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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四出走”文学“私奔”传统的现代诠释2016-06-2210:04:27来源：作者:7天论文网【大中小】浏览:6次评论:0条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使西方的娜拉”成为国人心中女性解放的典范人物，而其创作的戏剧终身大事又开启了中国五四”文学中娜拉”式出走的序幕。在五四”这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发轫期中，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笔下，都出现了大量离家出走的娜拉”型女性。她们虽然家庭背景千差万别，性格特征各有千秋，但都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满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式的婚恋传统，敢于冲破固有的家庭禁锢，大胆高呼恋爱自由的口号，决绝地去追求婚姻自主的权利。憧憬爱情进而去追求爱情成为她们勇敢反抗的不竭动力和人生追求的
2、终极目标，因而她们也被包裹上了中国现代新女性的华丽外衣，成为女性解放的标志性人物和反抗精神的引领者而备受推崇。她们为情挣扎、反抗父家、奔赴夫家的出走举动自然也被赋予了现代意识的精神内蕴和个性解放的非凡含义。就在知识精英们推崇新女性”的可嘉勇气，畅想中国女性解放的美好蓝图时，却忽视了这些娜拉”型女性骨子里永远褪却不去的传统烙印，那些缠绵悱恻可歌可泣的离家出走故事实则是中国传统文学中古已有之的私奔叙事的现代诠释。虽然五四文学中娜拉”出走故事的时间和空间发生了变迁，但无论是出走的原因、形式还是最终的结果都与中国古典文学中传统女性的私奔故事有着极高的相似度。虽然五四时期的知识精英们巧妙地用出走”这一现
3、代名词置换掉私奔”的传统概念，并将其妆点成西方文学中娜拉”的文明标签，一再厘清中国现代文学爱情叙事与中国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传承关系，但是欲盖弥彰的屡次辩解，却终究无法遮蔽两者本质上的相通之处。一、私奔叙事的历史私奔叙事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中由来已久。上古时期的诗经就有多篇描写男女私奔故事的诗作。国风鄘风蝃蝀中塑造了一个大无信也，不知命也”174为了爱情敢于怀昏姻”的奔女形象；国风卫风氓中的女子钟情于嗤嗤”之氓”在没有良媒”的情况下，用以尔车来，以我贿迁”185的方式私定终身；国风王风大车中男人畏子不奔”用谷则异室，死则同穴”1107的誓言打动女子，坚定女子与他私奔的决心。至厅西汉时期，大才子司
4、马相如与巨贾之女卓文君私奔一事轰动一时，司马迁又将这则故事记载于史记中，从而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中记载道：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既罢，相如乃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与驰归成都”2此后，历代都屡有私奔”文学作品问世。作家们用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对私奔”故事加以演绎，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曹丕的列异传、刘庆义的幽明录等志怪小说；唐代虬髯客传霍小玉传昆仑奴等传奇小说；白居易井底引银瓶、韦庄的思帝乡等诗歌，塑造出了红拂、霍小玉、红绡等一批光彩夺目的奔女形象。宋元话本碾玉私奔”叙事
5、中的优秀观音风月瑞仙亭以及墙头马上倩女离魂等杂剧称得上是之作。而“私奔”文学在明清尤为昌盛，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的情史中即有许多“私奔”故事，如王生卓文君红拂妓张倩娘长安崔女等，“三言”二“拍”中的“私奔”故事比比皆是。在清代，私奔叙事更是在大量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如小说聊斋志异之聂小倩，阅微草堂笔记之闽女林叔茂私挈楚娘等；戏曲茂陵弦凤求凰北红拂等。从历代大量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私奔”叙事已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题材，是中国文学传统中的一脉，但因私奔之举被传统社会中的正统道德所排斥，所以私奔叙事一直作为文学创作中的潜流而存在。作家们用他们多情的笔触塑造出了许多明媚动人、敢爱敢恨、丰
