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早期三部民族史专著的简评》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对我国早期三部民族史专著的简评（5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对我国早期三部民族史专著的简评 罗贤佑 中国民族史对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而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悠久的传统，它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几乎同步而行。但是，运用现代史学观念对少数民族历史进行系统、专门的研究，却是在“新史学”产生以后。在二十世纪初叶，开始有近代形式的中国民族史著作出现。所谓近代形式，主要是指它们基本上脱离了封建政治史的附属地位，而向一个具有特定内容、具有自己体系的独立学科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梁启超起了重要的发端作用。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他所发动的“史界革命”推动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化。梁启超的史学革命思想及其研究成果对中国历
2、史学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百年史学基业。梁启超在历史学的各个方面都有开创性贡献，他对民族史学也起了开拓道路的作用。在其两部史学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与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都将民族史的撰写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列为“政治专史”的首项。他的历史上中国民族的观察和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更是两篇先声夺人、新意迭出的民族史研究专文，被白寿彝先生评称：“从民族史研究的发展看，这是很有影响的文章”（中国通史导论卷）。所以说，称梁启超为近代中国民族史学的奠基者，当不为过。自梁启超首发其端，逐渐建立起中国民族史这门独立的学科。由于民族问题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背景，它成为许多历史学家尤为关
3、注的对象，相继开始了这方面的专门研究，一批早期的中国民族史专著也先后问世，对后世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影响深远。现在我们重温一下这些旧作，可以清楚地感到，在我国民族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前辈学者在这一领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做了何等可贵的开拓性工作，这对于当代民族史学的深入研究及发展走向也不无重要的参考意义。若论最早一部民族史学术专著，应是问世于1908年的刘师培著中国民族志，此作虽以“志”为名，但它着重叙述的是中国历史上各民族的脉络沿革及民族关系，已体现出民族史的性质。尽管以今人眼光看来，自是非常陈旧，错谬之处不少，但其疏导开创之功不应埋没。此后经过梁启超在一、二十年代的大力提倡后，从三十至四十
4、年代，中国民族史研究日趋活跃，陆续涌现出一批引人瞩目的学术成果，仅名为“中国民族史”的专著就有七、八部之多。其中，以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及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影响较大，而它们恰恰代表了三种不同的类型，体现了民族史学科初创时期的时代特色。本文拟对这三部民族史专著分别加以简略的评述，以此来回顾一下二十世纪上半叶我国民族史学科蓬勃兴旺但又坎坷崎岖的发展历程。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此书与同时问世的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在结构上有明显区别。王书注重“中国民族混合及发展事迹”即为“中国民族交往史”或“中国民族融合史”，而不是着重于各个族群自身的发展历史。吕书则主要论
5、述的是族群各自的历史。在总论之后，即分为十二章，对十二支族系分别加以叙述。在书中，对于各个族属的起源及历史演变，分别进行考证与探讨，对于不同族系之间的关系，也努力做出清晰的交代与说明，此书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要可分为三派，即：匈奴、白种、鲜卑、丁零、貉、肃慎等都是北派；羌、藏、苗、粤、濮都是南派；汉族处于中间，不断向南北两派渗透，逐渐交流融合。吕思勉治史，注重排比史料，分类札记，长于综合研究与融会贯通，对古文献广泛涉猎，考订谨严。这些也体现在其中国民族史一书中。此书主要部分是介绍古代文献中关于各族的大量记载，作者的评论就穿插其中。对于这些纷杂并时有矛盾抵牾之处的史料记载，作者或肯定或否定，都
