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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钟嵘诗品看其诗怨观梁代钟嵘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五言诗理论批评专著。钟嵘在序文部分提出了其诗怨理论，正文部分以怨作为评价标准，对汉魏至梁代的123位诗人作了精辟的评价。他指出诗歌具有“摇荡性情”的本质，推崇怨诗，认为“诗可以怨”，提倡诗歌要抒发怨情，强调“托诗以怨”。钟嵘多次反复强调“怨”，说明他对“怨”极其重视。 钟嵘；诗品；怨 梁代钟嵘所著诗品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自觉的文学批评著作”1540，被视为“百代诗话之祖”、“诗话之源”2179。它“思深而意远”3179与同时代刘勰的文心雕龙堪称六朝文学批评史上的双壁。钟嵘以汉魏六朝五言诗为批评对象，对汉魏至梁代的123位诗人列品第、溯源
2、流、论风格。纵观诗品全文，钟嵘多次反复强调“怨”，说明他对“怨”极其重视。他不仅将其作为评诗的标准，而且把它视为诗歌的表现内容和审美要求及诗人创作的动机。下面从诗品?序和品文两部分具体分析其诗怨观。 一、诗怨理论 首先，从长篇诗品?序的内容看，钟嵘在首段提出“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41，认为诗歌的本质在于“摇荡性情”。在动荡的魏晋南北朝，文人朝不保夕，内心涌动着无限哀怨凄怆之情，因此诗歌中的“怨”情极为常见。钟嵘继承了陆机“诗言情”的文学主张，特别注重诗歌怨情的抒发。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之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
3、，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嫣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53 凡斯种种，除了最后“扬蛾入宠，再盼倾国”不是“寄诗以亲”以外，其余都是抒发怨情。钟嵘认为，由于作者的不幸遭遇和切身感受，产生强烈的表达欲望，陈诗展义，长歌聘情，把怨愤之情发泄出来，这样能引发读者的共鸣的诗歌就是好诗。正如钟嵘所提倡的“诗可以群，可以怨”。“怨”主要是指抒发怨情，引起共鸣，对人们有感化作用。钟嵘把“怨”由以前的自然之“怨”，时政之“
4、怨”延伸为个人受人际感荡而“怨”，“怨”诗的表现内容更加丰富。钟嵘希望诗人抒写怨诗去抚慰大众的心灵，其诗怨理论贯穿着“恻隐之心”，用“仁人”和“爱人”的思想来构建自己独特的诗怨观。故钱钟书先生说诗品是死人的“止痛散”。6102 其次，有无真实的怨情，是钟嵘评诗的重要标准之一。771一些膏腴子弟之所以写不出好诗，是因为他们从小笼罩在幸福之中，没有经历痛苦的遭遇和磨难，没有潦倒的生活体验，他们虽然“终朝点缀，分夜呻吟”，但良苦用心又只能算是无病呻吟。魏晋南北朝是诗歌的时代，流行在民间的五言乐府，经文人改造成五言古诗，最终取代四言诗的正统地位，独霸诗坛四百余年。“建安风骨”、“正始之音”、“太康风力
5、”、融合老庄思想重在明理的玄言诗、讲究遣词炼句的山水诗、崇尚声律堆砌典故的永明体、绮靡淫艳的宫体诗竞相迭起。钟嵘对其中的玄言诗、山水诗、永明体、宫体诗都持否定态度，认为它们没有重在怨情的表达，诗作缺乏浓郁的诗情，亦或这类形式限制了怨情的抒发，使诗歌失去了本身的“自然英旨”，“伤其真美”。钟嵘宗奉建安诗歌，认为它是“风力”与“丹彩”的完美结合，兼有抒情性、现实性和气壮之美。被视为“建安之杰”的曹植，钟嵘尤甚喜爱。曹植的后半生在政治上受猜疑、遭监禁、被打压，壮志未酬，只好“托诗以怨”。钟嵘在序言里提到曹植后期的杂诗和赠白马王彪，在正文部分评曹植诗“情兼雅怨”，也可见钟嵘对怨情的重视。 此外，在诗品
