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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里都存在着改革，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是在改革中得此迈进、得以发展的,这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这种改革在中国封建时代常被称为“变法”、“新政”。9八国联军打到了北京，中华民族接受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最残酷的挑战，最高统治者们终于被迫走上了改革之路。无论新政多么被动，其改革都反映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扼杀戊戌变法的刽子手,在无可奈何中变成了维新运动思想的执行人，最后导致了晚清帝国的分化崩溃。 一、层级递进的晚清政治变法在中国历史上，任何一种时代都没有晚清时期这样频繁地进行“新政”、“变法”。短短70年间，全国规模的新政、变法就进行了三次：9世纪60年代后的洋务新政
2、、1世纪末的戊戌新政、2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每两次新政相隔的时间不到5年,可谓是一浪接一浪，一浪高过一浪。这是由于，晚清时期的中国所面临的的确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社会危象多次显现。老式的社会制度在危机面前破绽百出,捉襟见肘,陷入难以应付的窘境；对于当时的统治者来说，只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才是出路。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种时代的“变法”、“新政”有如晚清的“变法”、“新政”这样规模宏大，所要改革的不只是某一项制度，或一种领域，而是广泛波及各个领域，更新多项制度，且深及数千年老式,并且三次新政环环相扣,层级递进。 洋务新政是晚清时期的第一次改革运动。这次改革运动的背景,是许
3、多官僚士大夫所结识到的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所面临的“大变局”。时代变了，统治手段也必须有所变。所谓变,亦即以老式为对象的改革，但任何改革又只能在老式的基本上进行,犹如历史上任何改革同样，洋务新政也只能在老式的基本上进行。这里所说的老式,重要是老式的资源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所谓政治资源,是指这次改革运动是由封建官僚阶层中的一种政治派别，运用手中所掌握的国家机器进行的。一次面向近代的改革却让封建官僚派别来主持进行，这实在是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悲剧,是时代和社会无奈的选择。西方侵略所导致的民族危机的巨大压力,迫切需要中国人尽快摘取近代文明果实；西方的侵略中断了中国社会以渐进方式走向现代化
4、的也许，从而使中国社会呈现浮现代化的需要与条件(涉及物质的、人才的、观念的条件)严重脱节现象；西方文明的输入又向中国提供了一条从“旁门斜道”跃入现代化轨道的途径。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只能由当时的政治精英洋务派们领导这次改革运动。所谓文化资源,重要是指这一次改革运动的思想基本仍是老式的“经世致用”、“穷变通久”理论“经世致用”理论使某些封建官僚开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视并引进西学，“穷变通久”则推动封建官僚们走出固步自封的圈子,加入时代潮流。特别是老式的“本末”、“道器”、“体用”理论架构,为“中学”与“西学”的联姻架起了桥梁。 固然，洋务新政更多的是突破老式。洋务新政的标语是“师夷智”、“求
5、强”、“求富”。所谓“师夷智”,事实上是公开承认西方文化比华夏文化强，这是对“用夏变夷”抱负的背离,是“天朝”观念体系的崩溃,是中国开步走向世界、走向近代的起点;所谓“求强”,其实质是以功利主义原则取代了老式的泛道德主义原则，对西方（近代)文明的赞赏和追求战胜了“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立国之本“在人心不在技艺”、“尚礼义不尚权谋”之类的梦呓;所谓“求富”，更是在事实上对“义利之辨”、“重本抑末”之类的封建主义伦理原则的否认,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肯定和向往。洋务新政确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大纲。尽管这个大纲招来了后人的许多批评，但不可否认的一种事实是，这一大纲在承认了“中体”需要
