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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代文学和批评的七个话题（上）一“中国批评”“人情世故”“东方恶习”客：最近比较空闲，我们何不放松地谈谈当代文学与批评的一些基本问题？主：哈哈，看来你也无聊！谈什么不好，偏要谈文学和批评，不很过时吗？客：那也不见得。我看是你自己无聊，爱发感慨，其实还是有人关心文学和批评的。每年出版的文学书刊和围绕这些书刊的议论就有不少，最近各地还纷纷成立了专门的评论家协会，“鲁奖”、“茅奖”、“华语文学奖”等全国性文学奖项每次评选都会激起热议。总体上没以前那么热闹，但既然有人关心，就不妨一谈。主：现在谈论文学和批评还有什么意思？客：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一个社会的文化再怎么活跃，文学总不会失去它的位置，虽然我
2、并不知道文学的位置究竟应该怎样。90年代以来各种以“文化”冠名的活动超过“文学”而越来越发达，我们已经从“文学的时代”走进了“文化的时代”。但“文化的时代”也可以而且应该谈“文学”。“文学”本来就包含在“文化”中，是“文化”的一个重要部门。主：你杜撰了两个概念，“文学的时代”，“文化的时代”，请问你是怎么划分的？客：从“五四”到上世纪80年代末，大家都重视文学。竹内好说中国现代有一种“文学主义”，我想有“文学主义”，就有“文学的时代”，这个时代，文学在整体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知识分子”或多或少都跟文学有关。30年代中期蔡元培给中国新文学大系做“总序”，说“五四”是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没有说明其
3、实“复兴”的主要是文学，这一点周作人40年代一篇文章文艺复兴之梦讲得就很清楚。主：这篇文章哪里可以看到？客：收在他自编的随笔集苦口甘口里。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转入了“文化的时代”，不知怎的，忽然“咸与文化”了。现在你可以根本不懂文学，却可以就任何一个文化课题高谈阔论，或操弄“文化产业”。我算是看着这个现象起来，一路跟踪，总觉得有点怪主：你奇怪什么?主：你还是太留恋文学了，总想让文学凌驾于文化之上。比起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化”，文学果真特别高贵吗？客：语言文字是社会生活的主要维系物，文学利用语言文字呈现社会生活，这个精神创造的传统在世界各国历史悠久，至今仍未失去它无可比拟的深刻细腻。
4、与此同时，创作和阅读的个体性也始终和群体文化活动保持必要的张力，以相对沉静的个体方式补充相对浮嚣的群体文化活动。创作和阅读的个体性也并不拒绝群体性，进入批评领域之后，更呈现个体性和群体性的良性互动。因此我说，在各个文化部门当中，文学应该有其特殊地位。主：被你这么一说，我倒也觉得，当前虽然“超女”、“超男”、“达人”轮番登场，虽然无聊的晚会占据了许多美丽的夜晚，虽然媒体网络上假真实与真谎言齐飞，假正经共真滑稽一色，但文学并未死绝，不必妄自菲薄，没事谈谈也好。但从何谈起呢？客：先说批评吧。你从事批评多年，对批评界总有一点想法？相对于创作，批评似乎更活跃，经常还是能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还算有点民主气
5、息。主：我可不敢苟同。批评界表面上确有某种民主性，实际却是缺乏真诚对话的一种无政府状态的民主。客：此话怎讲？主：“无政府”云云，只是一个比喻，并非说批评界要组织起来，像政府那样有序地工作和管理，而是说批评家、作家与读者之间应有彼此关注、相互促进、真诚对话的兴奋而紧张的关系。“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失为一句立身处世的金玉良言，批评如果如法炮制，可就糟了。客：确实有人想让批评通过某种方式达到组织化、秩序化、规范化，比如流派、师承、利益集团乃至所操话语，皆壁垒分明主：是的，但这固然可以消除批评的无政府状态，却也丧失了批评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由。批评界一方面是互不关心，缺乏真诚对话，另一方面
