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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洋务运动开始标志:是11年1月2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结束标志:101年总理衙门取消。背景:1。两害：太平天国革命、英法联军入侵.。 “借师助剿的成功。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中国社会发生的洋务运动，是一场清政府为了拯救其垂危统治，以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创办和发展军用工业、民用工业企业，编练建设新式海军海防、陆军，并相应培养新型人才为中心,以达到富强目的的活动。因此,不管清政府从事改革的洋务派自觉或不自觉、意识或不意识,他们的言行,在一定时期里是体现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要求的。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中国早期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从其整体说,是引进和学习西方
2、先进科学技术、兴办和发展近代工商业及相应地发展新的文化教育运动。但它的兴起，却是为了镇压太平大国为主的人民革命，而购置和引用西方先进武器为开端的。 “借师助剿典型而集中反映了这两个特征.为什么要洋人来“助剿”?是因为清王朝力量不足以将人民革命镇压下去;为什么要“借师?因为“夷兵武器先进，拥有熟练使用“坚船利炮”的军事人员。清军乃至太平军购买和使用西洋新式武装,几乎与“借师助剿”是同步进行的,都是产生于9世纪0年代前期。但前期是买其器而未用其人, “借师”是既用其器又用其人,而中外混合的洋枪队中的华人，接受了新式武器的使用操练和对新技艺有一定的感性、理性知识,更是使用新式武器的清军兵员所比不上的
3、。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是18年1月日（咸丰十年十二月初十日)清廷批准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于总理衙门是名符其实的人少事繁，这就规定它处理公务必须明快迅速,事到即办,统由章京亲自办稿，决不拖延推诿，从而革除了其他老衙门办理文稿经由堂吏、司员、堂官多道手续和公文“旅行”的弊端。总理衙门每天处理公文均有数十乃至上百件，包括奏折、奏片和京师各衙门、各省将军督抚、南北洋大臣的往来咨文信函,与各国使臣的往来照会,节略、会议记录、各种条约章程，以及各地呈报的商情、税务、新闻纸与总税务司、同文馆的各种往来文件、堂谕，等等。从18年设电报处以后，京内外凡外交、军情及一切要事,大都用电报传递信息;总理衙门也
4、逐渐更多地用电报了解和指示各地的外交与洋务经济等活动.从此各地电奏都由总理衙门译呈,电旨也经由总理衙门交发.在不断加重的负荷下,总理衙门所理的事务都一一完成得很好。可以认为，总理衙门这一新机构，是颇有生气的.据上所述，总理衙门的所作所为，基本上都是顺应着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的。它的成立和发展,虽也有对外妥协和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要求的一面，但主要方面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如果说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主要着重于经济和文化教育上的改革,机构的改革也仅限于总理衙门本身，未能也不想深入到政治制度和带全局性的体制上的改革。由此可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是一个进步的表现，不是如有些人所说的是一
5、个促使中国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的机构。师夷长技以制夷左宗棠在重刻叙中指出，鸦片战争中林则徐、魏源等先进政治家思想家，试图以“师夷长技以制夷”来拯救清王朝垂危统治的改革主张和措施， 由于顽固势力的破坏阻挠而被扼杀, 以致“廿余载事局如故社会处于停滞状态,毫无革新和前进；20年后,清政府处于太平天国革命和英法联军入侵双重压力下，采取“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决策，却又将“师夷长技”提到了实践的日程。这也就是说,“师夷长技”的变革,没有能在抵御外侮也即所谓“制夷”中实行，而却在镇压人民起义中实行了.从清朝的需要说，是急于大规模“借用夷力”的，之所以暂时还是采华夷混合的“商雇”性的半公开“借师，而没有明目张胆
