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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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私有制的形成私有制的形成王中宇全球经济危机暴露出资本主义工商文明内在的矛盾，使 人们，包括学者、政客、资本家甚至主教们，回到马克思那 里需找启示。马克思对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形态的私有 制进行了系统的剖析，提出了回归公有制的思路。其实反思 私有制，向往公有制的，不自马克思始，在他之前，有无数 的学者在这个方向上努力。随便屈指一数，就可列出欧文、 傅立叶、圣西门、巴贝夫、摩莱里、马布利、梅叶、温斯坦 莱、拉伯雷、安德里亚、康帕内拉、莫尔、奥古斯丁、亚里 士多德、吕库古、柏拉图、赫西俄德、耶稣？，然而笔者 所知最早的这类思想，出自战国至秦汉年间的礼记，这 是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

2、在其“礼 运”篇中，有如下被广为引证的段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 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 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 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是故谋 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 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 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 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 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 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

3、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 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由此可见，在先秦儒家学者心中，人类曾经存在一个“天 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由于“大道既隐”才导致了后来 的私有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家族为基本利益核心，生产 资料私有化“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气公权力则 被强势者把持“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气西方学者主要描述自己对理想社会的构想，而在先秦儒 家学者看来，“大同”社会不是一个构想出来的图景，而是 曾真实存在过的现实。他们的判断可信吗？在先秦儒家学者的眼中，大道既隐后的社会，有两个鲜 明的特征：生产资料和公权力的私有化。马克思的视角，集 中关注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认

4、为这是决定社会性质的根本因 素，而先秦儒家学者则从生产资料和公权力两个视角观察社 会。这启发我们思考，观察社会演化，从怎样的视角比较合 理？由这样的视角观察，“大同”社会瓦解，“大道既隐”到 底是如何演化的？让我们先从“大同”社会是否存在过这个问题开始观察。1、“大同”：真实的还是虚构的？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是西汉戴圣选编，东汉末年郑 玄作注的小戴礼记。它汇集了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 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据信其中多数篇章是孔子的 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战国时代已是私有制社会。 这个时期的部分学者认为“大同”状态曾经真实存在，这可 信吗？南宋年间，发生过一场学术争论。官方史学家（国史院

5、编修官）吕祖谦写信给朱熹，指责“礼记o礼运”中“人不 独亲其亲、子其子，而以尧、舜、禹、汤为小康，真是老聃、 墨氏之论”，“自昔前辈共疑之，以为非孔子语”。“（吕东莱 文集卷三与朱侍讲元晦）看来，吕祖谦质疑的是：这段话“非孔子语”，是“老 聃、墨氏之论”，而不在于尧、舜、禹、汤之前是否存在过 “大同”状态。对吕祖谦的指控，朱熹复信指出，“礼记礼 运”以五帝之世为“大道之行”，以三代以下为“小康” 之世，符合史实，无庸置疑。并认为“小康”之世像禹、 汤、文、武、成王、周公那样的“大贤”就可以达到，而“大 同”之世则需要有更大政治智慧的“圣人”如尧、舜才能 达到（见姜广辉“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可

6、见对这个问题，古人早有岐见。那真相如何？我们能 到哪里找到答案？到目前为止，中国已解读的古文字可追溯到商代的甲骨 文，此前虽有类似文字的符号发现，但不足以提供有关当时 社会型态的信息。而商代已经远离了礼记礼运描绘的 “大同”年代。半个世纪以来，史前考古发掘成就斐然。整个黄河流域、 长江流域、从播阳湖到珠三角、从燕山南北到长城内外到处 都发现了史前文明的遗址。梳理这些考古发现，对中华文明 的起源，学者们提出了“多元一体”说：这些各地独立起源 的考古文化，经漫长的相互影响与相互竞争，最终以中原文 化为核心，融为一体。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他的中国文明起 源新探中提出，中国是“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

