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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析“知人论世”和文学批评 论文摘要：“知人论世”在传统文学批评中占有主要地位，同时也经历了不停地衍变和发展。它有着本身存在的文学理论依据，也在漫长的批评实践中证实了其有效性。但20世纪以来，伴随文学内部批评、接收美学的兴盛，“知人论世”也显现了理论的不足。文学批评应立足文本，参考“人”、“世”，以求对文本的阐释含有审美性和合理性。论文关键词：知人论世；文学批评；内部批评；外部批评“知人论世”在传统文学批评的长河中，经历众多诗文解读者和批评者的利用和发展，曾经占有相当主要的地位。时至今日，我们在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众多批评方法中仍可寻见其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20世纪以来，它同
2、时也面临着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这种戏剧性命运本身便包含了很多值得反思和回味的东西。“知人论世”究其本意，并非文学批评命题。此说的提出者孟子的叙述能够为证：孟子谓万章日：“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后人要和古人为友，关键路径是诵读古人留下的诗书。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是目标，“颂其诗，读其书”则是手段。孟子的本意在于阐发一个尚友之道。但有意味的是，它同时也提醒了一个对诗书的读解之法。以后一个意义在后世的影响甚至超越了其
3、本义，加之孟子言论对传统文化的深远影响，“知人论世”渗透到文学批评传统中，成为众多文学批评方法的本源。从这个意义上讲，知人论世已不再停留在方法论的层面，更成为一个主要的批评精神，在文学批评史中不停得到衍变和发展。其中汉儒解诗、魏晋以后对诗之体貌和人之性情的考究、甚至宋以来对文坛名家年谱的编撰，细察诗人生平，全部可看作“知人论世”精神在传统批评中的演化和发展。汉儒说诗，因其强烈的索隐比附色彩而遭后人诟病。但若撇开其中走向极端的脱离文本本身的主观臆测，不能否认对孟子“知人论世”思想的发挥和利用。四家诗中的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她们的共同特点在于以诗的作者(“人”)及诗的社会存在(“世”)为两大立足
4、点，在文学批评史上将“知人论世”在实践层面发挥到了第一个高峰，尽管其中不乏对其扭曲和变异。所以汉代即使对“知人论世”本身没有充足的理论阐发，却在其批评实践上深烙上了“知人论世”的印记。汉以来解诗者“知人论世”的传统，又经历了魏晋时期人物品评的风潮，及至南北朝，“知人论世”说在理论和实践上全部进入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有体性篇，叙述体貌和性情，即作品风格和作家个性的关系。她从诸如“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傲诞，故理侈而辞溢”等作家个案出发，揭示了诗人的个性特点、诗文风格及二者间的联络。更主要的是她还由此上升到通常规律，从理论上总结出个性的差异所造成作品内容和风格的差异：“然
5、才有庸侑，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偏，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经过刘勰这番发明性的总结，“知人论世”说便拥有了文学上的理论根基，堂而皇之地以新的姿态介入文学批评。同时，刘勰还将“人”、“世”的内涵进行扩充，由对诗人个体的考察发展为对群体的观照(明诗篇)，由对一个时代的平面概览发展为对若干时代动态步骤的纵览(时序篇)，用群体论和时序论丰富和发展了“知人论世”说。刘勰的理论在南北朝时代承续了“知人论世”的传统，并将其推向新的境界。这种将“人”、“世”和作者审美
6、精神世界相联并进而阐发作品的方法对后世文学批评影响极大。唐宋以来逐步兴起的对作品本事的考究、对前代诗坛名家年谱的编写、及至以后对各家的“立传”，批评史多无意将其列于其中。但假如从文学批评的文体特征来看，因为当代意义的论文体匮乏，看法散见于各处，那么这类文章理应纳入批评关注的视野。它们或片断零星式、或袭用史书编年体例、或系统搜集整理和详细作品相关的作者行事(包含遗闻逸事)，诗人生平事迹、经历、著述，等等。以上当然和史传传统相关。倘若深究而去，对作品本事和诗人生平事迹的考察，不能不说是为了品评诗文的需要。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自序中称该书的目标在于使读者“读其诗，知其人”。宋代吕大防编撰杜甫年谱时在