6、给予精辟的评鉴。各章后面多有对于文献考证的“附录”，这也是该书的一个特色。作者在书中发表了一些在当时来说还是新颖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认为貉与与肃慎同一族源；夫余即是貉的后裔；挹娄、靺鞨即是肃慎的后裔；藏族起源于恹达，原在于阗；彝族起源于濮，后来的僰人也是其先民。等等。此书既能“贯串全史，观其会通”，又能“比合史事，发现前人所未知之事实”，在将旧史有关民族史记载融会贯通方面，确实“非前书所能逮者”（陈协恭序）。这是该书的主要特点和优点。但它在取材、分类及观点上带有明显的不足，此乃时代及作者本人的局限性使然。纵览全书，可以看出它主要以二十四史的资料为依据，以正史材料构成全书的中心叙事线索。由于正史
7、中的民族史资料在内容上有很大的局限性，大部分只能为探究各族“名称沿革”、“支流区别”“势力涨落”及与中原关系等方面的内容所用，因而吕著就无法彻底摆脱考据学和传统史学的束缚，对于“文化变迁”、“族群互动”等最须着重论述的部分则基本未曾涉及。在民族分类上，该书主要是按照辛亥革命以来“五族共和”的提法，再略有其它民族的增益，这些民族中不少是陈旧的称谓，如今看来其名称与分类都不大符合科学性。此外，该书基本上是以汉族的发展演变和汉族同化其他民族为中心展开叙述的，由于所处的时代及作者本人受教育的背景，很难摆脱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封建王朝体系的局限，所以这部著作无法说明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未能彻底跳出封建史家治
8、史的窠臼。当时问世的著作中，与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相类似的还有王桐龄的中国民族史（1934年出版）和宋文炳的中国民族史（1935年出版）。这些著作主要是研究中国民族源流，强调各民族的融合与同化，在材料的运用、体例的革新上都有其积极方面。但王、宋二人也同吕思勉一样，没有受过系统的人类学、民族学的训练，他们的民族史取向只能是传统史学的“旁骛”，他们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与熏陶，其指导思想、理论认识等方面多有局限。吕思勉以及王桐龄、宋文炳等人著史，在史料上主要取自旧史，对各民族的历史与现状了解不够，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往往各异，难以形成公论；而且大民族主义的倾向也或多或少地存在。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著作都未能
9、科学地阐释中国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二十世纪初，西方民族学（或称人类学）开始传入我国，逐渐形成了一门学科。民族学传入中国后，一开始就具有与历史相结合、以民族学解释古代历史的特点。林惠祥本人接受过正规、系统的人类学教育，具有扎实的人类学素养，加之又具有传统史学的基础，故而使其民族史研究别开生面，注入了新的内容与形式。林惠祥十分注重对民族史的研究，他除了将民族史的性质归结为“实际政策之参考”与“民族主义及大同主义之宣传外”，还强调民族史“为通史之补助”，且“为人类学之一部分”。他认为“民族史亦为是之一种，然为专门史而与普通史不同”；“民族为历史现象之一
10、要素，故通史亦必述及之，然以限于体裁，东鳞西爪，言之不详，故须有民族史以补足之”，他指出：“人类学中有一部分叙述人类各种族之状况者，民族史即此一部分”。林惠祥明确地将民族史归结为人类学之一部分，这对当时国内学术界来说，无异于空谷足音，对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学科建设及其与民族历史研究的关系之确认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就是其学术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当时中国民族史研究中的另一部典范之作。该书包括中国民族之分类、中国民族史之分期、民族族系等十八章，全面探讨了中国民族古今沿革之历史。在“绪言”中，林惠祥解释中国民族史性质如下：“中国民族史为叙述中国各民族古今沿革之历史，详言之即就各族而讨论
11、其种族起源、名称沿革、支流区别、势力涨落、文化变迁，并及各族相互间之接触混合等问题”。这是直到那时为止，对中国民族史所作的最完整也最恰当的界定，它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初步构建了一个具有一定人类学精神的总体框架。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在参考文献的涵盖面上大大超过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除了二十四史等正史文献外，作者还注意到其它各类资料的学术价值，并予以充分的利用。例如明律集解、云南游记、容斋三笔等杂史；贵州通志、云南通志等方志；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王国维鞑靼考、章太炎排满平议等前人著述；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等国外学者调查资料。正如林惠祥本人在“序言”中云：“于古书之取材颇费推敲，于今人之学说亦甚为注意
