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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恶搞”现象的文化解读 摘要：“恶搞”在当代流行文化中很常见，它体现了颠覆经典、解构传统、张扬个性、讽刺社会的反叛精神，具有强烈的草根性和平民化色彩。人们抱着娱乐、消遣的心态，选择网络这个既方便快捷又能迅速传播的平台来抒发情感，他们在带给别人快乐的同时，自己也陶醉其中。 关键字：“恶搞”文化 主体 近几年来，“恶搞”文化风靡一时，“恶搞”行为屡见不鲜、形式层出不穷，恶搞对象也由影视作品转向现实生活中的名人，直至红色经典、英雄人物。按照目前较为广泛的说法，“恶搞”一词来自日语的Kuso，是一种经典的网上次文化，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了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这种新文化然后再经由网络
2、传到香港、接着是中国大陆。“恶搞”主要是对严肃主题加以解构，从而建构出喜剧或讽刺效果的胡闹娱乐文化。常见形式是将一些既成话题，节目等改编后再次发布，属于二次创作的一种手法。“恶搞”在当代流行文化中很常见。“恶搞”文化体现了颠覆经典、解构传统、张扬个性、讽刺社会的反叛精神，具有强烈的草根性和平民化色彩。“恶搞”作品具有以下四大特点。一是富有个性，它以解构传统、突出个性、追求自由的特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二是幽默风趣，它同肥皂剧一样，具有较强的娱乐功能。三是讥讽反叛，它通过夸张、讽刺、搞笑的风格反映现实问题，以引起社会的关注。四是富有创意，它以标新立异、突破传统的方式呈现出来，具有很强的“眼球”
3、吸引力。“恶搞”文化的流行显示着现代社会中人们广泛的娱乐需求。恶搞，成为今天的网络社会的流行话语，可以说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目前的恶搞，已经不是单纯胡戈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那么简单，其遍布古典名著，标志性图像，主旋律等，就连那些英雄人物，红色经典也深陷恶搞的风波中。一、古典名著被“恶搞”。电视剧西游记热播后，一些人炮制出了西游记后传、东游记、大话西游、春光灿烂猪八戒、童话西游记等数十个版本，有的剧中猪八戒变得勤奋刻苦并深受女孩子的喜欢，以至于有的孩子竟问猪八戒有几个女朋友；有的剧中孙悟空与王母娘娘的养女结了婚，并生下了一对龙凤胎。二、标志性图像被“恶搞”。福娃是北京奥运会吉祥物，其形
4、象设计应用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表现方式，展现了中国的灿烂文化。然而，福娃也被“恶搞”成数个版本，如有的将一些著名笑星的漫画头像安到了福娃的头上，有的将福娃的头像置换成五个超级女生，有的将福娃改制成了香港电影无间道的宣传海报，还有一些人用改头换面的手法将福娃变成莫名其妙的北奥福娃战队、葫芦兄弟版、圣斗士五福娃、黑暗使者五福娃等等。三、主旋律影片被“恶搞”。电影闪闪的红星被“恶搞”为闪闪的红星之潘冬子参赛记的网络短片。片中所有画面都取自电影，演员、对白配音和影片字幕几乎全被篡改，并把原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也换成了“八七电影制片厂”。原本一心想参加红军的小英雄潘冬子竟变成了整日做明星梦、希望挣大钱
5、的“富家子弟”。据媒体反映，此片制作粗糙，配音质量极差，还夹杂着一些下流的人物对白。四、雷锋也被“恶搞”。，一篇题为1962：雷锋VS玛丽莲•梦露螺丝钉的花样年华的文章在网上肆意流传。文章说：螺丝钉还有不干的时候，而且是永远不干了，至于是什么时候，不好说。可能是“制度缺失”的时候吧，有意外（生命之外的制度缺失）或者死亡（生命本身的制度缺失）的时候有的人还以“恶搞”的手法编造了所谓的“雷锋的20条死因”，如：“雷锋是因为帮人太多累死的”、“雷锋是看了楼主的帖子后被气死的”、“是由于驾驶技术不好死的”有的人甚至觉得20种死因还不够“全面”，便又加上一条：雷锋是看了这个网络笑话之后笑死的
6、！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恶搞如今已是网络的宠儿，也难怪在短短的时间内就风靡网络，家喻户晓，但如何看待这些现象，则是我们必须关注的。从现象中寻找本质，去伪存真，或许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现象本身，毕竟任何事情都不是空穴来风的，有果必有因，永恒的真理。事实上，对于“恶搞”的原因分析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目前可见的关于恶搞的文章对于这个原因的分析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从这个心理角度来分析，认为这种现象的发生根源于“国民的精神压抑”。有些朋友认为：“很多时候，恶搞在解构的意义之外，也是一种精神重压向外宣泄的过程。压力太大，生存太难，恶搞成为一种被变异了的宣泄。”1，从之前对“恶搞”的含义分析来看，“恶搞