7、后记中说：“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正是意识到了“知人论世”在研读作品时的主要性，才直接造成品评诗文者对“人”、“世”研究追求周详和专精。因此其实质也是“知人论世”精神的实际利用和表现。至于在公认的诗话、词话及其它文学批评中，这种影响更为深远，直至近代王国维处还可窥见一斑。如王国维的屈子之文学精神，对屈原创作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尤其是地域文化)的关系作全方面考察，注意到特定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哲学、伦理等方面对诗人创作的影响，尤其是王国维的分析也落实到诗人的审美精神和作品的审美特质上，能够说是对刘勰以来
8、“知人论世”精神的最好继承者。即使到了20世纪，文学批评在当代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很多批评话语、批评测度全部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但细察之下，“知人论世”精神却不时闪现，譬如长久居于批评主导地位的社会历史批评，当然能够从西方文论中发掘其，法国的丹纳、俄国的别林斯基等人的影响确实不容否认，但在茅盾的早期社会历史批评、闻一多的文化原型批评，还有著名的鲁迅的魏晋风度和文章及药和酒的关系、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和风格等著述中，“知人论世”的传统恐怕不能一笔抹杀。尽管“知人论世”是作为一个批评精神或元批评方法意义而存在。它在不一样时期经历了不一样的演变和发展，但究其实质，它的基础内涵还是很明确的。通常能够从
9、“知人”、“论世”两个层面对其进行解析。“知人”即研究、了解、了解诗人或说诗文作者。其中“人”在此有双重所指。一是作为社会的人，她的生活经历、社会遭遇、思想渊源、家世交游等；二是作为个体的人，尤其是艺术的创作者，其特定的主观条件，如个性气质、艺术修养、审美情趣、创作才能等。“论世”中的“世”也有复合的内涵，它指向诗人生活的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体，即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仅社会的涵盖面就已相当宽泛，如经济的兴衰、政治的治乱，乃至典章制度、文化思潮、风俗习惯，等等。从文学通常性原理，“知人”包括的是文学四要素中作者和作品的关系，也即创作主体和艺术作品的关系。因为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要求着
10、作品因此对其人其事的研究成为了解作品不可或缺的步骤。“论世”则关系四要素中的“世界”，是要研究作品和世界的关系作品产生的时代和社会土壤的联络。依据现有文学理论对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应的认可，作品和一定时代的社会生活必定存在联络，或直接或间接，或显或隐。如楚辞伟哗奇瑰之风格，受战国时期诸子蜂起、处士横议的放言恣肆的时风影响；而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的形成，又和当初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亲密相关。既然作者的身世、经历有利于解诗者了解时代和社会对其影响；而从这种影响中又可取得考察分析作品的风格和意蕴，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即使不成为了解作品的关键或唯一路径，最少也会是对作品人幽探境的有力向导。如阮籍
