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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辽金夏思想史之宋代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发布时间:20066 阅读次数：146字体大小: 【小】 【中】【大】 宋代史学思想及其成就 史学著述，历来是我国文化成就中重要而独立的组成部分。宋代史学，与同时期的儒学一样,在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全面成熟的阶段，取得了丰硕成果。(一)宋代史学的繁荣及其特点 宋代史学,是唐代史学的继续发展。但在史官制度、史学著作、史著体裁、史学大家以及史学领域等方面，都超过了唐代.宋代各朝对于修史的重视，宋人对于撰史的热衷,为前代所不及。因而，宋代史学成就非常突出。 。史著与史学史学,在政治活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历来为各朝各代所重视。 宋代开朝，将五代十国纷乱的局面重新统一
2、，出于中央集权的需要，为避免再度分裂，朝廷对总结历史经验十分看重。宋太祖始建朝，就下令修五代史（后称旧五代史），着意从这段分裂割据的历史中寻找借鉴。史书修成，他很快批阅,第二天就发评论，有 昨日观新史记载。同时，宋也十分重视当代史的记录,运用史学手段加强思想文化控制.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宋代史官制及其职能的完备性方面. 史官制起于唐代.唐以前，官私修史并存,尤其魏晋,私人修史很发达。唐建立统一政权后，为政治上的需要，加强了对修撰前代史和当代史的控制，尤其是当代史,中唐以后完全官修.私修必须经官审或有帝诏。唐设立了史官职务，负责 注记 、 实录 ，编修国史.至宋,史官职进一步完善,由相应的实体机构固
3、定下来.主要有起居院、日历所、实录院、国史院、玉牒所、会要所等。起居院负责记录皇帝每日对大小政事的处理及各种活动,即起居注和时政记。日历所负责将起居注和时政记按时间顺序编成日历。实录院负责将日历整理加工成编年体的一朝实录.国史院负责将实录进一步加工,以纪传体写成几朝皇帝的当代国史。玉牒所负责分类编辑当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文件、政书，形成会要。正是通过这样一套分工明确、相接有序的修史体系和制度，保证了官修当代史的条件，也证明朝廷对修史的重视。 从搜集史料、记录史事、整理文件,到编纂 实录 ,修撰 国史 ，使宋代存留下来的当朝史料之多,为前代不可比拟。 宋代续修的前代正史主要有三部：旧
4、五代史、新唐书和新五代史。其他还有:北宋宰相范质据五代各朝实录简编的建隆五代通录卷，北宋路振据五代吴、南唐等个政权君臣事迹编的九国志卷,北宋马令编的南唐书卷,南宋陆游编的南唐书1卷,等等。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五。 旧五代吏10卷,修于北宋开宝六年(公元9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参知政事薛居正奉诏监修，参加者7人。这部书采五代各朝实录和范质的建隆五代通录为资料,将梁、唐、晋、汉、周五代分述起讫原委，各朝事实清晰不混。又分列天文、历法、礼、乐、食货、刑法、选举、职官、郡县等志，使纷攘错综的五代社会状况，条分缕析,清楚明了。但是,由于成书仓猝，资料剪裁不够,有臃肿繁褥的缺点.因而自从欧阳修重写五代史
5、后，旧五代史便不再流传。直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又从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新唐书5卷，修于北宋庆历四年（104年）至嘉祐五年(1060年）七月，历时年.当时，唐史已有五代后晋人所编唐书（后称旧唐书)0卷，宋仁宗认为其力度不够,文笔简陋，命宋祁和欧阳修主持重修,参加者人。新唐书写成后，确有许多地方优于旧唐书，表现为:一是删去本纪中诏令奏议、华词浮句，删去列传中琐事遗闻,因而文字明达，义例有裁断.二是增加仪卫志、选举志、兵志等，结撰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四种史表;增写公元、藩镇、奸臣等项分类列传.所增部分，后成为历代正史必撰内容。然而，新唐书亦有不如旧唐书之处。宋祁和欧阳修分工撰写,二