6、西学扶持的同步,让西方文化在中国有了输入的通道和立足之地。我们在批判“中体西用”是洋务派妄图采用西学维护封建主义之“体”的同步,也要看到,当洋务派一手护“中体”、一手抓“西用”之时,事实上是让自己的肩膀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 洋务新政的重要目的是“强兵”，其重要内容是以“强兵”为中心的近代国防、工业、交通、教育和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建设。活动内容是环绕着目的转的,但这里活动内容的实效和意义已远远超过了洋务派的主观目的范畴。洋务派建起的江南制造局、京师同文馆、唐胥铁路，组织翻译的化学鉴原此类“西书”,其最大的成果并不是生产出了坚船利炮,而是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播下了现代文明的种子；其最大的意义并
7、不是产生了“强兵”的效用,而是在古老的封建主义的“体”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开动了现代化这辆列车。 紧接的戊戌新政的标语是“保国”。这个标语很大限度上是维新派为当时的变法运动统一战线制定的标语，它的内核是近代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并且在这个标语的背面，尚有更为真实的“兴西学”、“兴民权”、“开民智”标语和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制度的目的,更能代表这次新政的方向，标志着中国已进入完全意义上的初期现代化运动。戊戌新政已有较系统的近代思想理论作指引，即从西方引进的进化论。这一理论在当时至少涉及着三层意义:“变”的哲学思想,即社会必然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理论,作为履行新政的哲学根据;“物竞天择”、“优胜
8、劣汰”说，即民族间生存竞争的“天演”理论，用以激发全民族通过变法以强国、救国；社会有机体论,即觉得国家作为一种生物机体,其“细胞”是国民,国民的强弱决定着国家的强弱,从而为“兴民权”、“开民智”说提供理论根据。 戊戌新政的主导力量是维新派，她们的社会基本是当时的新兴社会力量资产阶级。并且就维新派成员自身来说,其知识构造、观念构造，特别是政治抱负都已背离老式，这就使维新派从主线上区别于封建官僚的洋务派，代表着新的社会方向。但是，她们人数很少，在变法运动中只能采用“上书求变法于上”，“开会振士气于下”的方针,即依托皇帝，团结士大夫进行变法。因此戊戌新政的主持者是光绪皇帝和一群拥护她的士大夫。这同样
9、是戊戌新政区别于洋务新政的一种重要方面，阐明在欧风美雨的击打下，封建统治集团分化的裂缝已延伸至最上层。并且,光绪帝及其在士大夫中的拥护者们已经不满足于前此洋务派变法的范畴，基本上是按照维新派的设计进行变法。这就变化了洋务新政中那种完全由某些督抚进行的局部的、各自为政的、浅层次的变法的状态。戊戌新政的内容更为广泛,也更加进一步，不仅已波及洋务新政所没有的政治领域的改革开制度局以统筹全局、改革官僚机构等，虽然是延续洋务新政中的经济、文化教育领域的改革,也更有广度和深度经济领域不仅提出要发展工商实业，还设立了保护工商实业的农工商总局、铁路总局、各省商务局,颁布“振兴工艺”的章程；在文化教育领域，所兴
10、办的已不只是培养洋务专才的专科学堂，而是面向国民教育(“开民智”)的大学堂、中小学堂，并且还向最顽固的科举制度开刀宣布废八股改试策论。这种广泛、进一步的变法活动,正反映了维新派所追求的是“全变”系统的、全面的社会变革，而不是洋务派那种零敲碎打、补苴罅漏式的变法。 戊戌新政已达到相称限度的社会动员。在戊戌新政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在维新派的大力宣传、鼓动下,不仅光绪帝及帝党官员参与了变法,涉及洋务派在内的官僚集团中的许多人、各个地方的爱国士绅，甚至慈禧太后等,也都在不同限度上支持变法，使变法运动拥有比较广大的群众队伍；戊戌新政的进度也是惊人的,在“图自强在一反掌间耳”的结识和“大变”、“速变”、“
