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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言与意老庄 言意道“圣人立象以尽意”老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外物）庄子强调语言文字的局限性，指出它不可能把人复杂的思维内容充分地表达出来，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人的认识实践的实际情况，但也有明星的局限性。不过庄子的以言不尽意为根据的得意忘言说对文艺创作却影响深远。文学作品要求含蓄，有回味，往往要求以少总多，追求味外之旨、言外之意，而庄子的得意忘言说，恰恰道出了文学创作中言、意关系的奥秘。这对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在魏晋以后被直接
2、引入文学理论，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学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且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两晋南朝文论逐渐接触到主观思想感情和客观景色物象的关系问题。晋代陆机感到文学创作的主要困难之一,便是“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文赋序）文心雕龙神思 神与物游始正而末奇，内明而外润，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矣 “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文心雕龙神思）认为创作构思是由作者感情所孕育激发的，通过想象进行的；而激情和想象则是从客观物象外貌引起的，通过思维认识的。诗品序钟嵘 “滋味说”他认为只有有滋味的诗，才能“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兴 文已尽而意有余“境”、“境界”都不指客观
3、物象和环境,而是指人的主观对客观的感受、体会、认识。唐代诗论的“意境”说“意境”作为文论术语，始于唐代。托名为盛唐诗人王昌龄所撰的诗格，提出“诗有三境”“意”、“境”论诗，在中唐发展为要求“意”、“境”结合的“意境”说，并要求具有独特的艺术形象，在理论上有重大进展。释皎然在诗式中提出“取境”说，指出以意取境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境而来，“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一是由思而来，“有时意境（一作“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若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而这两类取境在表现上都须“有似等闲，不思而得”。因此，他注意到风格与取境有密切关系，指出：“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
4、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皎然的“取境”说从“意”与“境”的联系上，对“境”在诗歌艺术形象的功用作了进一步探讨。司空图“思与境偕” “思与境偕”说 与王驾评诗书：“长于思与境偕，乃诗家之所尚者。” 意境的基本性质。“思”，创作中的诗思、构思或神思，即艺术思维活动；“境”，是激发诗情意趣并且表现之的创作客体境象，即情感化了的物象世界。 “思” 与“境”相偕（即二者同在），相互融会，这就产生了作品的情景交融、物我合一的意境世界。韵味说 景外之景 象外之象 韵外之致 味外之旨把是否“辨于味”作为衡量作者、诗评家水平的最重要的标准，即把“味”作为诗歌审美的第一要义。与李生论诗书：文之难，
5、而诗之难尤难。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为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 。严羽 沧浪诗话兴趣说 “兴趣”与“入神”的诗美理想。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诗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羚，无迹可求，故其妙处莹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兴趣”是“兴”在古典诗论里的一种发展，它与钟嵘所说的“滋味”、司空图所说的“韵味”有着直接的继承关系。都概括出了诗歌艺术的感兴直观的特点及其所引起的丰富隽永的审美趣味他用佛家比喻超绝语言文字的“羚羊挂角”，来强调诗歌艺术形象的超绝语言的功用；用佛家说明超脱尘世的“空中之音”等境界,来比喻诗歌艺术形象的象外效能,其实质便是用禅理直接说明诗歌
6、意境理论。王士禛“神韵说“王国维“意境论“怨论语“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屈原“发愤以抒情”毛诗序 “下以风刺上”（“止乎礼义”“主文而谲谏” 礼记温柔敦厚）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 司马迁“发愤著书”“发愤著书”具有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和中和之美完全不同的美学品格，从而赋予中国文学以强烈的批判精神和表现力度韩愈“不平则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论。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
7、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欧阳修“诗穷而后工” “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这种思想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的诗文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
