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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随着传教士来华、大众传媒的兴起以及西方世界对东方的殖民，西方儿童文学以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开始了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历程。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化，即西方儿童文学在中国经过文化过滤、译介、接受之后的一种更为深层的变异过程，不仅是西方儿童文学在中国“旅行”、被改造的过程，也是中国儿童文学视野中的西方“经典”被选择、建构、阐释的过程。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之旅始于近代来华传教士群体。近代来华传教士译介了大量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如吉卜林的动物故事、伯内特的秘密花园等，不过传教士的译介活动带有鲜明的宗教色彩，其对儿童文学译介的出发点在于传教，换言之儿童文学是易于民众接受、便于达成其传教意图
2、的一种有效手段。这也就决定了传教士对译介作品的选择倾向性，主要是民间故事、儿童福音故事、基督教成长小说等。伊索寓言是较早进入中国传播的西方儿童文学经典，其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典型地反映了传教士为译介主体阶段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特点。1583年利玛窦来华传教，在他携带的传教书籍中就有伊索寓言，以服务于其传达教义、教化民众的目的。“在这里不妨指出，当年耶稣会士自西欧来东方传教时，都带有伊索寓言一书，并经常引用其中的寓言作教诲、训诫之用。”这在法国史学家裴化行的利玛窦传中得到印证：“有位官员见了有这种画（指有宗教插图的读物）的一本关于救世主的小册子，爱之若狂，我（利玛窦）表示歉意：这是我教的书，不能送给
3、他他只好接受伊索寓言算了。”这里的伊索寓言还不是中文译本，而是当时在日本的耶稣会士于1592年刊印的伊索寓言改写本。直到明万历年间、公元1608年，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第一次将这部寓言翻译成汉语，当时把伊索的名字翻译成“扼（原字左为耳旁）琐伯”。书中翻译了肚胀的狐狸两树木狮子和狐狸等寓言。李之藻的序文中说：“乃西泰子近所著书十篇，与天主实义相近，义行于世。顾自命曰畸人，其言关切人道，大约淡泊以明志，行德以俟命，谨言苦志以裎身，绝欲广爱以通乎天裁；虽强半先圣贤所已言，而警喻博证，令人读之而迷者醒，贪者廉，傲者谦，妒者仁，悍者悌。”这有两层意思，第一，这些寓言被入选为译介的对象，是因为其与天主实义相近
4、；第二，译介寓言的目的在于以比喻的方式达成道德训诫的目的。在利玛窦之后，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也对伊索寓言进行了选译，如卷一的伏傲篇里就有乌鸦和狐狸等。1625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本真正的汉文版伊索寓言况义，由法国金尼阁口述、中国张赓笔录，至此伊索寓言在中国正式成书。况义的成书过程充满浓郁的宗教色彩：金尼阁是精通汉语的法国耶稣会士，执笔记录的张赓是一位忠诚的教民，该书的刻印在受洗入教的王徵家中。况义对篇目的择取从一个作为伊索寓言的选译本，层面反映了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策略，即况义选用伊索寓言篇目有着自己的标准与倾向：符合基督教义，并在译介中进行适应中国文化的改变。“况义全书正编收二十二篇，补编收十六