11、全变”思想的指引下，短短的百余天时间里,大到设制度局以议政,小到整修京师街道,艰难如废八股改试策论，剧烈如罢职礼部六堂官等等,百余道变法诏令,牵涉到所有领域的改革措施几乎是一齐出台，用今天的话说是“大干快上”。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变法的群众基本的争取、与变法的速度和广度的追求竟成反比,社会动员与变法运动的进一步和扩大却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年轻的维新派与同样年轻的光绪帝选择了后者，成果是失去了前者当变法运动以加速度进一步触及到官僚机构、科举制度、旗人生计等方面的变革时,本来的许多支持者疏离了变法运动,并且成为反对派,与顽固势力一起扼杀了戊戌新政。 二、一厢情愿的清末新政世界上许多帝王可以审
12、时度势,通过出让权力换得社会改革平稳进行，也保住了王室的延续。那些不肯拔一毛利天下的君主，最后只能与自己的腐朽王朝一同覆灭。你不容许社会制度变，社会制度就要变化你，这就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客观规律。只但是,这样的成果往往需要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戊戌新政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被基本推翻,慈德太后及其所代表的顽固派不仅否认了戊戌新政,并且重新又仇视一切洋人、洋事物,甚至要“剿灭”或赶走一切洋人。这事实上是把历史的车轮又倒退到了洋务新政此前。慈禧太后及顽固势力的倒行逆施，不仅受到维新派的严肃抨击,也引起了洋务派所反对，并且遭到了洋人的打击。成果，在庚子年的八国联军战争中,慈禧太后及其所代表的这
13、股势力几乎被洋人所“剿灭”。这无论对朝廷、对民族，都是又一次的“创钜痛深”,又一次的生死存亡考验。也就是说，“庚子”是戊戌后来大清国历史车轮倒退的最底线，这后来只能是掉头再往迈进。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列强采用扶植清政府“以华治华”的方略,规定清政府变化它的无能状态;清政府也企图以此获得列强对它的支持。清政府自感面临统治危机,需要加强自身统治能力。辛丑公约签订后，全国人民对清政府的不满和对抗日益发展,清政府需要采用对策。清朝统治集团中，在义和团运动后顽固派失势,洋务派占据上风。191月29日,即清政府宣布接受议和大纲的1天之后,诏令变法，开始了晚清第三次新政,史称清末新政。 清末新政与前两次新
14、政同样,指引思想是“中体西用”:“不易者三纲五常”,“可变者令甲令乙”。但这只是清王朝的一厢情愿，无论是从时代潮流还是社会规定看，庚子后来的变法不仅不也许停留“令甲令乙”式洋务新政水平上,也不能仅仅重演戊戌新政。因此,清末新政比两次新政都迈进了一大步。 清末新政的主导力量最初是洋务派，这是历史车轮重新启动时的必然现象。197月,张之洞、刘坤一联名递上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是为代表。在这份对新政初期起指引作用的奏折中，张、刘代表洋务派提出了设学堂、改科举、去书吏、汰绿营、劝工艺、定商律等规定，被慈禧太后所有采纳,并照此实行。于是,曾被慈禧太后推翻的戊戌新政成果重新一一显现。但只是开端，曾被壅堵截
15、流的社会变革潮流一旦决堤放行,其汹涌迅猛之势是洋务派所无力驾驭的。不久,立宪派取代洋务派承当起指引变法的历史任务。立宪派虽然可以说是戊戌年间维新派的发展，但与维新派已有很大的不同：立宪派已有更宽厚的社会基本,其主干部分是数量日渐扩大,且日趋觉醒的资产阶级;其政治改革主张更为明确、成熟，特别是君主立宪制方案已相称完整、清晰，且内容充实；其思想理论基本已是引自西方的系统、完整的近代政治学理论，基本摒弃了老式的经学；在组织形态上，立宪派已成立了众多的近代政团组织,如“预备立宪公会”等;其政治行为已基本具有近代型态,如:凭依合法政团，运用合法讲坛（如咨议局、资政院）,运用集会、游行、请愿、书刊宣传等形
16、式进行政治斗争。 清末新政的主持者仍然是清朝政府，但已不像前两次新政那样只是统治集团中的某一种政治派别(如洋务派、帝党），而是由整个统治集团主持变法。因此，在朝廷内部已经没有要不要兴西学、要不要变法此类争论，而只有变法的快慢、立宪早迟的分歧，以及利益分派上的争夺。无论是变法,还是立宪,几乎已成为君臣上下一致的呼声和行动。与此相适应，清末新政已达到较广泛的社会动员,上自慈禧、光绪、王公大臣、下到士绅、商人、学堂师生及一般市民，都以高涨的热情和自觉的行动积极参与这场政治变革运动,其社会动员的广度和深度是中国历史上所不曾有的。并且,与前两次新政完全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方式不同，清末新政在自上而下启动之后,基本上是自下而上地由民众推着政府往前走。当这个政府终于推不动之时,也就是从新政转向“新政府”之时。 编练“新军”:新军是相对于清朝旧有军队而言。它用西方营制编成,以洋操训练，使用洋枪洋炮，规定士兵具有一定的文化,军官则由国内外近代军事学堂毕业生担任。14年冬，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