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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变化 . 我国刑事诉讼中法官司法调查权的变化 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改革并进一步完善了我国原有的刑事审判方式。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以下称现行刑事诉讼法)适当地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对抗制，标志着我国的刑事审判方式由职权主义向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相结合的方向转变。在刑事审判方式的这一根本变革中，法官的司法调查权发生了很大变化。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利于正确认识法官角色的转换，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审判方式，因此,本文拟就此作初步探讨。 一、庭前审查的程序化 原刑事诉讼法规定庭前对公诉案件的审查为实体审查
2、,即人民法院只有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情况下才能决定开庭审判。根据这一规定，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时，必须将起诉书连同案卷材料和所有证据一并移送受诉法院。法官在审查公诉时,不仅全面阅卷,而且根据原刑事诉讼法第条的规定,还可以讯问被告人、 询问证人、鉴定人,并可以进行勘验、检查、扣押和鉴定等一系列补充收集证据、审查核实证据的司法调查活动。在庭审前积极进行的这种庭外调查，使法官代替起诉方进行调查取证，承担起追诉的角色。法官不自觉地产生追诉倾向,使他无形中与被告人形成对立。并且这种实体审查势必造成法官先入为主、先定后审，开庭成为走过场。因为审查后一旦决定开庭审判,法官就已对被告人有罪，
3、有何罪形成确信，甚至如何处刑也已“胸有成竹”。更为荒唐的是,有的在庭审前即已制作了判决书，庭审后一读了之。庭前审查即解决了法庭审判阶段才应解决的问题,这就把庭前审查同法庭审判混淆起来,庭审已没有实际意义。因此，庭前实体审查以及法官带有追诉性质的司法调查,其严重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庭前审查不改革，庭前调查权不取消，审判方式改革必然成为一句空话,无从实现。 现行刑事诉讼法在保留对公诉案件进行审查这一程序的同时,将原来的实体审查改为程序性审查,即第条规定：“人民法院对提起公诉的案件进行审查后,对于起诉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的，应当决定开庭审判。”据此，
4、是否具备法定的几个要件, 即成为能否开庭审判的充要条件。这几个法定要件是。具备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的起诉书；据以认定犯罪的证据目录、证人名单;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只要并且只需具备这几个法定要件，人民法院就可以也应当决定开庭审判。这就一改原来的实质性审查而为形式上的审查。这种形式上的审查禁止法官在开庭前就被告人犯罪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等实体问题进行审查，从而废止了原刑事诉讼法赋予法官的庭审前的司法调查权,法官在开庭前不得再进行勘验、检查、搜查、扣押、鉴定等司法调查活动。 现行刑事诉讼法虽没有采起诉书一本主义,但就审查公诉的程序化改革而言,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当今世界各国对公诉审查程序规定
5、各异。一些国家实行预审制度,但其预审组织与审判组织是截然区分的，预审法官不允许参加法庭审判,所以没有出现我国原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实体审查产生的弊端。另有一些国家则在不断地弱化庭前审查程序，采取“起诉状一本主义”。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未采预审制，而是走上了改革并弱化庭前审查程序的道路，将审查公诉程序化,只要具备法定的开庭条件,就应决定开庭审判。这一改革防止了先定后审，有利于减少法官预断的产生,有利于控辩双方积极有效地参与诉讼。程序性审查要求法官把精力集中在庭审阶段,其职责是主持、指挥庭审的进行,听取各方意见,判断核实证据,作出公正的裁判。 现行刑事诉讼法要求人民法院审查公诉时，只需就法定的几个要件进
6、行审查，加之法庭审判中将由公诉方举证,因此，检察院除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外，不再将法定的书面起诉材料以外的案件材料和证据称送受诉法院。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避免法官产生预断。这里需要明确的概念是：“证据目录”指公诉方将在法庭上出示的所有证据之目录清单。“证人名单”包括各证人的姓名、住址、通讯处等。“主要证据”指对案情的认定起主要作用,对案件判决有重要影响的证据。对主要证据是物证的,应当提供照片;对主要证据是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的，应当提供复印件；对主要证据是视听资料的，应当提供复制件。当起诉书不符合法定条件时，人民法院有权
7、要求检察院补充材料。检察院不予补充或者经过补充仍达不到法定要求的,应赋予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的权力；检察院对被驳回的起诉亦应有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之权。 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性审查仍有可能导致法官某种程度的预断,因为法律没有对审查公诉的法官能否参加法庭审判作出规定。 我们认为可以考虑在法院内部设立专门的审查庭，专门负责对公诉案件的审查，审查公诉的法官不得参与对该案的审判。当然，这样做对审判法官的素质要求也就更高了。 二、庭审中司法调查权的弱化 原刑事诉讼法规制下的庭审是在法官主导下进行的,法官亲自主持庭审,直接审问,听证、质证，全面调查核实证据，积极主动地担当起法庭调查的主角,带有浓厚
8、的审问主义色彩。案卷材料和所有证据在庭审前即已移送给法院，由法官根据掌握的案件材料和证据,自行确定法庭调查的范围和方法，主导法庭调查的进行。这种法官主导型的法庭调查,致使法官难保冷静、客观和中立无偏，同时也无法发挥控诉、辩护作为诉讼双方在法庭调查中原本应有的职能，违背了现代刑事诉讼的职能分离原理,使诉讼的民主性、公正性受到损害。严格区分控、辩、裁三种诉讼职能，既保证控、辩双方充分行使各自的诉讼权利，又能保证审判活动顺利进行，应是庭审方式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现行刑事诉讼法在这一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保留法官主持庭审权的同时，现行刑事诉讼法大大弱化了法官的庭内调查权，法官的主导性调查转变为补充性