11、的咏怀诗，一向被认为隐晦难解，钟嵘一言概之“厥旨渊放，归趣难求”，以后不停有类似见解“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世而下，难以情测。”(宋代颜延之咏怀诗注)倘若“知人论世”一番，了解诗作的时代背景及诗人对司马氏政权的不满却难言的心境，有利于了解诗作中隐藏的深深的悲伤之情。正如章学诚所言“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能够遽论其文也。”所以“知人论世”的有效性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论依据之上的。然而更为主要的是，从以上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知人论世”说之因此在传统批评中有不可替换的作用，实际和传统文学观念和文学本身的特点密不可分。首先传统文学观念中“文以载道”思想深入人
12、心，既然“文”一定负载和传达了“道”，那么将“道”破解和揭示出来自然是批评不可推脱的责任。“人”、“世”由此成为对“道”的了解最为主要的依据。加之文学中“诗史”观源远流长，孟子本人便是最早将“诗”、“史”并提之人：“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由她始在文化中，“以史证诗”、“以诗证史”比比皆是。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知人论世”在批评史上往往还起着纠“以诗为技”之偏，确保了诗歌深远内涵的传达和表现，而不致沦为文字的游戏。其次，从文学本身特点看，诗歌是古典文学的主体，诗歌创作上的特色成为古典文学的关键特色，这种特色表现之一在修辞层面、审美方法层面及文学创作方法层面上共同强调比兴
13、、引典用事等等，最终达成言有尽而意无穷之效。故而古典作品，关键是诗，多为言简篇短，意义深邃之作。诗歌中大量出现的这种借言她物、实抒己情之法，仅在文字表面难以取得诗之意蕴，需要读者在阅读时进行破解，作为“人”的诗人本身境况、和作为“世”的时代社会境况自然成了可靠的依据、最少也是有效的导入路径。如毛诗序开篇即言“关雎，后妃之德也。”将关雎和后妃之德相连，似乎过于牵强，但既如此附会，又是从何而来?假如考虑到解诗者“知人论世”的标准，当初关雎之乐专在后妃之房中演奏，音律平和，故而象征后妃之德一说，并非完全空穴来风、主观臆测。再如当代闻一多先生对诗经的研究，一样提出了惊世骇俗的新解：“国风中凡言鱼，皆两
14、性互称对方之度语，无一实指鱼者”，“诗言鱼，多为性的象征，故男女每以鱼喻其对方。”。闻一多先生此解。便是从“世”的角度，考证了众多“野蛮时代”民族风俗中“鱼”象征意义而得出的结论。若此说成立，又一次证实了“知人论世”在批评中确有其效。因此，“知人论世”实际上为文本的解读和阐释提供了两个视角，它之因此在古代文学批评、尤其是诗歌批评中占有主要的一席之地，关键就于能在批评实践中屡试不爽，含有实践的有效性。正因为此，时至今日，在文学的课堂教学中，相关的背景知识的介绍成为不可或缺的程序；出版的文学作品，也用注释或序言等形式提供作者和创作的相关材料；即使是深受西方文学理论的当代人在进行文学了解和批评时，也
15、认真搜集文本以外的文化知识，不然在文学阐释的道路上几乎寸步难行。可见“知人论世”的深远影响。尽管“知人论世”说在当代文学理论中还有其合理性依据，尽管它在文学批评实践中饰演过相当主要的角色，尽管当代批评中还可找到和这一标准亲密相关的诸如社会学批评、文化学批评、心理学批评，等等。但“知人论世”并非批评的万能钥匙，它不可避免地也存在本身的理论局限，尤其在20世纪，新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观的不停兴起，更使它受到了史无前例的质疑和挑战。假如剔除掉文学批评史中将“知人论世”歪曲到极致，在对“人”、“世”求证的幌子下捕风捉影、乃至凭空捏造之例，因为其实质已悖离了“知人论世”精神，不能将其过强加在“知人论世”头上
16、。但即便如此，也无须遮掩“知人论世”说在文学批评中的有限性。首先，文学作品是一个想象的或虚构的审美自足体，文学的逻辑并不等同于生活实际情理。因此在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在多大程度上含有可靠性，是实际操作中不能不思索的。文学最基础的组成要素是文本，其基础特征在于审美。假如在文本解读和文学批评中一味采取知人论世，则有可能越俎代庖，忽略文本的审美特质和艺术特点，造成批评中审美感悟的严重匮乏。近20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逐步由“红学”演变成曹学、曹家家世学的研究，对作为文学创作结晶的作品本身却难有新的突破。这一点为“知人论世”敲响了警钟。当然这并意味着“知人论世”传统是对文本的绝对排斥。问题关键在于是从文本出发，还是从“人”、“世”出发到文本，按韦勒克的说法，“知人论世”应属作品的外部研究，这种外部研究能够为内部研究拓宽思绪，提供参考，但它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