8、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李贽“不愤则不作也”气孟子 “知言养气”（浩然之气，作家人格修养）孟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说：我知言，我善养我浩然之气。提出了知言养气说。孟子认为，必须首先使作者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格之美，养成浩然之气，才能写出美而正的言辞。这里的养气当是指培养自己的高尚思想情操和道德品格。养气了，才能知言，即知道如何写出好作品。这种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就特别强调一个作家
9、要从人格修养入手，培养自己崇高的道德品格。知言养气说的气抓住了人的内在最本质的蕴涵，因而被后人广泛地引入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文论史上以气论文的悠久传统，并引导作家从养气入手去指导创作，其影响都是积极的。“气盛言宜”论；韩愈在答李翊书中，提出了“气盛言宜”之论。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也。”“气盛”，是指作家的仁义道德修养造诣很高而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气质，一种人格境界，与孟子的“配义与道”而修养成的“浩然之气”含义相同。“气盛”了，就能创造出“言宜”的文章，把“养气”与作文统一起来了。特别要说明的是，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并不忽视文章的写作技巧，而是力主在语言上要创新，
10、对古人要“师其意，不师其辞”，要“惟陈言之务去”。“文气”说典论论文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他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就是文论史上著名的“文气”说。可以看出，这里的“气”，是由作家的不同个性所形成的，指的是作家在禀性、气度、感情等方面的特点所构成的一种特殊精神状态在文章中的体现。“文以气为主”就是强调作品应当体现作家的特殊个性。要求文章必须有鲜明的创作个性，而这种个性只能为作家个人所独有，“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就说明了文章风格的多样性的原因。后世许多文论家、诗论家常以气论诗、
11、论文，当或多或少是受到了曹丕“文以气为主”说的影响文心雕龙 “体性”说作家个性形成有四个方面的因素，即才、气、学、习。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至于个性的形成；刘勰提出有四个方面的因素；才、气、学、习。才，才与气是先天的，才指作家才能；气，指作家的气质个性；学和习是后天的，学指作家的学识，习指作家的学习。刘勰实际上把后天的学和习放在先天的才和气之上。对先天禀赋和后天培养，刘勰能够兼顾而不偏废。这种认识比曹丕强调先天禀性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诗言志 言情先秦“诗言志”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乐记：“诗言其志也，歌
12、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毛诗序情志统一：即“志之所之”和“吟咏情性”对诗歌本质认识的深化。它吸收了乐记的观点，但又有了发展，认为诗歌既是“志之所之”，又是“吟咏情性”，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诗歌本质论。见于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所谓“诗缘情”就是说诗歌是因情而发的，是为了抒发作者的感情的，这比先秦和汉代的“情志”说又前进了一步，更加强调了情的成分。这是魏晋时代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 陆机讲“诗缘情”而不讲“言志”，实际上起到了使诗歌的抒
13、情不受“止乎礼义”束缚的巨大作用。而尽管有少数封建正统文人对这一理论命题颇有微词，但是绝大多数诗人和文论家都认同这一深刻而又精辟的著名诗学命题。 陆机又讲“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就是要描绘事物的形象。“缘情”、“体物”就是要诗赋的文学作品注重感情与形象，说明陆机对文学的艺术特征的了解又在前人基础上大大深入了一步。为情造文刘勰在情采篇中提出“要约而写真”，就是文辞简练而内容真实，而如何做到“要约而写真”，就是要“为情而造文”。刘勰主张为情造文，即“辨丽本于情性”。“情”，即真实的感情，认为只有感情真实，才能写出“要约写真”的作品，而“为文而造情”是“淫丽而烦滥”的根源，没有真实感情只能造成“采
14、滥忽真”韩愈“不平则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还提出了“不平则鸣”论。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所谓“不平则鸣”从文学理论批评上看，就是认为作家、诗人在不得志时，就会用创作的方法抒写自己的思想感，情表达自己的内心情志。这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是一脉相承的。但他更指出，只有那些胸有块垒的不得志的文人爱“鸣”，也善“鸣”，他说：“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这可以说其对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发展了。欧阳修“诗穷而后工” “诗穷而后工”说是欧阳修在梅圣俞诗集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认为“诗人少达而多穷”，“世所
15、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愈穷则愈工”。“诗穷而后工”，是说诗人在受到困险环境的磨砺，幽愤郁积于心时，方能写出精美的诗歌作品。这种思想司马迁、钟嵘、韩愈等人的诗文论中也有类似观点，大体都是讲创作主体的生活与创作潜能之关系。欧阳修则进一步将作家的生活境遇、情感状态直接地与诗歌创作自身的特点联系起来：一是诗人因穷而“自放”，能与外界建立较纯粹的审美关系，于是能探求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奇怪”；二是郁积的情感有助于诗人“兴于怨刺”，抒写出曲折入微而又带有普遍性的人情。这是对前人思想的深入发展文学本质 道文心雕龙“原道”即文学的本质论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万品，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