6、人未能统一意见，因而全书文风不能一致，史实也有很多疏略。 新五代史卷，修于约北宋景祐三年（03年)至皇祐五年(15年），历时1年，与新唐书差不多同时。这是一部宋代唯一列入正史 的私修纪传史著.作者欧阳修,因不满于薛居正旧五代史的繁琐失当，因而以其为基础，效法春秋 寓褒贬,别善恶 ,侧重从伦理道德角度，重述五代各朝，将伦理纲常视为皇朝兴衰的关键.风格上,法严辞约 ，于综述五代朝事中分述各朝。但是，新五代史也因此而偏于主观见解,所删旧五代史的一些内容，如食货志、选举志、郡县志等，有失之过分之处. 宋代官修当代史，主要有四部国史：仁宋时所编三朝国史（太祖、太宗、真宗），神宗时所编两朝国史（仁宗、英宗
7、），孝宗时所编四朝国史（神宗、哲宗、徽宗、钦宗），理宗时所编中兴四朝国史(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另有宋会要稿（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宋各会要残本）。私人修撰的当代史,编年体史有十多部.影响最大的是南宋李焘所编北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80卷，南宋李心传所编高宗一朝史事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0卷，南宋徐梦莘所编宋金和战之事的三朝北盟会编2卷。纪传体有南宋王称所编北宋史东都事略130卷，等等. 总结历史经验，并不能限于续修前代史，而是要从整个历史中寻找借鉴.这一点,促进了宋代通史的发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进书表中作过这样的说明： 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8、,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正因为这一点，宋英宗读过前8卷后立即下诏,命设书局,变私修为官修,编纂这部总结历代政治经验的通史.神宗即位，又要求进奉尚未完成的书稿，并以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赐名资治通鉴.还亲自为书写序. 胡三省：新资治通鉴序。宋代所修通史，主要有北宋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3卷（含目录和考异各3卷)，南宋袁枢所作通鉴纪事本末2卷，南宋郑樵所著通志卷,南宋末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84卷，等等.这里仅介绍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其他几部著作后面详细述及。 文献通考，修于至元二十二年(28年)至大德十一年(37年)历时二十余载.马端临(14- 23年）为宋元交替时人，其书成于元代，
9、但其学成于宋末，是南宋咸淳九年(23年）漕试第一。他编文献通考，受父亲影响.其父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和实录院检讨。他认为: 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主张编通史,又不满于资治通鉴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 ，唐杜佑的通典则未明备 、 欠精审,因而下决心编一部典志通史。他仿照通典体例，作2考,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是新创.全书自上古始，到宋宁宗嘉定时止,对通典未及的天宝以后吏事,详加叙述,占全书一半以上.其编纂特点也较通典更为条理化，分 文 、 献 、注 三级，分别为叙事、议论、自论三项内容.书中所载宋典制甚详，为宋史各志所未备，因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宋代为在政治上保持高度集中
10、,又要避免集中所必然带来的大臣专权弊病，因而实行 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 的策略，也就是程颐所总结的 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之 深计 。这使人们对世事的评论议论,成一时风尚，于是，私人修史兴盛，由此也使宋代史学出现了新体裁,开辟了新领域。同时，宋代史著和史料的增加,也与印刷技艺的改善和提高直接相关。活字印刷的出现，缩短了文字刊刻时间，增多了印行数量.刊刻的简便,推动了印书业的发展,中央、地方官府、书院、私家的各类印书坊使印书不再是难事。 在史著体裁方面,宋代出现了许多前代未有的新类型。唐代史论家刘知几在史通里曾将历来正史史著归纳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大类，认为二体 互有得失 ，各有其美 ，互相不可取代。