7、”本身也确实是对人的一种受压抑精神的解放，但是我想说的是，那只是对个人而言，而对于我们国民来说，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觉得未必；另外，有的朋友也认为恶搞的出现是根源于目前我们这个社会转轨时期出现的一些“重大弊端”，而这些弊端也就成为他们恶搞的源泉，的确，很多时候，在我们所看到的恶搞图片乃至视频中，其中不乏有影射社会问题的意图在里面2；再者，有的朋友认为这背后是一个文化问题，认为恶搞背后存在着一种文化的失落。3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任何问题都可以与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相挂钩，毕竟人总是生活在文化中，人总是要受到文化的制约，任何一种行为的发生不可避免的影射出我们这个社会的文化。但是，我觉得，关键的问题不是
8、恶搞背后的“文化因素”，而是恶搞背后的“深层文化的结构因素”，“深层文化的结构因素”才是我们最值得关注的。而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更好的理解恶搞，也可以对当前社会当局对恶搞所作出的态度回应有一个很好的理解。事实上，在我看来，恶搞事件的本身有两种动力在支撑着。第一种就是个体的解放。而这种个体的解放最主要的就是个体的思想的解放。而个体的思想解放也并不完全遍及整个国民体系，最主要的，它存在于年轻一代或者靠近文革后出生的这一代。在我看来，中国的个体解放并不是到近期才开始的，它其实是从改革开放后已经在生根发芽了，只不过形式有点不同，先从肉体上的解放再到精神上的解放。市场经济让那些遭受物质压制还有肉体
9、压制的人们有了一个释放的空间，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市场经济后，许多我们为之诟病的现象在销声匿迹之后又死灰复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如马洛斯的人本主义哲学所提及到的，每个人都有从低级到高级的五种需求，而这种物质需求乃至肉体上的需求是低级的。而我们也不能指望人类的进步从一开始就能跨越这一低级阶段，事物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低级是必要的但不是我们的必需。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最直接的解放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乃至肉体需求，但这并不是我们的全部。正如帕斯卡尔说过：“人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里最脆弱的东西，但由于人能思考，因而人的尊严全部在于思考。”这也意味着思想之于人类的重要性，思想的重要性首先在于思维的开放性。人类历
10、史上重要的思想解放都带来了人类的腾飞与进步，引领人类文明的前进，而对于今日的中国也一样。在互联网时代，这种思想解放的速度与频率都达到了一种新的高度。在这个新的电子讯息时代，知识与日俱增，甚至超过了人类过去几千年的知识积累，而知识的更新更不是IT界所谓的“摩尔定律”就能反映出来的。在中国，互联网的到来乃至发展给中国的精神解放带了另一个出口，这也难怪中央政府乃至报刊媒体经常宣称这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出现，使得泥沙俱下，陷入了精神乃至思想的“无政府”状态。的确，很多的个体在这个时代中彻底的解放了他们的思想，抛开了紧加在他们思想上的“紧箍咒”，一夜之间，从个体的低级需求阶段一蹴而就达
11、到了个体的高级阶段。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韩寒冷嘲热讽白烨，怒骂中国的文化圈最终将变成花圈；于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芙蓉姐姐的上镜，正所谓，不现则已，一现惊人，真正达到了不惊死人死不休的“高度”。于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的“恶搞”，这所有的一切，其背后都是个体不断进行思想解放的结果。而这个思想解放的过程，必然会带来对旧有的权威进行解构乃至遗弃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的出现思想的冲突。正如我前面说过，这是一个“多元文化到来的时代”，其背后的意思是，这也是一个“思想大冲突到来的时代”。这种冲突的结果，正如我们看到的，就是某些学者所声称的“要回归主流文化”，也就是某些政府部门所宣称的要严厉打击不法的恶