6、?序结尾，钟嵘列举了他所认为“五言之警策”的作品： “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尧，叔夜双鸯，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咏史，颜延入洛，陶公咏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 85 钟嵘将“五言之警策”的诗歌多视为怨诗。所举的22个典型诗例，表达怨情者过半。曹植赠白马王彪，悲叹骨肉分离；王粲七哀诗，喟叹乱世的惨淡；刘桢赠徐干，抱怨命途多舛；阮籍咏怀诗，哀叹内心的郁结和愁苦；苏武别李陵，哀吟离愁别绪；嵇康赠秀才入军，痛诉世道多艰；张华杂诗
7、，慨怨时光易逝；潘岳在怀县作诗二首，抱怨有家难归、有志难施；张协“苦雨诗”，忧虑世俗的不公；陆机的拟古，感时伤怀；刘琨扶风歌，感慨乱世；鲍照“戍边诗”，怨愤壮志难酬；左思咏史，怨恨压抑人才的门阀制度。至于“颜延入洛”，“陶公咏贫”，“惠连捣衣”，或为社会世俗化的怨，壮志未酬、仕进不得，或为个人情感上的怨，离别之怨、感慨人生无常：无论是物质层面或是精神层面，都写得感人至深。钟嵘强调诗歌应表现怨情，认为它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 二、诗怨批评 列品第见怨 钟嵘在诗品所反映的诗怨观理论指导下进行公正的诗学批评实践，表现在列品第时，对“怨”情的表达有所注重。诗歌怨情表达的深浅及社会意义的大小成了
8、钟嵘列品第的重要标准之一。 诗品共3卷，分上、中、下三品。上品12家中，古诗、李陵、班婕妤、曹植、左思5家钟嵘直接以“怨”评之：古诗“多哀怨”；李陵诗“文多凄怆，怨者之流”；班婕诗“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曹植诗“情兼雅怨”；左思诗“文典以怨”。上品中钟嵘对王粲、阮籍两位诗歌的评价也有与“怨”字类似的说法：王粲“发锹枪之词，文秀而质赢”；阮籍 “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如果这样计算，上品中钟嵘以怨评之的作家就有7位，占总数的一半。中品中直接以怨评之的作家有秦嘉、秦妻徐淑、郭泰机、沈约4家。下品无一人直接评“怨”。从列品第的人数看，上、中品“怨家”居多，可见，钟嵘将“怨”置于较高的品第上。 另
9、外，钟嵘根据怨情表达的深浅及社会意义的不同，分别将同类诗人归入不同的品第。同是建安诗人的“三曹”，钟嵘将曹植列为上品，曹丕列为中品，曹操列为下品。同样是怨慨之情的表达，曹丕的诗则不如曹植怨的那么彻心透骨，曹丕之怨大都是跟随父亲征战过程中的征途思乡之怨，而且“怨”情的表达大都是和婉柔顺的。曹操的诗古朴悲壮，悲多而怨少。王粲和刘琨都写战乱之怨，前者被列入上品，后者被列入中品。钟嵘认为，王粲的七哀诗真实地再现了人民大众遭受的苦难，表现了作者对下层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文辞精炼，蕴义深刻，以情动人。刘琨作为一介武夫，其诗往往表现沙场的艰苦，和壮志难酬的哀怨。就诗歌表现内容看不及王粲大气，但具慷概激昂之气
10、，因此，钟嵘将其列入中品。班婕妤、徐淑、鲍令晖三位妇人同样写闺怨，钟嵘也将其列入不同的品第。班婕妤经历受宠和被遗弃、冷落，内心充满怨恨。冷宫的孤独、凄凉让她只好以团扇自喻来诉说自己的宫愁。班婕妤的宫怨，在夫权至上的封建社会极具代表性。徐淑的答秦嘉诗主要是写离别之苦和对丈夫深情的思念，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之怨。离别之情不及遗弃之苦更让人感动，其文采也不及班婕妤诗绮丽。鲍令晖的拟客从远方来也是叙离别，但她是借乐府古题寄托对心上人的相思，其怨情深度赶不上徐淑诗。故钟嵘列班婕妤于上品，徐淑于中品，鲍令晖于下品。 溯流别见怨 钟嵘在辨析诗人源流时，钟嵘特别注重“怨”的传承，突出国风、小雅和楚辞的怨刺传统，把