6、又被组织得过于严密，无法表达个性，结果还是缺乏真诚的对话。客：现在的批评，内容形式日趋多样，历史上有过的批评类型，比如法国学者蒂博代所谓“自发批评”、“职业批评”、“大师批评”，我们一样都不缺。网络批评大行其道，更是特有的国情C每年各种媒体上和文学批评相关的文章无人统计，相信数量一定惊人。你的估计好像有点悲观。主：这些数量惊人的文章究竟多大程度上构成了对话？批评界同行是否关心、是否还在看别人的文章？对此大家都表示怀疑。客：这种局面对批评来说究竟是好是坏？主：互不关心，各说各的，除了容易出现低水平重复和有意无意的剽窃，也有好的一面，就是彼此不受影响，不受牵制。但实际并非如此，往往情面、利益、利害
7、看得很清楚（这方面心照不宣的潜对话倒非常充分）,真为文学而不管不顾、畅所欲言的“狂人”,比如一直备受诟病的“骂派批评”，仍然少见。即使有也昙花一现，要么被收编，要么被“冷处理”，很快按下不表了。结果自然是你好我好、不痛不痒、不知所云的批评大行其道。客：造成这种状态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主：说起原因，你也许认为不具有“学术性”，没什么好谈的，但我觉得它对中国批评的影响肯定超过任何围绕批评的所谓学术性问题。客：有这么严重？请问那是什么？主：很简单，就是批评家太关心情面、利益、利害关系，太在乎“人情世故”而轻视文学本身,缺乏对文学的爱与尊重。客：从这角度出发对批评的指责，我也听过不少，但不大有人把它上升
8、到如此吓人的高度。愿闻其详。主：后汉书记周乘、陈蕃两人经常说，“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萌复存于心”。写于同时的世说新语则只有周乘一个人的话，“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世说还记录了当时一位名叫郭林宗的人对这位名叫叔度的“黄生”的评价：“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看来此君是一位大家钦敬的益友，连见一面都可以消除“鄙吝之心”，有精神治疗的特异功能。何谓“鄙吝之心”？白话还真难翻译，但并不妨碍我们心知其意。鲁迅就曾不加翻译地使用过这句成语，他预想自己死后身体拿去“养肥了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捕来放在动物园，打死制成
9、标本，也令人看了神旺，消去鄙吝之心。”（半夏小集）客：你答非所问了，这跟刚才讲的批评中的“人情世故”有什么关系？主：容我慢慢道来。人活着而需要文学，这一简单的事实说明文学有其特殊品质，其功能相当于黄叔度那样的益友，帮助人们消除“鄙吝之心”；或如亚里士多德讨论希腊悲剧时所说，起“净化”的作用。文学来自生活，但（我们希望）它高于生活。如果把文学和文学批评从众人期待的高处拉下来变成人情世故的交易，广结善缘，呼朋引类，交换，互通有无，巧立名目，欺哄青年，也许某些人认为理所当然，但热爱文学并希望从中发现一点奇迹的人就难以接受了。并不是说任何文字一旦冠以文学或批评的名义就格外尊贵。说到底，文学和批评乃是或
10、此或彼、充满可能性的精神活动，就像中间空虚的容器，比如我们每天喝水的杯子，可以往里面放进绝望，也可放进希望；可以盛满人情世故，也可以容纳人情世故以上的别的什么。客：把文学比喻成杯子那样的容器，说文学本没什么，只是作家或批评家往里面装进什么之后才成了什么，这会不会取消文学固有的属性和价值？会不会因此失掉文学的神圣性？主：我只是取消了想当然的文学的属性、价值或神圣性，取消了先验的、抽象的文学的概念。说到文学，一般总会肃然起敬，因为下意识里想到好的文学，想到曹雪芹、鲁迅、莎士比亚或托尔斯泰。但古往今来，许多（甚至绝大多数）乃是糟糕或很糟糕的文学，在时间冲洗下慢慢淘汰，留下一些经过考验的水平线以上的文
11、学。这就容易造成假象，似乎文学天生就是如此，其实不然。看看“当代文学”就不言而喻。有人因为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中国当代许多作品是垃圾，就震惊、愤怒，实在大可不必。当代文学充斥着垃圾有什么奇怪？别国的当代文学都是杰作经典？杰作经典总是从许多垃圾乃至垃圾山中脱颖而出，总需要时间检验才逐渐被多数读者所认可，这往往要等到作家死后，等到同时代人的“当代”过去之后。笼统地向文学脱帽致敬很容易上当。文学掮客们赞美文学、拿文学作护身符或招摇撞骗的工具，手段无他，就是利用了人们对文学的笼统的敬意。其实没有先验神圣的文学，只有好坏掺杂、这样那样的具体的文学。所以文学只是一种可能性，一只空杯子，好坏全取决于你往里面装什
