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_清末以来的近代学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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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十二章 清末以来的近代学制改革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特定环境中。但它并不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 平在教育上的反映，而是外来军事技术、教育思想和学校教育制度对传统中国科举教育进行冲击的 结果。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这成为中国教育走向近代的重要标志。其后历经40余年，以建立军事学堂为基点，洋务派兴办了一大批新式学堂，从而为近代学制的产生准备了条件。而“壬寅 学制”、“癸卯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和“壬戌学制”的相继出台，极大地促进了清末以来我国新 式学堂和新式学校教育的发展与教育的普及，并逐渐在制度上推进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进程。第一节近代学制的产生虽说在洋务军事自强运动和

2、维新变法之后，我国的新式学堂大量增加， 这客观上使长期以来沿用的以科举选才为中心、 儒家经典为内容的古代学制框架已无法进行。但新建学堂的主办者多因观念不同，在学校性质、培养目标、教育教学诸方面各自为政，互不统属。1901年9月14日，清政府又颁布“兴学诏书”，令“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 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各式学堂的迅猛发展，迫切要求在入学条件、修业年限、课程设置以及各级各类学堂之间的相互衔接关系给予明确的规定。于是，“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相继出台，中国有了自己全国性统一的学制，这可 以说既是中国近代

3、新式教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推进科举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一、“壬寅学制”的制订1902年8月15日，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订的钦定学堂章程奏呈批准并颁布，这是中国近 代第一个以政府名义正式颁发的学校系统文件。它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共六份文件，总称钦定学堂章程。因这一年为阴历壬寅年，故史称“壬寅学制”。“壬寅学制”的颁布是中国新学制的开端，“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其实，在中国建立近代学制的思想由来已久。从容闳向洪仁玕面呈教育计划，到陈炽对西方学 制的介绍；从最早出访西欧的官员斌椿对西方学制的引述，到花之安、李提摩太等对清政府的建议；从

4、郑观应、盛宣怀对学制的倡导和实践，到康有为、梁启超、李端棻等有识之士对资本主义教育制 度的具体构想；从教育世界杂志对日本近代学制连篇累牍的介绍，到清政府官员对日本教育制 度的实地考察，使中国对西方和日本教育制度有了更深刻和更详细的了解，反映出建立中国近代学制的思想条件已日趋成熟。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派遣出访欧洲的官员斌椿，于1866年率领同文馆学生一行五人，游历欧洲十余国，历时近四个月，回国后有乘槎（ch d ）笔记刊行。而 1623年刊行、由艾儒略增译的职方外纪是系统论述五大洲地理的第一部中文著作。其中第二卷对欧洲各国的学校制度又概略的介绍。书中写道：“欧逻巴诸国皆尚文学。国王广设学校，一国

5、一郡有大学、中学，一乡一邑有 小学。”小学“自七、八岁学至十七、八”，优者进中学，中学毕业优者入大学。大学分四科：“ 璩鑫圭、唐良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岀版社 1991版，第5-6页。 清史稿志八十二选举。 李国钧、王炳照总主编：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六卷），济南：山东教育岀版社 2000年版，第293页曰医科，主疗病疾；一曰治科，主习政事；一曰教科，主守教法；一曰道科，主兴教化”。皆听人自择，数年而成。1891年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也介绍了西洋各国的教育制度。“凡男女八岁以上不入学堂者，罪其父母。男固无人不学，女亦无人不学，即残疾聋瞽喑哑之人亦无不有 学。其贫穷

6、无力及幼孤无父母者，皆有义塾以收教之。在乡则有乡塾，至于一郡一省，以及国都之 内，学堂林立，有大有中有小，自初学以至成材及能研究精微者，无不有一定程限。文则有仕学院，武则有武学院，农则有农政院，工则有工艺院，商则有通商院，非仅为士者有学，即为兵为工为农 为商，亦莫不有学。”除清政府外交官员介绍外，西方近代学制还通过外国传教士大量输入我国。1873年，德国传教士花之安(Ernst Faber ,18391899 )撰写的泰西学校论略在上海出版，李善兰为该书作序。在此书中，花之安将德国学校制度全面介绍进了中国，并将西方教学内容、教学形式、行政管理等 整套模式展示在国人面前。该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

7、外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专著。1881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 (Calvin W. Matter 1836 1908)发表振兴学校论，批评中国人古训至上，所学范围太窄，不过都是些“仁义礼智孝梯忠信”而已，建议改革中国教育制度，广设普通学校、 职业学校、大学、女学，并把士、农、工、商全纳于学。后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又委托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 A. P . Martin , 18271916)专门研究和报告欧美、日本的教育制度。1883年，丁韪良完成了题为西学考略的研究报告，全面研究和介绍了欧美及日本的教育制度。此外，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著新学八章(1887年卜七国新学备要(1892年)和美国

8、传教士林乐知于 1896年将日本明治初期文部大臣森有礼所辑美国诸名流 振兴文学成法译成文学兴国策等都对我国学制的创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梁启超在变 法通议学校总论中所说：“西人学校之等差、之名号、之章程、之功课，彼士所著德国学校七国新学备要、文学兴国策等书，类能言之。”在传入和了解西方教育制度的同时，很多有识之士同时提出了效法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资本 主义教育制度的主张。最早提出这一要求的是中国近代第一位在美国接受了正规教育并获得学士学位的容闳。容闳(1828 1912 ) , 1850年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获文学士学位。1860年11月, 他在向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所提改革建议时曾主张