7、 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看来，“大同”社会是否存在过，只能从考古发现中 寻找答案。黄河流域在黄河中游，早期的南庄头遗址（距今10500-9700年）、 磁山文化（距今10300-8700年）、老官台（大地湾一期）文 化（距今8000-7000年）、贾湖遗址文化（距今9000-7700年）、 均未发现社会分化的迹象。到裴李岗文化（距今9000-7700年）墓葬的随葬品开始 有了一些差异，意味着社会成员的地位与财富开始了最初的 分化。然而这种分化是极为缓慢的，在其后的仰韶文化（距 今7000-5000年）中，原始氏族公社仍是社会的主导形态。 西安市的半坡村遗址，显示了这个

8、社会的典型场景：半坡人生活在距今5600-6700年前，半坡遗址的部落人 口 400-600人之间。半坡人的“村庄”被一条大围沟分成三 部分。沟东是制陶区，北面是集体墓地，大围沟围住的，则 是居住区。一座面积约160平方米的大房子是整个半坡部落 的中心，前面是一片很大的中心广场。这座大房子是氏族部 落的公共建筑，是大家举行集会、商讨事务的地方，氏族部 落首领及一些老幼都住在这儿。大房子与所处的广场，是整 个居住区的核心。大房子四周遍布着一系列小型的房子，所 有房间的门都朝着大房子而开，小房子里住着过婚姻生活的 妇女以及随机来访的其他氏族男子。半坡人以农耕为生，春种秋收，收获物储藏入公用的窖 穴

9、中。在村子的中间，还有一个保存火种、吃“大锅饭” 的地方。这些火种在一个很大的连灶坑中。由椭圆和圆形两 部分组成，中间相距1米，火道相通。两个灶的侧壁和底部 都有很厚很坚硬的红烧土层。这些遗迹告诉我们，在半坡社会“货恶其弃于地也，不 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不必为己。”“人不独亲其亲，不 独子其子”，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贫富差别，礼记礼运 记载的“大同”社会，并非空想。从时间上看，这个时代对 应于传说中的炎帝、黄帝、帝喾等大的部落。在仰韶文化早期，只有单间房，每个单间房屋内部往往 没有明显的间隔与屏蔽，面积一般也不大，大多在20平方 米左右或更小。这种规模的房子大多只能住25人，这样 的家庭规模

10、、如此的家居场景，可能代表的是一个核心家庭。 这暗示当时的社会结构相对简单，由差别很小的核心家庭组 成。晚期以后，开始出现多间房和排房。这些多间房内往往 都有不止一处灶台，有的每间房分别有灶，甚至一间房内有 几个灶台，表明这些住所联系在一起的人，经济上相对独立。 许多双间房或多间房的门向并不一致，有的似乎是刻意形成 差别，说明这些房间的居民有相对独立的家庭生活。这表明 社会结构开始复杂化。在早期，住所与贮藏坑往往是分立的，在住所之外往往 有许多用于存放东西的灰坑。到中期以后，在汉水中游和郑 州地区，随着多间房出现，户外的灰坑减少了，住所内往往 有用于贮存的空间。在陕西宝鸡福临堡遗址的第一、二期

11、时， 卧室、储藏室、厨房是分立的。而第三期时，卧室与储藏室， 甚至厨房都往往合而为一，储藏室往往置于卧室的内侧或下 方，得到严密的保护，私有财产开始出现。这印证社会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演变：从“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盗窃乱贼 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的状态，演变到“各亲其亲，各子 其子”，“货力为己”，“谋用是作”的状态。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在聚落中央设有广场，这种聚落中央 有广场的情况在史前时期聚落中较为常见。表明史前社会即 存在公共事务，而公共事务必然导致公权力的出现。王巍指 出，在聚落分析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位于”塔顶“上的超大规模的中心 聚落-都城的出