5、篇，共收寓言三十八篇。其绝大部分为伊索寓言，但补编前两篇为柳宗元的寓言，也有别的篇出处仍待查考。”周作人翻译的全译伊索寓言集有寓言358则，从数量上看况义选录的篇目仅为全本的十分之一。入选的篇目大多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如十四则讲述运盐的驴子的故事，“义曰：主命所加于尔，尔安承之。尔必以诈脱，主还将尔诈绳尔。”其劝诫安于天命、不抗争的导向与基督教义是吻合的，这也与谢懋明为该书写的跋后中说的“使读之者迁善远罪”的精神暗合。作为古希腊文学的经典，伊索寓言中涉及到神的寓言共有54篇，占全书故事的六分之一。如牧牛人与赫拉克莱斯蜜蜂与宙斯宙斯与狐狸赫拉克莱斯与雅典娜两只袋等，这些与宙斯、雅典娜等神密切相关
6、的寓言，或反映了希腊诸神的特点与力量，或反映凡人对神的态度与观念。况义对这类涉及神的寓言择取的很少，仅有第三、第五则。笔者认为况义对涉神寓言的谨慎选择有着双重考虑。一方面，选择的作品要吻合其所传授的天主教思想，为此况义两则故事中的神是绝对的主宰，神庇佑有道德的人。伊索寓言中那些对神不敬、冒犯、欺诈的作品就被有意识地过滤了，如打破神像的人赫耳美斯与雕像家旅人与赫耳美斯等篇目。另一方面，这种考虑也是更好地契合中国读者的接受特点，因为在注重维系尊卑有别、上下有序的统治，器重君臣关系的传统中国，必然不欢迎那些鼓动以下犯上的寓言。为此，这两则涉神寓言在文字表述上进行了变动，寓言中神灵的称谓不再是希腊诸神
7、的名字，而是很具有中国传统的“天”“上帝”的称谓。况义顺应中国文化接受的努力明显地体现在“义曰”，即每则寓言后都以“义曰开头的按语，这些按语正是彰显选译者对寓意阐释立场和倾向的最好例证。如北风与太阳作为伊索寓言的经典篇目，历来备受儿童欢迎，并被改编成为动画片、图画书等多种艺术形式广泛传播。周作人译本中体现该寓言寓意的翻译为“这故事说明，劝说常比强迫更为有效”。况义中则为：“义曰：治人以刑，无如用德。”这种阐释无疑是顺应了儒家经典论语中的治国治人思想。况义中第一则寓言（周作人译本为胃和脚）的寓意引向了中国历来重视的君臣关系卜：“义曰：天下一体。君，元首，臣为腹，其五司四肢皆民也。君疑臣曰：尔糜大
8、官俸遇。民亦曰：厉我何为？不思相养相安，物各相酬，不则两伤。无臣之国，无腹之体而已。”通过对君臣关系的辩证论述，旨在倡导和谐有序的君臣关系。况义中类似中国特色的寓意闸释还有很多，如第三则将伊索寓言改造成为反映中国封建王朝中人物关系的故事，第十则的释义也带有明显的中国封建社会君臣意识等。另一个与中国化相关的重要问题是况义中有许多出处待查考的篇目。这些篇目由何而来？杨扬对况义明抄本的全文进行整理标校，在每篇寓言之后都加了“按”，对出处不详的篇目注明为“此篇故事原貌待查考”。经笔者甄别，以周作人译本为例，原貌代考的篇目中正编中的第二十二则为兔与虾虫莫，补编的第四则为母鸡与燕子，第五则为捕鸟人与鹳等。
9、那么，另外那些待查考的篇目会不会是选译者的有意创作，或者是张庚在笔录中的有意创作？“张先生悯世人之懵懵也，取西海金公口授之旨而讽切之，后直指其义所在，多方开陈之，颜之曰况义。这是谢懋明对张庚翻译的称道。这种“多方开陈”会不会是口授者金尼阁和笔述者张庚的一种传播策略，即为了更好通过寓言这一文学载体的广泛传播，达成传教目的的有意为之的行文呢？据笔者查考，上文谈及的两篇涉神寓言，以及多篇意在阐释君臣关系的篇目，在周作人的全译本抑或罗念生的译本中都没有对应的篇目。而从西方儿童文学译介实践来看，这种为了适应受众接受而创作的现象数见不鲜。如包天笑谈及馨儿就学记的翻译：“我是从日文本转译得来的，日本人当时翻
10、译欧美小说，他们把书中的人名、习俗、文物、起居一切改成日本化。我又一切都改变为中国化。此书本为日记体，而我又改为我中国的夏历（出版在辛亥革命以前）。”他还在译文中加入了自己的创作：“有数节全是我的创作，写到我的家事了。如有一节写清明时节的扫墓，全以我家为蓝本。”扫墓的章节，与爱的教育原书的情节没有任何联系，是作者的中国化的一种写法，有意味的是扫墓章节还曾被商务印书馆编选进发行量很大的高小教科书，影响很大。伊索寓言是传教士译介西方儿童文学的一个侧影，充分彰显了传教士阶段西方儿童文学中国化的特点：传教士择取吻合其传教理念的作品进行译介，以其为载体更好传达基督教义。而为了顺应中国接受特点，更好达成其