12、搞行为，要杜绝恶搞风气的弥漫。个体的思想解放不可避免、动摇了主流文化的大一统地位，也让主流文化的受益者不得不进行“未雨绸缪”似的预防，但是如何预防，如何协调草根阶层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则是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新问题。毫无疑问，正如某些朋友说的那样，这种恶搞的草根性质文化有好有坏，我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们如何才能区分好的与坏的？当主流文化的捍卫者说这就是好的，这就是坏的，那对于草根阶层来说，他们愿意接受这样的标准与结论吗？我看未必，很简单，一个“超女粉丝”与一个政府官员对于“超女”的评价会截然不同。所以说，要“区别对待”这种具有辩证意味的真理性建议，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建议，说了
13、等于白说。其实，正如一句古话说的那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这个与时惧进的时代，政府要做的不是奋力去阻挡这种思想解放的浪潮，事实上，政府也管不了，政府要做的，正如某些专家学者所说的，要给与充分尊重，给与发展的空间。目前流行的恶搞，已不再是单单的个体自娱自乐的份内事了，很多的恶搞行为本身就让某些人不可理解，正如对红色经典的恶搞，对某些古典的恶搞，于是也就出现了某些部门的严厉抨击，专家学者的忧虑感也油然而生。但在我看来，这其实只是“羊群效应”作用的结果。恶搞的出现与风靡，给予了个体解放的空间。个体的解放，从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对自己负责的表现，但是这种对自身负责的行为，这种理性的行为一旦引入
14、到社会中就未必导致全社会的理性。个体的理性未必是全体理性的必要充分条件，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给与我们的启示依旧深刻。在每个人都存在萨特式的真正对“自己”负责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群体出现了某种形式的不理性。从单一的一个个体来说，自己从事恶搞，自己发泄自己的愤怒与不满都没有问题，也是理性的。事实上，恶搞从一开始就是个人自娱自乐的分内事，但是，随着“羊群效应”的出现，“恶搞”也不可避免的被“搞恶”了。出现这样的事情，我想，并不是我们那些恶搞朋友的错，思想无禁区，自由思想是一个社会进步的必需。那么，问题就存在于那些管理者，在我看来，为什么当初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没有引起你们的注意？为什么你们不能好
15、好的引导这股草根创作文化，而让它误入“歧途”？我们提倡个体的解放，但并不完全否认对个体的约束，毕竟这个世界没有完人。个体的解放没有遇到障碍，没有受到引导，自然会出现“摸着石头过河”的事实。 而如今恶搞出现了某些不雅的行为，你们就惊慌失措，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而“恶搞”风靡网络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动力就是“个体对和合性反抗”。可以说，这涉及到中国的深层文化结构问题。在中国的深层文化结构中，“和合性”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和合性，其主要是涉及到上下代际的问题。西方人的代际关系是强调“断裂”的，正如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所说的：“每一代在成长了以后，都完全地建立了自己，让自己的性全面萌芽，同时将老的
16、一代完全淘汰，将他们所占据的地位完全地接收过来。此外，为了让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出现，还必须在成长的过程中将上一代对自己性格的塑造逐渐铲除，以便让自我浮现而这是把自我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内省基地的唯一途径。”4而中国的代际关系则强调“和合性”，而不是断裂。事实上，在任何人类的社会中，代际关系总是紧张的。因此下一代的成长，对上一代的既定的权威地位总会形成一种威胁。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东西方却有不同的解决之道。“对于东方人来说，具体到中国人来说，则是要求下一代完全向上一代投降，并且认为只有做到完全认同的地步，才称作孝。他们以肖与不肖定义孝与不孝，而肖就是相似的意思。结果，当然越推越古，演变成为崇古心态。这当然又是中国文化中和合倾向在作怪。因为强调“和合”，才不准有断裂之事出现。”5结果，正如孙隆基所说的：“中国人的每一代都不是盛开的花朵。每一代在被上一代抹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