12、”。这在同时期治史者中是较为鲜见的，反映出他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独特眼光和旨趣，与传统史家只注重正史和经典的作风相比是一个明显的进步。此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之处是，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一书对于某些有争议的问题，如“华夏之起源”、“三苗是否即后世之苗族”等，均一一列举国内外的不同观点，加以客观的评介。这一点也明显带有近代西方学术著作的风格。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一书，其最大的贡献在于分类和分期两项，在这方面的研究颇有创见。关于中国古今民族分类问题，他在评论了以往学者的分类方法之后，认为：“民族非固定一成不变者，其变迁秩序时时在进行中，不但名称常有更改，即其成分因与其他民族接触混合亦必有变化。学者分类若一则着眼
13、历史上的民族，一则注意于现代的民族，结果自然大有差异”。为此，林惠祥创立了“两重分类法”，即以历史上的民族与现代民族各为一个分类，然后将前者连合于后者（前者以“系”名之，后者则称为“族”）。对于历史上的民族，分为华夏系、东夷系、荆吴系、百越系、东胡系、肃慎系、匈奴系、突厥系、蒙古系、氐羌系、藏系、苗瑶系、罗罗缅甸系、 掸系、白种、黑种等。分章介绍了民族起源、名称、与他族关系、历史上沿革、现今状况等三部分内容，系统分明。与前人及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比，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分类系统明显体现出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强调历史上与现代之人类群体的差别；二是强调族际关系的恒常发生与复杂性；三是强调民族融合的绝对性。
14、林惠祥的中国民族史分期与其分类密切相关。他认为：中国民族史分期应以各少数民族之每一次与华夏系接触混合而以至同化于华夏系为一期，即将中国民族史分为秦以前、汉至南北朝亡、隋至元亡、明至民国这样四个时期。这一分期体系独具创意，视角新颖，基本上能概括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发展历程的主流。此前的分期多以朝代的更迭为架构，将民族史视为通史的附庸。这是不尽合理的，因为民族的演进尽管不是与中央集权王朝的变更毫无关系，但具有自身的规律与脉搏，撰著专门的民族史时应自成体系，以示与通史的区别。林惠祥的分期突出了民族本身在民族史建构中的轴心地位，从而避免了将民族单纯视作国家政权发展史之点缀品的潜在危险。总之，林惠祥的中国民
15、族史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类学和中国民族史学发展初期为数不多的学术成果中的重要代表，是作者以具有独特社会历史格局的中国民族为对象，力图将新兴的人类学与传统的历史学相结合的一种努力与尝试。但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局限，该书也未能完全摆脱开以汉族同化其他民族作为标准的束缚。例如以华夏族同化少数民族的结果划分阶段作为民族史的分期，固然有其立意上的创新之处，但也隐含着其认识上的缺陷性与局限性，在运用科学理论解释中国民族历史方面，并没有取得更大的进展。吕振羽的中国民族简史，1947年由大众书店出版。吕振羽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早期拓荒者之一。他的中国民族简史是我国最早以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历
16、史的著作，该书试图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上解释一些问题，并探索各民族的历史前途，具有开创性意义。吕振羽在延安时期，就很重视对中国各少数民族历史及其现状的调查研究工作，计划编写一部中国民族史。抗战胜利后，他随大军进入东北地区工作，继续在当地调查与搜集民族史资料，为著书做准备。1947年2月，他在旅大完成了中国民族简史一书，近二十万言，并于当年出版。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的一大特点是：其所依据的资料除了文献史料外，还运用了大量作者本人的实地调查资料及来自少数民族地区人员的口述资料。吕振羽尤其重视实地调查得来的有关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民俗等方面的资料，强调调查研究方法对民族史研究的重要性。他提出“从事研究工作的进步史家和民俗学者，应从单凭书本等死材料出发的方向，转入实地调查研究和具体斗争出发的方向，掌握活的情况，获取活的材料，并从这种基础上去认识、抉择和应用书本材料”。简要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