6、实饱满的奔女形象，这些传奇故事也是历代流传、家喻户晓、经久不衰。“五四”作家们绝大多数出身书香门第，从小耳濡目染，古代文学功底较为深厚，对故本文立足于文剖析两者之间这些出走女性大这些私奔故事自然会烂熟于心，那么其作品中必然会投下这些故事的影像。本细读的方式，通过对五四时期娜拉出走类型的小说与历代私奔文本的对比，本质上的共通之处。二、叙事主题的雷同“娜拉出走”是五四文学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为了追求理想的爱情即为“情”而走，如胡适的终身大事、鲁迅的伤逝、田汉的获虎之夜、郭沫若的卓文君、冯沅君的隔绝、沉樱的妩君下雪某少女爱情的开始喜筵之后等。无论是郭沫若笔下的西
7、汉才女卓文君还是身处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女性”田亚梅、妩君等，当她们的爱情受到阻碍之后，为了与心爱之人长相厮守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出走的方式来完成对爱情的捍卫。冯沅君的隔绝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事了“我”与青霭坠入爱河但却遭到家庭的反对，母亲将“我”软禁在家中，企图用与外界隔绝的方式来阻止“我”的爱情。从文本表层来看，冯沅君塑造了一个“生命可以牺牲，意志自由不可以牺牲，不得自由我宁死”34，敢于追寻个人解放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形象。为了“情人的爱”她毫无顾忌，“宁愿牺牲社会上的名誉，天伦的乐趣”。但是通过分析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女主人公反抗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争恋爱自由”，而非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那么，这
8、种对爱情的执著态度与卓文君为了爱情甘愿抛弃锦衣玉食，毅然与一贫如洗的司马相如私奔时的激情是完全一致的。而郭沫若更是直接取材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私奔的故事，创作了卓文君一剧，虽然作者的主观意图是想彰显女性忠于内心诉求而大胆追求个人幸福的叛逆精神，但是即使郭沫若浓墨重彩地凸显卓文君勇敢决绝的反抗态度，却无法改变古已有之的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故事，这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等书所载的卓文君私奔之事并无本质区别。郭沫若的卓文君正是古代私奔故事的最好注解！（二）为了实现自身的欲望渴求即为“欲”而走，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杨振生的玉君、沉樱的欲、庐隐的女人的心、冯沅君的旅行等。这些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多数已嫁为人妇。
9、婚后的生活归于平淡，褪去了恋爱时玫瑰色的浪漫情调，又加上丈夫专注于事业，无暇营造婚前柔情蜜意般的诗意生活，整日局限在小家庭中的女性寂寞难当芳心难耐，自身的性欲渴求得不到满足，所以极易移情别恋。沉樱的小说欲就将绮君这个美满家庭的主妇的欲望诉求展现得淋漓尽致。绮君和丈夫伯平因自由恋爱而结婚，这对年轻的夫妻不仅被朋友“嫉羡”邻居“艳羡”，连绮君自己也感到“幸福”，但是婚后生活的乏味与循规蹈矩，使绮君渐渐感到“结婚使人的浪漫性消灭了”，而丈夫又忙于授课经常不在家，绮君的心在空荡荡的洋房中开始“感着寂寞”4205了。从日本归来的小叔子季平的出现慢慢填补了她“更深的寂寞”，使她压抑的欲望得到了极大地满足，
10、为了享受这种爱欲她决定抛弃丈夫，和季平远走他乡。沉樱在作品中将女性的欲望剖析地极为透彻。从欲这个篇名中，不难看出绮君是为欲出走，并非个性解放的张扬而是欲望本性驱动的结果。早在明代“三言”二“拍”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两错认莫大姐私奔再成交杨二郎正本中就有已婚女子为欲私奔的故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和蒋兴哥夫妻恩爱生活美满，但是蒋兴哥远下广州经商，王三巧苦等一年却杳无音信，长期独守空房自身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在虔婆的算计和挑唆下，“打熬许久”的王三巧“闺中怀春”“春心飘荡”，与陈大郎发生了私情。在陈大郎即将远去时，王三巧竟“情愿收拾细软，跟随汉子逃走，去做长久夫妻”。绮君抵不住季平“青春之力”的“