12、么。听到文学就肃然起敬固然不必；说到文学就满脸严肃，觉得自己也随着提高了不少，也很虚妄。以文学的名义可以进行美妙的创造，也可以进行体贴人情世故的庸俗交易。客：文学，文学，多少荒谬诈妄假汝之名以行！但中国是“人情大国”，处处讲人情世故，难道批评就能例外？主：批评恐怕也要讲一点人情世故。比如，在无伤大雅的情况下不妨为尊者讳，对刚刚起步的作家不必过分挑剔，用语尽可能委婉，避免直露，谈缺点可以点到为止，心领神会，无须夸大、张扬、穷追不舍、无限上纲，总以鼓励为主，论争尽量别伤和气，不能搞人身攻击。再比如，在特殊的气候下不必过分迎合和过于媚俗，但也不必有意表演“批逆鳞”的勇敢，身上留几片铠甲也是必要的。话
13、虽这么说，倘若将人情世故放在压倒性地位，将批评当作讲究人情世故的工具，那干吗不直接去讲人情世故，偏要假手批评呢？参加一个座谈会，打开一本评论杂志，如果都在表演人情世故，虽然也是一道特别的风景，总有点不对劲，毕竟还有一些读者在看。即使读者跑光了，做批评的人自己心里应该明白，聚在一起睁眼说瞎话、说胡话、说大话，也不是什么滋味。客：但怎么也有人说，现在的批评家对当代作家太“苛刻”，太吝啬好话了？主：我不知道“苛刻论”者本意是什么，或许是指在正常平和的心态下，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客观研究和深入分析，发现和阐释作家的才能的本质，不是专门挑剔缺点与不足。80年代，文学整体呈上升趋势，大家都在创造和发现的兴奋
14、中，自然就以这样的批评为主。90年代以后文学生态改变，这样的批评很难再有，取而代之的就是廉价的吹捧，“苛刻”却谈不上。恶毒攻击作家或批评界同行，像鲁迅当年痛恨的动辄在电线杆上散布谣言说谁谁拿了卢布，诸如此类苛待作家、苛待文学、苛待批评的现象，“人情大国”确实屡见不鲜，但那恰恰与真诚的批评无关，往往正是爱讲人情世故者的杰作。客：还有一点不明白，“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不一直是很受推崇的为文之道吗？这也错了？主：有人因为红楼梦引过这话，就断言那就是曹雪芹的主张。因为鲁迅曾被攻击为“世故老人”，也有人说这就是鲁迅文学成功的秘诀。曹雪芹和鲁迅或许真的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但惟其如此他们才生出
15、不满，和专讲人情世故的文学分道扬熊，如鲁迅所说，“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就“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再将他们恭敬地请回，封为讲究人情世故的大师，岂不荒唐？客：鲁迅有没有具体谈到批评中的人情世故？主：有。他说“中国汉晋以来，凡负文名者，多受毁谤，刘彦和为之辩曰，人禀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然将相以位隆特达，文士以职卑多誚，此江河所以腾涌，涓流所以寸折者。”鲁迅引刘勰的话见文心雕龙程器，意思是文人做官，文才不会增加，但文坛评价与现实遭遇一定好过地位卑下的文人，所以就连倾心文学的刘勰也高唱“安有丈夫学文，而不达于政事哉一一文武之术，左右惟宜”，其实他一生非但没做成像样的官，甚
16、至贫寒得连老婆也娶不起，一度依傍僧人，最后干脆出家当和尚。但刘勰的话确实道出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基本的“人情世故”，今天文人不仍然伏在这条千古如斯的定律之下吗？鲁迅佩服刘勰的观察，但憎恶这种人情世故，他的评论是：“东方恶习，尽此数言。”客：这样说来，中国式的人情世故和中国的文学批评岂不成了挛生兄弟，全都染上这种“东方恶习”？主：问题就在这里。我前几年提出一个概念叫“中国批评”，目的就是想提请大家注意在中国做批评必然碰到这个根本问题。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弄批评的人常常苦恼：某作家，不相识时，尽可以随便谈论。一旦相识，便顾忌重重，难以施展，因为这时候人情世故也就挥之不去。客：最好是彼此不认识主：但因此也就少了朋友，少了朋友之间真诚交流文学经验的那份愉悦，这也很遗憾啊。再说现今社会通信如此发达，故意躲着不见，也未免矫情。客：都是被人情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