11、然而至宋，不仅司马光资治通鉴妥善地将纪传体揉入编年体中，使纪传之详细与编年之简明结合起来，而且还出现了二体之外兼有二体特点的本末体，其代表即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还有以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为代表的纲目体等。此外,地方志和年谱在宋代也大大发展起来.地方志是关于各地方地理位置、政治情况、人物传略、风土岁时、名胜古迹的记载。年谱是关于谱主身世与当时社会政治备方面关系的记载。这两类史体起源很早，但发展缓慢。至宋代，修撰者风起，尤其南宋,志书谱籍大量出现。全国总地方志有乐史编太平寰宇记13卷，王存编元丰九域志卷，欧阳忞编舆地广记卷等。分述各地区的州郡地方志中,著名的有范成大编吴郡志5卷，朱长文编吴郡图经续记3
12、卷,周应合编景定建康志卷,潜说友编咸淳临安志3卷等。 年谱中较有名的，有吕大防所作韩文年谱、杜诗年谱等.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 刘知几史通 周礼?春官大宗伯言：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 为方志一词最早记载。隋书？经籍志史部毁传类中玄晏春秋三卷，即后来的年谱。 史学新领域的开拓，在宋主要是金石学，后代发展为考古学.宋以前，地下发掘出的金石文物仅是士大夫们赏玩的古董,并不用于史料考证.至宋，学者们把金石古玩的研究与文献考订结合起来，编成专书，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当时这类书籍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对铜器铭文图像款识进行考订、记录的书籍，如吕大临编考古图1O卷、续考古图5卷，宋徽宗命
13、王黼等编宣和博古图30卷；第二种是对金文石刻目录进行辑录和考释的书籍，如欧阳修编集古录跋尾1卷,赵明诚金石录0卷;第三种是对碑版石刻文字进行摹刻考释的书籍，如洪适编隶释2卷、隶续21卷，刘球纂隶韵卷。 此外，史料学在宋代的发展，还表现在出土文物的众多。除殷周器、兵器的大量出土外，古泉布的汇集、汉代竹木简书的发现、陶器种类的增加、古石斧与石刀的挖掘等，宋代均大大丰富起来。史论的发展史论，即对史事的评论,是评论者对历史的总看法。对历史的看法，多种多样，但大致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关于历史的本质和治史的宗旨. 这些看法，不仅见于专门的史论著述,如欧阳修的正统论、章望之的明统等，而且散见于各位史学家的各类
14、史著当中,如司马光资治通鉴中以 臣光曰注明的对史事的评论，欧阳修新五代史中皆以 呜呼 开头的史事附论等。宋代的史论还表现在一些理学家、文学家的文论中，如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陈亮的酌古论、三国纪年、史传序和苏轼的后正统论等，都是史论专述。宋代史论在继承 寓褒贬，辨善恶 的论吏传统基础上,特别强调治史为现实服务。在历史观上则不承认汉唐史学的 天人感应 、君权神授 说.治史宗旨，在北宋初年的石介唐鉴序文、孙甫唐史记中唐史论断里,就明确提出了借古喻今、以史为鉴的思想。石介言：夫前车复,后车戒，前事之失,后事之鉴。国家虽承五代之后，实接唐之绪，则国家亦当以唐为鉴.他认为唐亡之鉴有三:奸臣专政，女后预事，
15、宦官任权。这一总结,意在批评当时奸臣 专政而乱天下 的事实,他的这种 指切当时，无所讳忌 ,招致了人多指目。孙甫也认为治史是为 明治乱之本，谨劝戒之道 ,但他不像石介从指斥奸臣来敲警钟，而是多论唐代任用贤臣来讽喻现实。由此可以看出，以史为鉴在宋代，从一开始便与政治紧密结合。这一特点至北宋中期以后,表现得更加突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借晚唐的 牛李党争作评论，说 君子得位则斥小人，小人得势则排君子, 公且实者谓之正直，私且诬者谓之朋党，即在指责王安石变法及神宗对变法的支持。这一点，胡三省注一语道破: 温公此论为熙、丰发也。 司马光借晚唐 维州弃取问题所发的议论也是如此。他说: 是时唐新与吐蕃修好而纳其维州，以利言之，则维州小而信大；以害言之，则维州缓而关中急。因而，弃维州以全信义,他认为是正确的。胡三省在此作注: 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予西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