。柳宗元想到“当世以文儒取名声为显官”的,

14、入朝遭嫉妒受贬斥,连家乡都回不了的十有八九,就放她去了,还作序赠给她。柳宗元交游的浮图大都是儒者僧形,象本序的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经)论语,唯山水之乐”,她们富有文采,其实都是某些远离官场,放浪山水的儒者。柳宗元在送僧浩初序结尾说:她让李生础“以吾言示之”,给韩愈看,想懂得韩愈看后作何解释。但韩愈没有只言片语的答复,只能让后人自己想象了。 我们从柳宗元在永州和柳州的生活和涉佛环境透出的形象看,她不仅与那些迷佛至昏天黑地、浑身妖气邪念的达官贵人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刘禹锡、白居易这样的人也难与之相比。柳宗元是究佛理,而刘禹锡是看破红尘,后来用心事佛。席砚间尽是经书,她钻研佛法,参禅

15、悟道,迎来送往的都是僧人。她自己说:“予事佛而佞。”信天命是儒学的弱点,也是许多封建文人士大夫迷失佛教的一种本源。刘禹锡与柳宗元思想相通,她们对佛教的见解很相近,排解士途坎坷及心里的苦痛是她们涉佛的一种重要因素。但刘禹锡在这方面走的远了,而我们从柳集和史料里看不到柳宗元有这样的场景和文字。因此苏东坡在书写柳宗元碑文时回绝写刘禹锡的碑。白居易更甚于此,她晚年中风后,潜心佛教,常在家搞斋戒,做道场。“女唤妻呼”都不应,连刘禹锡来了也不见,为此刘禹锡曾作诗取笑她。 唐人莫休符称柳宗元是“大儒”。莫休符岭南人,即广东川封(今封开县)人。她是大中五年(公元81年)钦提头榜状元,是宣宗朝很有影响的人物。时

16、隔柳宗元但是几十年。莫休符曾在广西做官,当过融州刺史,晚年退居桂林,留意收集奇观轶事,有桂林风土记传世。莫休符对柳宗元这一评价应当是真实地反映了唐人的见解。柳宗元究佛,以儒为体,兼通儒释,唐宋没有人能出其右。此处用的“究”字,本意是溪流的尽处,引申为穷尽,终极。柳宗元用大中之道究佛理,这我们在她涉佛诗文里随处可见。佛教也讲中道,但它是一种狡辩术,也就是林琴南说的“诡僻之言”。柳宗元深究佛理,不也许把佛教的中道和儒家的中道混淆起来。治儒学她反对“道听途说”,对上古文章家典籍,仅各用一字就将其精髓道破;究佛理,她反对“言禅者”,“妄取空语”、“颠倒真实”,能洞达“最上乘”和“第一意”。我们说过,儒释是两种本源,追求的终极不同。儒家用世,助君道。而佛家出世,求涅槃。儒释互相有影响,但不也许相融如一。历史是从混沌中走出来的。还是柳宗元说的好:“庞合猥附,不夷其高。”真正集大成者,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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