6、地“借师助剿”,除了咸丰帝上述的担心外，显然在其他方面还存有很大的阻力或障碍。这些障碍要从外国侵略者、清政府和人民革命等方面寻找和得到说明。它反映了清廷中枢在当时总的倾向是害怕在这件事上陷得太深.易送鬼难，还是不请为妙。在这篇上谕中咸丰帝又说:“夷性贪婪,许借兵剿贼，必至索请多端,经费任其开销,地方被其蹂躏.”并举英夺印度之事”，以证明“借夷助剿”所占地方有可能被洋兵所占有。以“师夷长技”为中心拯救清王朝的洋务运动,尽管包含有“御夷意图,但他是作为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发生的。无论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提出，或是洋枪洋炮的使用和“借师助剿”的实行，都在某一侧面和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自己创办近代军用工业
7、，作了思想上和技术上的准备。尤其是清军使用洋枪炮、火轮船和“借师助剿”的实践，对清政府的军政官员下定自己掌握先进武器的决心,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中国必须设厂制造枪炮轮船的直接认识,始自林则徐.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内与英国侵略军的接仗中，即明确意识到:为了国防的需要,不仅从西洋购买火炮船只，更要自己制造，而首先在国防前线地区制造.他说：“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得不先事筹维。粤东关税既比他省丰饶，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魏源并建议在虎门外的大角、沙角建立造船厂和火药局各一座，雇用法、美等国技术工匠,制造船
8、炮。这种主张在当时虽未能实现，但对后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作为清朝统治者，如果不是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地位，他们是不会改变陈法的.6年代初洋务派头目们之所以迫切要求“师夷长技，是为了“两害取轻”地镇压“心腹之害”.他们在实践中体会到非洋火器不足以取胜，非自制火器轮船不足以长治久安。所以奕喋喋不休地叫嚷“练兵”“制器”;曾国藩有了在镇压太平军中“实赖洋炮之力”的亲身感受，就非常积极地大力购求洋火器和第一个办近代军火工厂;李鸿章也正是到上海后,亲眼看到外国兵人数少“即当大敌”，中国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的情况，从而加快了“资取洋人长技”,自己设厂制造军火的步伐。李鸿章到上
9、海后不多天,就明确了使用西方先进武器的目标。他亲眼看到外国军队武器精良,常常以少量军队胜数量大大超过于自己的敌军，其原因是先进的火炮.于是淮军到沪后很快更换新式武器。但购器甚难,而热兵器弹药的消耗量很大，供应尤难而且贵.“买一颗从英国炮船上偷来的很普通的十二磅炮弹要费三十两银子，买一万粒最坏的铜帽也要十九两银子.”这是淮军饷需经费负担不了的。这时，在李鸿章军营服务的英国人马格里建议设厂自造.工业创办江南制造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取得廉价军火、自由劳动力的工人在创造使用价值的同时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以及向纯资本主义型发展趋势等因素看，资本主义是制造局的主导面是显然的。至于封建性当然是有的,而且开始
10、时还较浓厚。例如通常所讲的生产为了镇压人民革命维护封建专制统治；有利于地方军阀的割据;用封建管理方法实行人治而违反法治以致腐败成风等等.但这些在企业中不是主要方面，尤其是随着为出卖而生产的资本主义性日益增长，这种封建性将日益减少甚至消除的.关于民族性与买办性关系，这里也作出明确的答案.制造局想要生产廉价而取用方便的军用品，想要制造“制器之器”的机器，以发展自己的工业，本身就表明它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对立面而发生和发展的;建厂之后,尽快制造机器以自用,设炼钢厂以期达到钢材自给,设翻译馆译书以学习先进科技知识，设绘画房及其发展为工艺学堂以培养人才，等等，都表明其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己的工业企业，提高国产
