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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曾国藩也曾“天人交战”道光二十年入京为官，不仅是曾国藩仕途上的起步,也是他一生自我完善的一个重要起点。作为全国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北京是全国精英之渊薮。一入翰苑，曾国藩见到的多是气质不俗之士。三十岁前的曾国藩人生目标只是功名富贵、光宗耀祖。结识了这些良友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不觉自惭形秽,因毅然立志自新，“学作圣人”。“学作圣人之志对他的日常生活习惯和经济生活状况都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翰林的生活主要任务就是读书养望，充实学养。“至都中本无官事，翰林尤可终年不赴衙门”，曾国藩在北京头几年,每年工作任务极为轻简，一两个月才参加一次进宫值班或者朝贺、谢恩之类的礼仪活动。他的主要时间，用于自修及与人往还.
2、他天生乐于交往、喜欢热闹,虽然给自己订了自修课程表，但执行得并不好，用于社交时间太多，几乎每天都要“四出征逐。他自己反省认真读书时间太少，有时间读书心也静不下来。因此,他在日记中给自己立了日课，每天都要早起，写大字一百，温习经书，阅渎史籍，还要写诗作文。但这个日课并没有严格执行，虽然比以前用功一些,但他还是经常“宴起”，喝酒，聊天，下棋，出门拜客.翻开日记，他责备自己“宴起”“无恒”“太爱出门”的记载到处都是：“有俗事来扰，心亦随之而驰”“见人围棋，跃跃欲试”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他在日记中也屡屡反省。比如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初二日,他想到自己生日快到了,就在日记中告诫自己“自今以始，吾其不得自逸矣
3、”。在这一天以前,他已经立誓，戒除十多年的吸烟恶习:“誓从今永禁吸烟,将水烟袋捶碎。”曾国藩生活习惯的真正改变是从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起的.从那一天起，曾国藩按唐鉴的建议，学习倭仁开始记日课。既然自我完善，首先当然就要抓紧时间，不能再“闲游荒业”.从十月二日起，曾国藩给自己规定了以下基本学习日程：每日楷书学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日记茶余偶谈一则.这是必须完成的课程下限,除此之外，他还每日读易经,练习作文，整个学习的效率大为提高。但是一个人想下子改个久已养成的生活习惯当然不是那么容易的。曾国藩为人交游广阔，又十分享受社交生活,因此虽然立下志向,也难免有因为交游影响学习的事发生。比如当年十月十
4、七日,曾国藩早起读完易经,出门拜客，又到杜兰溪家参加了他儿子的婚礼.参加完婚礼后，下午本想回家用功，但想到今天是朋友何子敬的生日，于是又顺便到何家庆生，饭后又在何子敬的热情挽留下听了昆曲,到了“初更时分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中。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对自己下午没能回家用功而是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进行了如下反省:何子敬的生日其实可以不去，但还是去了。这就说明自己立志不坚，行动不能斩钉截铁。及至十一月初九日，他上午到陈岱云处给陈母拜寿.饭后本打算回家学习,结果在朋友的劝说下一起到何子贞家去玩,在那里和人下了一局围棋，接着又旁观了一局。在看别人下棋时,他内心进行着激烈的“天人交战”.一方面是想放纵自己一次
5、,痛痛快快玩一天算了，另一方面,却是不断想起自己对自己许下的种种诺言。终于，一盘观战未了，他战胜了自己,“急抽身回家,仍读兑卦。曾国藩在日记里曾经深入分析过自己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交游往来。他发现，有一些社交活动当然是必需的。但是另一些，则是可去可不去。问题就出在这些可去可不去的活动他多半都参加了.这里面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因为想建立“为人周到”“好交好为”的名声，也就是“好名”,希望别人说自己好；另一个,则是因为自己性好热闹,在家里坐不住.分析之后,他下决心缩小社交圈予,改变在朋友中的形象,以节约社交时间用于学习和自修。但因为以前交游太广，不可能下子切断许多社会关系,所以必须采取渐进方式。不过虽