11、123位诗人分别归入国风、小雅和楚辞三大类。 国风是社会底层真实生活的客观反映，表现了人们对上层统治者不劳而获的怨刺。由于双方地位的不平等，这种感情怨而不怒。“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9361，这种“怨”正是孔子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怨。国风所怨，温和委婉，被称为典正之怨。国风又细分为“古诗”和曹植两个派别。汉末古诗生长在社会大动乱时期，多表现下层文人失意之悲、亲朋好友分离之泪、兵役赋税之苦、世态悲凉之怨。钟嵘评价曰：“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钟嵘称曹植诗“情兼雅怨”，既包括“发乎情、止乎礼”的儒雅之道，又含宏图难展的满腔哀怨之情
12、。雅与怨完美结合，内容典正和雅，感情真挚深切，表达含蓄委婉，深得国风之精髓。 楚辞是“情兼雅怨”的代表作，楚辞之怨比国风之怨更为悲恻。楚辞强调屈原不幸的身世遭遇导致的“怨”，为自己理想抱负、人生价值不能实现而产生的“怨”，感情更为激烈，主观色彩更浓。楚辞系列的诗人均从李陵出。钟嵘评李陵“文多凄怆，怨者之流”，出发点在于李陵和屈原有着类似的遭遇：“忠而被谤，信而被疑”。因此，钟嵘在诗品中评李陵的诗“其源出于楚辞”。班姬、曹丕、王粲之所以源出李陵之后，是因为他们的诗作之“怨”和李陵诗作之“怨”一脉相承。 小雅的作者大多是“大夫”或“君子”，其诗歌中流露的忧时伤怀的“怨诽”之情“不乱”。小雅中表现悯
13、时伤乱的词出现的频率非常高。据统计，“忧”出现了48次，“伤”出现了14次，“独”出现了13次，“悲”出现了5次。10154 小雅这一系仅阮籍一人，可见阮籍具有小雅诗人同样的特点。“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发兹咏，故每有忧生之嗟。”11324阮籍诗视野开阔，境界高远，他表现的忧时伤世，不限于个人哀乐，而流露出了一种伟大的孤独。他有着小雅诗人类似的忧患与伤感之心，其咏怀诗的感情基调也如小雅一样悯时伤乱、孤独悲哀。 论风格见怨 钟嵘用自己细致的体会去品评“怨”的美学品格，故此出现了“哀怨”、“典怨”、“清怨”、“凄怨”、“孤怨”这类各具特色的“怨情”，“虽然都包含了怨，但怨有所别，诸家诗的精
14、神个性也就各异。毫厘千里，品藻不同。”1219。 上品之怨包括古诗的“哀怨”，李陵的“凄怨”，班婕妤的“宫怨”，曹植的“雅怨”，左思的“典怨”。古诗是东汉末年五言诗的代表作，萧统文选收录其十九首，所以古诗通常称为古诗十九首。钟嵘认为古诗有59首，只是这其中的19首比较有代表性，最能反映古诗的思想和艺术风貌。由于汉末时代的乱离，古诗中往往充满哀怨缠绵的情思。古诗十九首所写的感情基本上有三类，离别的感情，失意的感情，忧虑人生无常的感情。这三类感情无不见“怨”。古诗之“怨”再不是一己的哀伤，而是一个时代一个群体共同的悲哀，确实“意悲而远”。名家子李陵，因战败而迫不得已归降匈奴最终身死异国。他身败名裂
15、，家人也受牵连。李陵经历了悲惨的遭遇无人能懂而又无人能诉，唯有将其凄怨之情诉诸笔端。与苏武诗三首抒发了他所有的人生之愁、国家之忧，更显凄绝怨断。博学能文的左思，出身寒门，胸怀大志，受门阀制度的阻碍，感时不遇，只好将自己的怨愤之情泄之于咏史。在当时形式主义大盛的太康时期，他继承“建安风骨”，通过比喻、历史典故，含蓄地表达了对当时不公正制度的强烈反抗与绝望，其“文典以怨”。 中品之怨最为典型的是郭泰机的“孤怨”和沈约的“清怨”。郭泰机，出身寒素，虽满腹经纶，却终生未仕，故称处士。其答傅咸诗，以寒女自喻，借手巧的寒女遭衣工鄙视遗弃的怨恨反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并讽御史中丞刺傅咸不能荐己。所以他独自哀叹，宜其所恨。钟嵘把这种情节谓之“孤怨”。文坛宗主沈约是“永明体”的代表诗人，他的诗作大部分音韵和谐、清俊遒丽，清新中泛带哀怨之情。钟嵘认为沈约学鲍照，不谙熟经纶之文，而擅于抒发清幽、怨悱之情。许文雨讲疏有云：“此谓休文终非经国才，亦如明远之才秀人微，而有清怨之词也。” 13108陈延杰注曰：“此言不闲于朝庙之制，与明远同，若应诏应制诸作，皆困跪，非若颜延年之经纶也。他若应王中承思远咏月、学省愁卧诸诗，弥足清怨矣。”1453最能体现沈约“清怨”风格的是赠友诗别范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