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培训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及其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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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民工培训的市场化运作机制及其对策分析(作者:_单位: _邮编: _) 摘要: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是全面提高农民工自身素质,增强其就业能力和市场竞争地位一项重要措施。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深入,市场体系不断完善的条件下,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也应纳入整个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当中,为此需要转变观念和对策思路。文章对当前该领域的相关理论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与对策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键词: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市场化运作;对策 在传统体制下,我国农村劳动力科技文化素质的培养与提高,主要依靠各级政府的行政运作机制的推动,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其固有的弊端,当前最突出

2、的问题是这种传统运作方式已难以为继。为此,加大该领域的改革力度,推行和运用新的运作方式已势在必行。从当前实际看,单方面依靠政府的行政运作方式推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已难以为继,而在政策法规极不完善和配套的条件下简单运用市场化的一些做法,也不会取得好的效果,这正是我国当前农村劳动力培训领域秩序混乱、矛盾突出、问题频发的深层次原因。为此,需要对有关问题做深入、细致的研究。 一、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自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力资本理论作为现代经济学的一个独立分支产生和发展以来,西方学者对人力资本投资与一国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演变、国民收入增长以及个人收入分配等宏观经济问题(舒尔茨,1960;刘

3、易斯,1979;明塞尔,1957、1974;卢卡斯,1988。)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在微观方面,美国学者加里贝克尔(1964)以其深厚的经济分析功力为人力资本理论确定了一般性的分析框架与理论基础,对各种不同经济利益主体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进行了深刻的经济分析,其研究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实际应用,西方学者从家庭(个人)活动与人力资本投资、学校教育与人力资本投资、企业活动与人力资本投资等多个角度对人力资本形成的具体途径、方式、方法进行了深入细致而全面的研究。以肯尼斯阿罗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干中学”理论(learning by doing,LBD)或“边干边学”理论(on the job

4、training,OJT)为基于工作实践的人力资本尤其是专用性人力资本生成提供了又一全新的理论范式,为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另外,西方劳动经济学和人力资源开发及其管理理论则为劳动力的开发培训、运用、成本核算、收益报酬、绩效考核提供了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和操作性较强的方法体系,是有关实证研究和应用管理的又一理论资源。总而言之,“三农”问题虽然是我国特殊国情条件下的专门问题,但国外学者的研究值得借鉴和应用。 在国内,“三农”问题以及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问题近年来已经成为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研究热点,而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机制的转化及其对策研究又是其中一个非常活跃的领域和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农

5、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对农民增收的重要作用已被许多学者的研究结论所证明,但如何真正推进这项工作,促进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参与率,却缺少研究。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是一项综合性工作,更多的需要农民工自身的发展动力。通过完善和改善农民工的整体生存、生产情况,使他们不断融入城市,在满足基本需求、普通需求的基础上,自发的对技能培训这类高层次的自身发展需求给与更多的关注和投入。为此,国内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 陆迁、姜志德、赵凯(2004)对我国农民职业教育体系构建及其发展政策进行了早期研究,他们认为,在以转入非农产业为施教对象的农民职业教育体系中,应充分发挥政府、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

6、及个人等各方面对于发展农民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形成具有多元化渠道的筹资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退出农民职业教育的具体实施,而把它交由以职业学校(院)为主的教育组织去实施。马桂萍(2004)对农民工培训的制约因素及突破思路进行了研究,认为,当前的农民工培训工作存在认识不到位、激励政策不足以及培训资金缺乏、培训手段亟待加强和培训资源缺乏整合等方面的制约性因素,从机制方面而言,则存在工作机制尚需完善、激励机制功能不强、投入机制需要改进等方面的具体问题。谢捷琼、朱海伦(2005)认为,培训的投入、服务的提供、权利的配置等活动实际上是一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农民工群体

7、之间的博弈过程,过程中力量对比、时间长短、合作与排斥,都是影响农民工培训政策成效的重要因素。他们运用经济学方法对农民工个人、社会办学机构、企业、地方政府参加培训行为进行了经济分析,并提出了在政府有效监管下,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用人单位)基于自身发展需要向劳动力市场发出劳动力需求信息、劳动力市场对有关的需求信息加工整理并提出未来劳动力需求预测、农民工在了解劳动力市场需求并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所想参加的培训项目、培训市场根据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提供社会所需要的培训项目、而各民间培训机构则根据整个培训市场的竞争状况调整其向农民工提供的培训项目,通过竞争实现培训市场需求与供给均衡的农民工培训市场化

8、运作机制的基本构想;与此同时,他们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初步对策:开放农民工培训市场,实施多元办学体制,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农民工培训机构办学的责任与动力,促使他们在竞争中不断提高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为此,应尽快制定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农民工培训的多元化的政策法规;政府要加大对农民培训的投资力度,改善培训和办学条件,降低农民学习、培训费用;实行补偿性人力资本投资政策,相对减少农民支付的成本减轻农民获得技能的成本支出,提高外出就业净收益,增强其外出务工的动力;另外,从克服市场的功能性缺陷与完善市场功能的角度考虑,需要尽快建立健全与培训市场相关的公共信息服务制度。谢、朱两人的研究,将国内目前该领域的研