11、化的能力的意图，其民族性多么鲜明!有些研究者在著作中，说江南制造局在工匠、材料、机器设备过分依赖外国，而这些又被称之为买办性。这实在是欠公允的偏颇之论。在那时，中国在这些新事物一无所有情况下，不靠进口机器设备行吗？不聘用洋技术人员行吗？不进口钢铁等原材料行吗?事实上制造局是力图赶快改变人才、技术、原料、设备等依靠外国的现象的，买办性于何有！马尾船政局,是86年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创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制造轮船的专业工厂。它的产生和建成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夺其所恃”不仅可在军事上做到有效地御侮，而且也是在经济上与洋人竞胜,“分洋商之利”所必需。船政局发展中的矛盾船政局的发展与它的设备能力是不
12、相适应的, 而且9年代中期以后走向衰落.这是什么原因?从原则上说,这是生产关系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形式与封建经营的内核发生矛盾冲突的绪果.第一，船政局的经营方式违背资本主义积累与分配的规律.马尾船政局资金来源于闽海关的固定拨款，它与上海、天津等机器局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不是“就动拨之款，核制成之数,而是生产不计成本，产品不作为商品出售而通过清政府调拨给各单位使用的.这就决定船局的发展不是依靠内部积累,而完全依赖政府的财政支出。这种完全依靠财政拨款、不计成本的生产经营，与左宗棠为了把科学技术学到手“虽费有所不辞”的指导方针有关。当然，这在一定时期是有必要的.但随着船局由木壳而
13、铁胁、钢甲,由建造1 马力到造 2006 余马力的船舰，不断扩大规模，船政局的耗费日益增大；而清政府的财政却日益匮乏，对船局的支付日益减少,于是矛盾日趋尖锐了.洋务派看到外国轮船多系商造商购,故船业能持久不衰,想仿效之以解燃眉之急，但他们所用的只是“官轮商雇”、需用轮船者支付部分款项“协造”，和船坞修船收费等办法.而这，只不过是半官半商、半封建主义半资本主义，它不能降低消耗减轻成本,使船价达到与外洋轮船相竞争的水平。第二，封建官僚衙门式的管理与近代机器工业发展的矛盾。马尾船政局相当一部分僚属把船厂当作封建衙门，其重要表现在任人唯亲上。尽管沈葆桢定下“虽其至亲旧交不滥收录”的任人唯贤方针，但继其
14、后者还是免不了“滥收滥委”，致使滥竿充数,技术上外行的人管理上不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现象泛滥成灾.这些没有专业知识“滥竽”者流，诚如沈葆桢所说:“今则督艺徒者匠首也，而匠首之智不如艺徒；督匠首者绅员也，而绅员之智不如匠首；督绅员者臣也;绅员能知其大意，臣则一无所知而已矣。沈葆桢主要为了说明培养新型科技人才紧迫性问题，却说明了滥用非才的真相。这种情况怎么能不瞎指挥以至于偾事呢!创办轮船航运局和“公局”成立、官督商办名义下的商办、名符其实的“官督商办”。金陵、天津及各省机器局“一、价值规律对于军用工业的创办和生产起着作用。洋务派认为，向外洋购买军火价值太昂,于是自办工厂；在生产过程中尽可能降低费用,使
15、产品核价尚廉.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告诉我们，产品披上商品外衣价值，就有变为商品进入市场的可能.事实上清政府从军工厂调拨给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从 1874 年起，天津、江南等制造局都先后有出售军火的商务收入。三、制造局的工人不少是劳动力的出卖者，其中有些还是从外国工厂雇来的技工,他们的工资一般在 10 元至 3040 元不等。四、既然价值规律起着作用，部分产品又以商品形式出售,劳动者是劳动力的出卖者，那么，剩余价位规律在军工厂中起着作用就毫无疑义了。因而它带有资本主义性也就不言而喻。”电线电报业的创办与发展一、适应了时势的需要二、抵制列强的侵权和经营电报的思想三、官商
16、两利但以“利商”为本的原则中国电报业是为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占我国电线权利而产生的。当然,中国电报的作用是有两面性的。洋务运动的兴起，本来就是为了挽救清王朝的垂危统治，为了这个目的,外之抵御侵略,内之镇压人民革命。电线在对外斗争和发展经济上起着积极的作用,在对内镇压人民方面则必然起着反动的作用，那就是依靠电报的迅捷遣将调兵，以便迅速地把人民革命镇压下去。盛宣怀曾得意地说:“去年（19095年)湘赣会匪起于仓猝,若无萍乡、醴陵电报，搜捕何能如此迅速。凡郡县尽设电报，匪类不能蔓延，功可弭乱，岂仅广收利益哉!至于对外，既起到抵制作用,也有适应外国侵略者要求的一面。外商在中国内地架设电线，遭到人民的强烈反对，“洋人亦知公愤可畏,听中国自办”，中国自办之后,洋人亦可较好地享用.后来的史实确系如此.侵略者以殖民主义者姿态使用中国陆线时有所闻。张之洞曾愤地说:“未与接连之线,洋人尚敢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