11、诱惑”，试图出走的行为并非是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是与王三巧难捱寂寞筹划私奔的行为本质相同仅仅是性欲的释放和追求。（三）同床异梦式的精神出走。“五四”文学中的奔女们无论是为情而走还是为欲而走，都将出走这个行为付诸了实践。但在五四时期的小说中还存在着这样一类特殊的文本，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女主人公未能将出走行为付诸于具体的实践，但是人在此处心却在他处，她们在精神层面上早已出走。凌叔华的酒后，庐隐的父亲一个著作家等篇当属精神出走类型的代表之作。凌叔华在其代表作酒后一篇中，用细腻隽永的笔触刻画了一个已为人妻的女子采苕，在酒后对丈夫的朋友产生了亲吻想法后的心理和言语。采苕的这一请求看似突兀，实则是对子仪倾
12、慕已久。她“自从认识子仪就非常钦佩他；他的举止容仪，他的言谈笔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时时使我倾心的”。由于子仪已经娶妻成家，采苕只能抑制自己的爱慕之情，偷偷的爱恋他。然而子仪婚姻的不幸、家庭的冲突又再次激起了采苕的怜悯和更为强烈的仰慕之情。在酒力作用下，采苕勇敢的对丈夫吐露了心声并得到丈夫允许她亲吻子仪的许可，然而当她走到“子仪睡倒的大椅边去”时却失去了亲吻的勇气。采苕这种同床异梦式的精神出走实则是离魂记吴兴娘观灯美妇长安崔女倩女离魂等文学名篇的现代翻版。长安崔女中的崔小姐与王家表哥定有婚约，却与柳生互生情愫，在母亲“惜小娘子情切”的支持下，两人“偷成婚约”并“期日结婚”。但是由于崔母病故，崔
13、小姐表兄借助官府的势力，以柳生强拐女子的罪名将两人拆散。崔小姐嫁给表兄后仍心系柳生，因思念成疾而香消玉殒。虽然她人已亡，但魂魄却与柳生私奔。这种离魂私奔和“五四”小说中同床异梦的精神出走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相较于酒后父亲等篇中女性或畏缩不前或独自哀叹的情感态度，长安崔女离魂记等篇中女性用魂魄私奔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则更为勇敢更加决绝。如果将“五四”小说中这种精神出走的女性推崇为追求女性解放的新女性，那么古代作品中不惜离魂私奔的崔小姐们又将如何定义？三、叙事模式的延续纵观古代文学作品中的私奔叙事，存在着这样一个普遍现象：故事中的男女主人公大多是才子与佳人的绝妙组合。男主人公大都是面如冠玉风流倜
14、傥的年轻小生，不仅满腹经纶饱读诗书而且家世显赫生活富裕，如昆仑奴传中的崔生不仅“容貌如玉，性禀孤介，举止安详，发言清雅”，且出身于官宦人家，“其父为显僚，与盖代之勋臣依凭者熟”5409；霍小玉传中的李益“生门族清华，少有才思丽词嘉句，时谓无双”648；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的陈商也是“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虽为“贩籴些米豆之类”的商人，但为了得到王三巧的垂青，轻而易举就能拿出一百两白银和十两金子收买虔婆，可见家底颇为殷实。私奔故事中的女性有出身侯门的千金小姐（如霍小玉、李千金、崔莺莺等）；有家境富裕的小家碧玉（如吴庆娘、王三巧、陶女等）；更有沦落风尘的歌姬舞女（如红拂
15、、裴兴奴等）。虽然身世背景有所差别，私奔时所处的现实境遇各异，但她们皆容貌姣好惊艳，才情艺压群芳。墙头马上的李千金“尤善女工，深通文墨，志量过人”7409，裴俊初见李千金时曾惊叹道：“雾鬓云鬟，冰肌玉骨，花开媚脸，星转双眸。只疑洞府神仙，非是人间艳冶”712；2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虽然生于装裱字画的小户人家，却生得“云鬓轻笼蝉翼，娥眉淡拂春山。朱唇缀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碎玉。莲步半折小弓弓，莺啭一声娇滴滴”，她擅长绣作，朝廷赐给虞侯的团花绣战袍，能“依样绣出一件来”8；青衫泪中的裴兴奴沦落风尘但也“生的颜色出众，聪明过人，吹弹、歌舞、诗词、书算无所不通”9。这种才子佳人式的叙述模式对“五四”小说影响深远。虽然“五四”作家们反对中国古代“才子佳人”式的小说，但从他们创作的“出走”小说中却能明显地看到这种模式的延续。无论是伤逝中的涓生、欲中的季平，还是隔绝之后的士轸，虽然文本中都没有交代他们富裕的家庭背景，甚至在伤逝一个著作家等作品中还一再强调涓生经济窘迫的生活状态、少年著作家举目无亲的孤凄身世，但从文本所提供的线索中我们发现，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高材生，不仅有可以吟诗作赋熟稔古代文学的传统才子，还不乏通晓异域文化的留学海外者。出生于1913年的作家孙犁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道：“那时候，只是一家单纯的富农，还不能供给一个中学生；一个普通的地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