9、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可操作性,对相关实际工作也有较强的指导作用。 曾小舟(2005)、余祖光(2006)、王旭辉(2006)等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进行了研究。周梁(2006)则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为本文所确立的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与对策分析提供了良好的启示、理论基础和方法体系。 二、职业技能培训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与对策实施方向 (一)职业技能培训的市场化运作机制 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培养与提高,历来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重视的,在国家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都有一些相应的制度与措

10、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党和政府对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和对农民的关怀是最根本和最重要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断向纵深发展,市场体系不断完善,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也应纳入整个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当中。从经济学理论角度出发,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各个参与主体,即政府、企业、社会办学机构以及劳动力个人首先都是具有各自经济利益目标的“经济人”,可以运用“成本-收益”的经济方法对其行为进行经济分析,从而确立一个对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市场化运作方式的经济学分析基础和分析框架。在农民工培训的上述各主要参与主体中,政府、社会办学机构和农民工个人具有较大的经济激励,企业(用人单位)则表现出较为复杂

11、的行为方式。 从政府方面看,在中央下决心整治“三农问题”的背景下,农民工职业培训与农村劳动力转移、新农村建设等有密切关系,是考核各级政府机构政绩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政府机构的核心利益息息相关,而且在具体的工作中关系到政府对各种资源的行政配置权利,因而决定了各级政府有巨大动力介入农民工的培训过程,因此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要发挥政府配置资源的优势,同时又要防止其权力过大,造成垄断局面。尤其要防止地方政府在利用和微调中央政策过程中造成政策走样和变形,形成地方保护主义。 社会办学和培训机构是一种提供教学培训服务的企业,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其主要动机,其所提供的培训服务是一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者兼有的投资行为,

12、在具有多种可选择的培训服务项目条件下,是否积极投资于农民工培训,受其成本-收益核算的严格约束。因此,其投资办学的积极性受政策引导的方向和实际执行效果的影响较大。应该说近年来各地为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政策,鼓励社会力量办学,使社会教学培训机构在和办学有关的场地、设备、管理、税收、广告、劳务等方面均有一定程度的受益。 就社会办学培训机构而言,针对农民工培训的特点和规律,努力办出教学特色,保证教学质量,是其在竞争激烈的教育市场生存和发展的不二法则。在农民工参加职业培训的成本由其自己承担的假设下(现实中也基本如此),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实质是个人为就业迁移而进行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否选

13、择参加培训同样受其个人培训的成本-收益约束,由于选择培训需要支付的成本(如学费、机会损失)通常都是可预见的,因此影响农民工个人培训投资行为的主要因素是培训后的预期收益,而这又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培训后是否能够获得该岗位社会平均水平的工资;二是能否得到这一工作岗位的可能性;而后者显然是决定农民工事实上能否有机会获得岗位平均工资的前提条件。因此,获得岗位的可能性(能否就业)成为农民是否愿意选择培训的关键因素,由此我们又看到就业政策和引导的至关重要性。 从企业(用人单位)这方面来讲,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其行为方式是相对比较复杂的。由于农民工文化、技能水平起点低,因而对其所进行的培训中必然包括大量的通

14、用性知识和技能的培训,这是一种企业不能独享而受训者获益极大的培训方式,而且在劳动者流动的条件下,还会给培训企业带来培训投资流失、增强竞争对手实力、“为人做嫁”的风险,为培训支付成本的企业最终不一定能够获得收益;另外,如果企业对农民工进行培训,结果势必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增强农民工与企业讨价还价的谈判资本和博弈能力,侵蚀企业方面的权利基础,这又是企业所不愿看到的;再次,在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事实上这也是农民工主要就业的行业),其产品的生产制造主要依靠简单的劳动技能,人工成本使其成本的主要部分,成本导向的竞争是这些企业竞争取胜的基本方式,培训开支会直接增加其产品成本,所以没有理由可以相信这些企业

15、会有积极性投资于农民工的培训。由此看来,企业缺乏对农民工的培训动力似乎是一种经济理性行为。但是,随着国家产业政策、招商引资政策的调整,一些企业在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方面的压力加大,由于长期忽视基础员工的培训,一些企业在职业技能方面光“吃老本”而无长进,与科学技术和生产水平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在市场竞争中陷于被动,甚至劳资关系也变得紧张起来,这在一些农民工比较多的民营、外资企业中表现更为突出。因此,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漠视员工的基础培训显然也不是一种明智的行为。 从以上对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密切相关的各个主体的行为方式的经济分析可以看到,作为理性经济人,各方主体实际上都有参与农民工培训这一“世纪工程”、“阳光工程”的经济利益动机,但彼此之间又形成了复杂的利益关系,这就需要通过制定出针对性较强的多重制度和对策,来调动不同方面的积极性,推动新时期我国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发展。运用市场化运作机制将是今后提高我国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工作效率的基本方式和主要途径。 (二)今后的实施方向 从宏观和微观等不同角度看,当前我国农民工职业培训工作的各个当事主体,即政府、企业、社会办学机构以及劳动力个人的行为方式都有与市场化运作不相适应的一面。2006年4月国务院研究室发布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指出当前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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