9、调查，其职责主要是维护法庭秩序，引导、听取庭审,判断证据,做出裁判。与此相联系, 现行刑事诉讼法强化了检察官的控诉职能和被告人的辩护职能,由控、辩双方主导法庭调查。检察院庭审前不再向法院移送案卷材料和原始证据,而是由公诉人在法庭上负责出示,承担起揭露、证实犯罪的职责。辩护方的作用可望得到加强，同时,由于控诉方力量过于强大，在必要时，法官应对辩护方予以帮助，保持控、辩双方的相对平衡,从而加强庭审的抗辩性,使法庭审判更趋于合理、公正。 具体说来，这种庭审调查权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讯问被告人 原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公诉人在审判庭上宣读起诉书后，审判人员开始审问被告人。公诉人经审判
10、长许可,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在审判人员审问被告人后，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根据这一规定，法庭调查时的讯问被告人,包括审判人员的审问，公诉人的讯问,以及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的发问。显而易见,讯问被告人主要由法官根据自己制定的方案进行，而公诉人的讯问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发问,都必须经过法官的许可。这种由法官主导审问被告人的调查方法,一方面导致将被告人当作审讯的对象，被告人沦为诉讼客体，法官和被告人之间形成了直接对立，因而不利于法官居中听取各方意见;另一方面造成法官代替公诉人进行追诉,与其裁判者的职责相背离,同时公诉人由真正的追诉者降为法官
11、的“助手”，处于配合法官追究犯罪的地位,混淆了控、审职能。被告人作为诉讼当事人,其诉讼权利与其地位极不相称。他拥有的只是回答各种讯问、发问的义务，（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其诉讼主体性难以充分实现。总之,这种诉讼结构严重失衡,与控、辩对抗和裁判中立的现代诉讼原理显然不符。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 条则规定。“公诉人在法庭上宣读起诉书后，被告人、被害人可以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进行陈述，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被告人发问。审判人员可以讯问被告人”。这一规定对原来的讯问被告人的模式进行了根本改革。法庭调查开始后，首先由公诉人在法庭上宣
12、读起诉书。起诉书是法庭审判的基础，有助于法官、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从一个侧面了解被告人犯罪嫌疑的基本情况，为被告人展开辩护、其他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提供依据。因此，宣读起诉书是庭审的必经程序，也是法庭调查的起始程序。然后由被告人就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陈述和辩解,即被告人若承认公诉人的指控,他应就自己的犯罪行为进行陈述；被告人若否认指控，则可以作无罪的辩解,应给予被告人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至此，先有控诉,后有答辩,控、辩双方展开第一轮正面交锋,法官也就借此对案情有了初步印象。接下来，由被害人向法庭叙述自己受害的经过，证实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提出惩罚犯罪的请求，起到了补充控诉的作用,保障了被
13、害人作为当事人控诉犯罪、保护自己的权利。接着公诉人可以讯问被告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被告人的沉默权, 而是认为公诉人代表国家追诉犯罪，为了更好地揭露犯罪行为，论证被告人应受刑事追究,其有权讯问被告人。讯问应针对其指控的犯罪,讯问的目的是进一步揭露案情。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作为诉讼参与人,根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从不同角度向被告人发问，对于案情的进一步暴露案件的最终解决有重要意义，因此都是必要的。这些诉讼参与人向被告人发问,须向法官提出申请，法官许可后即可发问,体现了法官的指挥庭审权。该条最后规定法官可以讯问被告人,即法官在指挥庭审的同时,对审理过程中有疑问的地
14、方或者被告人在陈述时有表述不清的地方可以讯问被告人。法官的讯问是建立在各方陈述、讯问、发问的基础之上、有针对性地进行的。这就改变了过去那种由法官包揽审问的做法。在这一阶段,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控、辩各方的声音，法官则多听少说，认真听取各方发言，作出合乎理性的判断。总之,现行刑事诉讼法一改过去由法官主审、公诉人助审，其他诉讼参与人最后发问的方式而为先由诉讼双方陈述、公诉人讯问，再由被害人、辩护人和其他诉公参与人发问，法官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讯问的模式。这一新的模式有利于发挥控、辩双方的职能作用，有利于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减轻法官的负担，最终有助于查清案件事实,实现诉讼的科学
15、、民主与公正。 （二）询问证人、鉴定人 原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审判人员、公诉人询问证人, 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当事人和辩护人可以申请审判长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或者请求审判长许可直接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询问证人最先并主要由法官进行,公诉人在法官询问之后作补充询问,最后，被告人等当事人和辩护人才可以申请法官对证人、鉴定人发问，或者请求法官许可直接发问。这种询问证人的方式存在诸多弊端。法官对证人的主导询问与其裁判职能格格不入，尤其是公诉人在法官询问后作补充询问,给人以审控一体共同追诉的感觉。被告人
16、面对的是来自控审的双重压力，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而法官往往根据开庭前掌握的案情询问证人，极易导致先入为主、主观片面。又法官的过于主动使控辩失去活力，公诉人未能充分负起举证责任,被告人及其辩护人的活动受限,从而大大减弱了辩护力度。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条则规定：“证人作证, 审判人员应当告知他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审判长许可,可以向证人、鉴定人发问。审判长认为发问的内容与案件无关的时候，应当制止。审判人员可以询问证人、鉴定人”。根据这一规定,法官告知证人要如实地提供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慝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后，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经法官许可即可对证人、鉴定人发问，这就把询问证人、鉴定人的主动权赋予控、辩各方,有利于发挥控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