11、传教意图，在译介过程中有选择性地过滤、删除一些内容，并有意识地增加、融入更为贴合中国传统与文化的内容。在晚清西学东渐的潮流中，文学译介被赋予了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儿童群体因社会对新国民和未来国民的期待备受启蒙人士的重视，在此合力影响下，西方儿童文学的译介无论在规模、文体上都有了很大拓展。梁启超、林纾、周桂笙、包天笑等都致力于儿童文学的翻译。仅林纾的儿童文学翻译作品就有伊索寓言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鲁滨逊漂流记海外轩渠录格列佛游记黑奴吁天录汤姆叔叔的小屋等。继传教士为译介主体的阶段之后，西方儿童文学的中国传播进入了启蒙人士为译介主体的阶段，不同于传教士译介的宗教旨趣，晚清民初国人的译介更注
12、重对译介作品启蒙价值的弘扬。1888年由赤山畸士辑录的海国妙喻依据意拾喻言改写而成。意拾喻言由英国人罗伯特汤姆和他的中文老师蒙昧先生合作翻译，其翻译的用意是便于英国人学习汉文。张赤山在“序”中对伊索寓言的作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义欲人改过而迁善，欲世返璞而还真，悉贞淫正变之旨以助文教之不逮，足使庸夫倾耳，顽石点头，不啻警世之木铎，破梦之晨钟也。”为此，他将西人所译的刊载于报章的寓言进行搜罗汇辑为海国妙喻，“借以启迪愚蒙，于惩动一端，未必无所裨益，或能引人憬然思，恍然悟，感发归正，束身检行，是则寸哀所深企祷者也，幸勿徒以解颐为快焉可耳。”可见，张赤山是抱着“启迪蒙愚”的愿望进行辑录的。张赤山的
13、海国妙喻后来经过裘毓芳（笔名梅侣女史）的白话改写，在无锡白话报连载。这份注重开启民智的白话报刊对伊索寓言中国化的最大贡献是语言上的白话化，即将文言改写为浅显明白的白话，同时将原本的语言标题改为传统七言回目，如不吃肉良犬尽忠骑驴叟生成软耳等。这一阶段，最能体现伊索寓言中国化的例证是林纾的译本。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严培南、严璩口译，林纾笔述的希腊名士伊索寓言。林纾翻译伊索寓言有明确的目的性，即“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他在序中说：“夫寓言之妙，莫吾蒙庄若也，特其书精深，于蒙学实未有裨伊索氏之书，阅历有得之书也，言多诡托草木禽兽之相酬答，味之弥有至理。欧人启蒙，类多
14、摭拾其说，以益童慧。”林纾指出本土文学：“专尚风趣，适资以佑酒，任为发蒙，则莫逮也。”他认为对伊索寓言的译介“非黜华伸欧，盖欲求寓言之专作，能使童蒙闻而笑乐，渐悟乎人心之变幻，物理之岐出”由此，林纾是把伊索寓言视为启蒙教育的优良材料，以寓言形式实现其警醒国人、发奋图强、救国保种的爱国抱负。细读林译本，不难发现其在文本忠实度上较之传教士阶段的译本有了很大提高。郭延礼甚至认为林译伊索寓言的翻译“较忠实于原文”，是林译中的特例。林纾对伊索寓言的中国化处理，即承载其启蒙意图的文字，主要集中在以阐述故事的主旨和教训的“畏庐曰。换言之，林译本的特色与重点在于“畏庐曰，这才是传达其翻译旨趣的核心。“畏庐曰”
15、的“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即以伊索寓言为载体的阐发有以下几类：第一，对西方列强恃强凌弱的侵略行径的抨击和对晚清社会内忧外患现实困境的忧虑。如家喻户晓的狼和小羊，周作人译本体现寓意的文字为：”这故事说明，对于那些预定要做不公正的事情的人，正当的辩解也无效力。”而林纾则生发为：“畏庐日：弱国羔也，强国狼也，无罪犹将糊取之，挑之耶，若以一羔挑群狼，不知其膏孰之吻也，哀哉。”再如“畏庐曰：不入公法之国，以强国之威凌之，何施不可？此眼前见象也。但以檀香山之事观之，华人之怨，黑无天日。美为文明之国，行之不以为忤，列强坐观不以为虐，彼殆以处禽兽者处华人耳。故无国度之惨，虽贤不录，虽富不齿，名日贱种，践踏凌竞，公道不能稍伸。其哀甚于九幽之狱，吾同胞犹梦梦焉，吾死不瞑目矣。”第二，面对困境，倡导国人勿忘国忧，团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