6、然立誓“夜不出门”，曾国藩还是经常仆仆于道。比如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五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仍然“无事出门”，回来后在日记中痛彻反省自己“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至是!”当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热闹，他“欣然乐从”。走在路上,曾国藩觉得连这样的热闹都要看,实在是“仁心丧尽”,还谈什么做圣人？但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又不好断然折返，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良久”，他还是最终停下了脚步，自己一个人回家了。除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外，曾国藩“学作圣人”在其他方面也都有表现.比如戒“色”，他也确实动用了大量心理能量。一旦自己动了色心，多看了哪个美妇人一眼，他回家就立刻
7、记下来，痛切自责一番.比如到朋友家拜客，见到主妇时，“注视数次，大无礼。对于夫妻恩爱,他也要求自己能省则省,能免就免。他下定决心“日日自苦”,通过每日勤学苦思,把精力耗尽,“如种树,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而牧之；如燃灯，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以求“不至佚而生淫”。理学素养：明清清官的持身之宝“学作圣人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拒绝世俗利益的诱惑。在三十岁这一年，曾国藩立下了不以做官发财的誓言。事实证明，曾国藩的一生基本上践行了这个诺言。明清两代的官场有一个特殊现象，那就是清官大部分都有较好的理学素养.如明代著名清官薛碹就以理学名世，他一生直节不屈，被称为“光明俊伟薛夫子”“铁汉公”。他的名言是
8、只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才是真正的清官。而另一清官海瑞则深受王阳明心学影响，强调心口如一、知行合一，终身活在天理与世俗的交战之中。清康熙朝盛产清官,一个原因是康熙朝正是清代理学大兴之时。著名清官陆陇其“笃守程朱,被尊为清代理学第一.熊赐履、李光地两位清官，也都是著名的理学名臣。其他清官如张鹏翮、蔡世远、陈鹏年等无一不是理学精深之士。这种现象然并非偶然。因为理学家的快乐就在于与欲望为敌，用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来彰证意志的强大.我们看史书所载明清两代清官形象，实在令人鼻酸:明代著名清官轩倪“寒暑一青布袍,补缀殆遍,补缀殆遍,居常蔬食,妻子亲操井臼”，秦弘“廉介绝俗，妻孥菜羹麦饭常不饱”。清朝名称张
9、鹏翮“居无一椽，食无半亩，敝衣布被，家计萧然四壁空虚，一棺清冷,贫宦与老僧无异也”;于成龙囚长年舍不得吃肉，只吃青菜，故得了一个绰号“于青菜”，辞世后，遗物仅有绨袍一袭，靴带二套，粗米数斛,盐豉数器，白银三两;陈瑸官至巡抚，平时也不舍得吃肉，“其清苦有为人情所万不能堪者”，康熙当着众大臣称他为“苦行老僧”.可以说，薄俸制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方面,由于传统社会一直没能建立起约束各级权力的有效机制,使薄俸制的荒悖,正如同“渴马守水，恶犬护肉”，因此官员们的整体腐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们与此同时，薄俸制也培养了独特的“清官文化”，导致明清两代官员两极化发展。在贪风遍地的背景下，清官们前仆后继,如
10、同数盏明灯，高悬在昏黑一片之下,成了王朝的点缀。曾国藩就是其中之一。曾国藩“学作圣人”是极为认真的。在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家的影响下，他在生活中时时与“欲望”交战:“天理人欲，决不两立。须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见人欲消尽.”在有关曾国藩的数据文件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笔营求私利的记载。如果说走过后门的话，也仅限于诰封用宝之类的小事。但闲窘的生活确实使道学家曾国藩在京官生涯中不断为利心所扰，并导致不断的自我批评。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日,他的一段日记十分典型：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两日应酬,分资较周到。盖余将为祖父庆寿筵，已有中府外厩之意,污鄙一至于此！此贾竖器量也.不速变化，何以为人！立志成为圣人的曾国藩,却心心念念想着借祖父的生日多收点份子钱。并且因为即将到来的祖父生日宴会，未雨绸缪地加大了社交力度。这其实不能说明他本性如何贪婪，只能说明清代财政制度是何等扭曲，一个遵纪守法的官员要面临何等巨大的经济压力。正是理学提供的“意志万能理论,支撑着曾国藩在无比肮脏的官场中超拔流俗，抵御住了种种诱惑。可以说,京官初期打下的理学基础,是曾国藩一生保持清节的关键所在。(摘自给曾国藩算算账张宏杰)文中如有不足，请您见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