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改革和发展新阶段的中国改革发展提议和意见》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处于改革和发展新阶段的中国改革发展提议和意见（7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处于改革和发展新阶段的中国改革发展提议和意见 中国马上步入改革开放30年。站在历史的新起点，我们应该对中国近30年的改革实践做出基础判定。一、中国开始进入发展型社会的新阶段经过近30年的改革，中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2021年，中国GDP的总量是1978年的倍、进出口贸易总额是1978年的倍、财政收入是1978年的倍。伴随经济的快速增加，中国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这些改变使中国现在处于新的发展阶段，即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经济发展水平、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镇化率五个方面的改变，能够作为判定中国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的参考性指标。根据这些参考性
2、指标，中国在本世纪初开始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这个判定，和中国在本世纪初“实现了由处理温饱到总体上达成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的判定相一致。1经济发展水平。依据邓小平的设想，中国要实现小康，达成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的国家水平，一个主要的标准就是人均国民总收入达成1000美元。这也是一个国家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起点。到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已经达成1100美元；2021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成了2021美元。2产业结构。用产业结构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域的发展阶段时，通常把第一产业的产值不超出10(亚洲国家不超出15)、第三产业的产值超出40作为一个参考指标。中国在2021年第一产业产值降到1
3、5以下，第三产业产值首次超出40。2021年，中国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已经下降到。3消费结构。依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为富裕。中国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在1996年降到50以下，2021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也降到50以下，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生活整体上达成了小康水平。2021年，中国城镇恩格尔系数深入降到，农村恩格尔系数则降到45。4就业结构。根据国际通行的标准，工业化早期结束的标志之一是农业劳动力比重不超出55；工业化中期结束时农业劳动力比重低于30。中国的农业劳动力比重在2021年低于50；到2021年，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到。5
4、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域当代化程度的主要标志。世界银行对全球100个国家的统计资料表明，当人均我国生产总值从700美元提升到10001500美元、经济步入中等发展中国家行列时，城镇化进程加紧，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将达成4060。202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出了40。2021年，中国这一指标深入提升到。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过渡，是中国近50年来改革发展的必定结果，也是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主要背景。这个历史性过渡带有“转轨中发展”的特点，也带有“发展中转轨”的色彩。新阶段中国改革发展的很多矛盾和问题，需要结合这些宏观的结构性变迁来思索和分析。二、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
5、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中国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历史性过渡，“生存性”压力显著减弱，“发展性”压力全方面凸显。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很多矛盾和问题，是改革发展阶段性的客观反应。正如中共十七大汇报提出的：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的改革发展展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1经济连续快速增加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1)经济连续快速增加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呈逐步增大的趋势。到2021年底，中国的GDP总量只占世界的5左右，但却消耗了世界近25的钢材、34的煤炭、50的水泥。(2)经济连续快速增加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开始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很多矛盾和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资源环境压力不但是中国经济可连续
6、发展的突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突出问题。比如说，现在在中国，新增的群体性上访事件中，有很大百分比和环境问题相联络。(3)经济连续快速增加同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也反应了一些体制、机制存在严重的缺点。2经济快速增加的巨大潜力同经济增加的体制机制存在缺点的矛盾未来的1020年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9左右的年增加率是完全有可能的。问题在于，粗放型经济增加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这反应了中国经济增加的体制机制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比如：(1)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比较高，但土地、资本等要素市场化及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环境成本形成机制严重滞后。(2)民营经济发展很快，但国有垄断行业改革滞后。(3)经济
7、增加方法依然处于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的转变之中，现在这个转变还未完成。5经济总量、物质财富的不停增加和城镇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1)劳动酬劳的增加水平显著低于经济的增加水平。(2)贫富差距有深入扩大的趋势。(3)城镇收入差距有深入扩大的趋势。4全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全方面快速增加和基础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1)近些年来，全社会公共需求增加速度相当快。进入本世纪以来，个人用于公共产品的年均支出，大约是90年代的3倍左右。(2)社会公共需求的结构发生改变。广大社会组员的基础公共服务需求，不但包含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基础医疗，基础社会保障，还包括到住房、公共安全和环境保护等。(3)基础公共服务在经济社
8、会发展中的主要性凸显。有研究表明，教育原因在造成贫富差距的影响原因中占有20左右的百分比。2021年，我去中国西部调研，了解到西部70左右的新增贫困人口全部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基础公共服务在造成中国城镇差距、贫富差距的影响原因中，占有相当大的百分比。5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滞后的矛盾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公共治理方面依然面临很多矛盾和问题。(1)行政效率低下的问题比较突出。(2)行政成本增加过快。1978年2021年，中国的财政收入增加了倍，但行政支出增加了82倍左右。2021年，行政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达。(3)体制性、机制性的腐败问题比较突出。上述这些矛盾，全部含有改革发展的阶
9、段性特点。为此，应该站在改革发展的历史新起点，关注中国社会矛盾改变的周期性、阶段性特征。三、新阶段的全方面改革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又是一个经济体制转轨中的大国。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客观原因，但改革不到位和制度不完善的原因更为主要。中共十七大汇报中提出“四位一体”的全方面改革战略，把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文体体制改革全方面提出来。我认为，以下三个方面的改革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尤为主要：1加紧以实现可连续发展为目标的市场化改革。我认为，未来几年中，深入的市场化改革可能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第一，在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环境使用成本形成机制方面的改革；第二，在财政税收体制方面的
10、改革。2推进以基础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为关键的社会体制改革。现在，中国的基础政策思绪很明确：第一，实现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但是长久的目标，也是近期的目标之；第二，强调以实现基础公共服务均等化来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即以经济增加为关键的中央地方关系逐步向以基础公共服务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转变；第三，加紧推进事业机构改革，建立适合中国的公共服务体系。3以改进公共治理结构为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这项改革已经成为中国全方面改革的关键：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方法由政府主导转向市场主导的关键，在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第二，强化政府责任，确立政府在基础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在于政府转型；第三，实现政府模式从控
11、制型转向服务型，更在于以改进公共治理结构为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正在研究制订下一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总体方案。我认为，未来几年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以下多个方面将有所突破：第一，决议、实施分开，建立有利于决议的大部门制；第二，建立有效的监督体制；第三，深入调整中央和地方的经济关系。把握中国下一步的政策趋势。我认为下面五条很主要：第一，以市场化改革和实现经济发展方法的转变，减轻资源环境的压力。第二，以基础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务，降低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友好。第三，以城镇、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缓解发展严重不平衡的矛盾。第四，以着力推进全方面改革，深入处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的制度缺点和体制矛盾。第五，以愈加主动进取的开放战略，促进可连续发展。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汇报中提出了若干个“新”字，如“新世纪、新阶段、新机遇、新挑战、新问题、新矛盾、新改变、新起点”等等。对中国来说，主要的是立足新的发展阶段，采取更有效的方法处理中国在改革发展新阶段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