12、现，其所直接反映的是人口的集中。这种人口 的集中应是基于社会上层统治者的意愿，是维护等级社会发 展的需要。”（王巍“聚落形态研究与中华文明探源”文物 （京），2006. 5. 58-66）郑州市惠济区西北23公里的西山遗址，其三期遗存为 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保存相当完好的，被称为“最早城市 雏形”的城垣。西山遗址平面上大体呈圆形，外圆直径约325 米，内墙外壕，形成双重防御体系。可见它的形成不是商贸 发达的结果，而是出于防御需求。西山遗址内墙外壕双重防 御体系的建立，说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已经相当发达，足以 调动、组织大量的劳力从事巨大而复杂的公共工程。这意味 着社会出现已经分层。在该遗址发掘的

13、200余座墓葬中，有父子合葬和夫妻合 葬墓，这表明当时家庭结构已经达到父系社会阶段。从一些 废弃的窖穴底部，发现扔弃的人兽同存的骨架、完整或零散 的人骨，整具或同穴两具完整的兽骨架，学者们认为这是举 行某种祭祀的牺牲，表明宗教活动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在古城东北角发现城门及贯通城内外的1号道路，道路 东西两侧分布着颇具特色的建筑遗存。这表明西山城堡已经 脱离了村落加围墙的聚落形态，逐渐发展为一个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前述王巍所指的“社会上层统治者” 此时已经出现，已经需要“城郭沟池以为固”了。史前传说中，黄帝的有熊国地望在河南新郑。时空相邻 关系暗示：有熊国可能产生于这个地区的晚期

14、西阴文化。甚 至有学者直指，这就是有熊国的国都。此后的考古遗存表明， 社会分化越来越深刻。到龙山文化时代（距今5350-4780年）黄河中、下游已 融为一体，而社会则明显分化。墓葬的随葬品差异巨大：著名的陶寺遗址早期大型墓只 发现6座，约占墓葬总数百分之一；小型墓占80%以上。大 型墓随葬品精致丰富，小型墓多无随葬品。规模最大的墓， 长3米左右，宽2米多，使用朱绘木棺。随葬品达百件以上， 有陶、玉、石、（漆）木质料的成套炊器、食器、酒器、乐器、 家具、工具、武器、饰物及肢解后的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还有蟠龙纹陶盘和鼍鼓、特磬等重要礼器。鼍鼓、特磬的配 置同安阳殷墟出土的情况一致。晚期墓群，则已

15、分割成若干小的墓区，家族墓地已取代 公共墓地。陶寺墓地存在明显的金字塔式等级结构。处在塔 尖位置的大型墓随葬品丰富精致，有鼍鼓、特磬、彩绘龙盘 等重要礼器，墓主应是掌握祭祀和军事大权的部族首领；而 占墓葬总数90%的小墓，墓圹仅能容身，死者身无长物，应 是社会的平民阶层。这个时代城址大量出现，如城子崖龙山城址、日照尧王 城遗址，寿光边线王城址，、茌平三县发现的八座城址，临 淄田旺村城址等。在河南则发现有淮阳平粮台城址、鹿邑栾 台遗址、，登封王城岗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辉县孟庄城址 等。在城子崖遗址周围分布着40处以上的龙山文化遗址， 一般面积在几千至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内涵并不特别丰富， 显然是

16、一些村落遗址，其中若干面积较大的，其地位有如今 天的乡镇。它们依托着城子崖，分布在方圆20余公里的范 围内，显示出“都、邑、聚”的三级社会结构和城乡差别、 城乡对立的格局。在黄河下游，后李文化（距今8500-7500年）、北辛文化（距 今7300-6300年）均未发现社会分化的迹象。到大汶口文化 （距今6300-4500年）时，社会开始分化。多数墓葬无任何 随葬品，少数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厚，如大汶口 M10是1老年 女性墓葬。墓坑东西长4.2米，南北宽3.2米，墓底有二层 台和涂漆棺椁。随葬品有装饰于头和颈部的3串77件石质 饰品，玉臂环、玉指环各1件，腹部置玉铲1件，还有象牙 雕筒2件、骨雕筒1件、象牙梳1件。陶器达90多件（其 中白陶、磨光黑陶、彩陶共38件），还有猪头、兽骨、鳄鱼 鳞板等。到龙山文化时代，下游已与中游融为一体，不述。黄河上游发现的新时期时代文化，最早的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