9、设立武备学校，建设海军学校，创办各种实业学校和颁定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制度。 随后，社会上要求仿照西方教育制度制定学制的呼声持续强烈。1884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卷一考试下中就表明了“仿照泰西程式”，在中国建立文武并重的近代学制的观点。他说：“窃谓中国自州县省会京师，各有学宫、书院，莫若仍其制而扩充之， 仿照泰西程式，稍为变通，文武各分大、中、小三等，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 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其中大学分为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六科；武学分为陆 军、海军两科。他还提出实行分班教学， 小学和中学学习年限各为 3年，小学中学和大学相互衔接， 逐级递升等建议。 中日甲午战争

10、后的1896年，李端棻在奏请推广学校折中也提出了全国自 京师以至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的建议。府州县学选1220岁民间俊秀子弟入学， 省学选25岁以下诸生入学，京师大学选 30岁以下举贡监生入学，学习年限均为3年。而1898年，康有为在请开学校折中，更是明确主张 ：“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在张百熙等人的努力下，中国第一个较为完备的从蒙学到大学层次递进的学校系统终于面世 了。“壬寅学制”秉持“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和“端正趋向，造就通才”的设学宗旨， 将学校划分为三段七级。 初等教育阶段包括蒙学堂 4年、寻常小学堂3年和高等小学堂3年，规定 从6岁起儿童入蒙学堂，旨在“培养儿童使有

11、浅近之知识，并调护其身体。”蒙学堂毕业后方可升 斌椿等：乘槎(Ch笔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3页。乘槎笔记 海录 职方外纪( 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229-230页。 陈景磐编著：中国近代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年第2版，第150页。 容 闳：西学东渐记，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第56-57页。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13页 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岀版社1986年版，第691页。入小学堂，小学堂宗旨“在授以道德知识

12、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蒙学堂和寻常小学堂共 7年，规划为义务教育性质，“无论何色人等皆应受此七年教育。”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 设中学堂4年，“为 高等专门之始基。”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三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设政、艺两科）；大学堂3年（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共七科）；大学堂之上设大学院，年限不定，以研究为主。如此，将大学院不计算在内，壬寅学制的总学制年限约为20年。除学制主系列之外，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还有简易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平行的有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和仕学馆等。但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虽经公布却未能实施，只可以看

13、作是新学制改革的先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政府中的种种势力开始争夺教育权。具有维新思想的张百熙（1847 1907年），同治进士，1900年以礼部侍郎赴西安面见西太后，痛陈时弊，主张兴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二月，张百熙充任管学大臣，主持京师大学堂和掌管全国的教育改革。他上任之初即辞退了京师大学堂西学总教习、传教士丁韪良，跪请“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的吴汝纶出任京师 大学堂总教习。同时还延揽了其他许多名流学者担任京师大学堂教务、行政各职。如聘请张筱浦（鹤龄）任副总教习、严复为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林纾（琴南）为副总办。另有杨仁山、屠敬山、 王瑶舟、孙诒让、蔡元培等均

14、也在被聘之列。可能由于张百熙所用之人“争以新学自帜，尤为旧人所恨。”于是，“谤焰乃集于百熙一身，劾者纷起。”加之，又有人上奏称京师大学堂 “仅一汉大臣，至成弊薮，请增设满大臣主其事”。为 此，朝廷派荣庆为管学大臣，以分张百熙之权。由于张百熙与荣庆不合，“二人学术思想，既各不相同，用人行政，意见尤多歧异”，难达共识。时又值京师大学堂师范、 仕学两馆学生“鸣钟上堂”， 学务改革因此受滞，“无一事可办”，参与起草学制的张鹤龄、赵从蕃、李希圣、沈兆祉等也由于这 些矛盾而相继被迫离开京师大学堂。在这种情况下“壬寅学制”事实上无法真正执行。更何况壬 寅学制制订时间仓促，自身也存在种种不足，故未能付诸实施。

15、百般无奈之下，清政府选派封疆 大吏张之洞会商学务，厘定学制。二、张之洞与“癸卯学制”张之洞（1837 1909），直隶南皮人，字孝达，号香涛，同治年（1863年）科考殿试一甲第三名，是处于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时期晚清政坛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曾任山西巡抚、 两广总督，长期担任湖广总督，每到一处他都致力于改造旧学堂和积极创建新式学堂，曾经改造了 经心书院、两湖书院、江汉书院，建立了湖北自强学堂、湖北方言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师范 学堂等一系列新式学堂以及在在两江临时代理总督期间创办储才学堂、陆军学堂和铁路学堂等，并且派出大批留学生赴日学习。在两广任职期间，张之洞还创办了广东水陆师学堂和广雅书院。甲午战败后，张之洞的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前比较固守中国旧学，开始吸纳西学， 并逐步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自己的思想归宿。1895年，张之洞在苍请修备储才折中认为“宜广开学堂”。他说，西方事事有学（专业化），处处有学（普及化），国家用人皆取自专门 学校。因此，“应请各省悉设学堂，自各国语言文字以及种植、制造、商务、水师、陆军、开矿、 修路、律例各项专门各家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