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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鲁迅和寿镜吾先生鲁迅十二岁时到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书。三味的意思，按寿镜吾先生的儿子寿洙邻后来的解释是：经书之味，史书之味，子书之味。那时鲁迅已经读完论语。开始读诗经。寿镜吾先生是一个很正派的人，鲁迅很尊重他。寿镜吾先生教学很严谨，他只收八个学生，认为多收了教不过来。他对学生要求严格，但是从不体罚学生，学生如不用心读书他就把他辞退掉。寿镜吾先生生活很简朴，他和他的儿子两人合穿一件长衫，在家里，长衫挂在书屋里，谁出门就穿上它，回来即脱下挂起来。他对鲁迅很好。鲁迅的父亲病了。有一次医生开的药方中要用十年的陈米做药引，鲁迅在三昧书屋谈起，说到哪里去找呢。寿镜吾先生听见了，说他有办法。不久，他身穿打
2、了补丁的长衫，背了一袋陈米到鲁迅家里来了，使鲁迅深受感动。寿镜吾先生对劳动人民也是很同情的。有一次坐船下乡。遇到大风，把船篷吹走了一块，船户要去捞，寿先生赶忙拦住，说太危险了。船户说，一个篷要两元钱呢!寿先生说。我赔你的。回来后，果然赔了两元钱给船户，船户很感激。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曾提到在三味书屋中读书的情况，持批判的态度。这主要是对当时的教育方法而言的。对寿镜吾先生在字里行间还是流露出尊敬的心情。认为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是很慈祥的老师。有些人把寿镜吾先生描写成迂腐的秀才，那是不真实的。寿镜吾先生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一个比较好的老师。鲁迅和周作人有许多事情即使发生在身
3、边，如果不加以深入的分析研究，也不会明白其究竟。就以鲁迅和周作人来说，生长在同一个家庭里，受相同的教育，后来两人所走的道路，为什么竞这样不同?我虽然了解他们生活中的细技末节，但也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现在就把我所知道的情况，写下来供专业研究工作者参考。在青少年时代，他们携手走过一段路，他们都上新学堂（当时为人所看不起的），都到日本留学，共同翻译域外小说集；五四时期，都投入新文化运动。当然，要说思想完全一致，出发点完全相同，那也是不可能的。两人是怎么分手的呢？如今回想起来，颇有独特之处，它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造成兄弟失和。自古比喻兄弟为手足，鲁迅可说是手
4、足情深的，曾写过别诸弟等诗篇，特别对于周作人，因为年龄相近，爱好相同，更为关切。他曾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即使鲁迅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然而，还是好景不长，不幸在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不可弥合的裂缝。事情是由于搬进八道湾而引起的。这是在1919年底，五四运动发生之后。从鲁迅方面来说，他独自奔走购屋、修屋，把全家从绍兴搬到北京，满心以为他飘泊不定的生活可以安定下来，更好地教书和著译；满心以为他的苦心经营会得到报偿，享天伦之乐，过兄弟怡怡的日子。他和周作人各自为衣食奔忙，阔别多年了，这时，两人都迈进了中年，可以朝夕相处中，共同以文艺为武器，有更多的
5、合作。然而，严酷的事实却粉碎了他的美梦。这倒并不是因为周作人不愿意，而是为了家庭日常开支弄得十分心烦。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钱不够用。我在北京找不到职业，在家译著有关生物学方面的文章，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和妇女杂志，从编辑章锡琛的通信往来中，知道他们缺人，所以在八道湾只住了一年八个月，于1921年9月初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谋生了，免得好像在家里吃白食。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
6、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招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散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鲁迅曾感叹地对我说，他从外面步行回家，只见汽车从八道湾出来或进去，急驰而过。溅起他一身泥浆，或
7、扑上满面尘土，他只得在内心感叹一声、因为他知道，这是孩子有病，哪怕是小病，请的外国医生，这一下又至少是十多块钱化掉了。虽然周作人的生活是比较讲究一些，但还不至于这样。但周作人任他的妻子挥霍，不敢讲半句不是。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问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楞，而他的郎舅、小姨都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的“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着要他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平日里一讲起日本，总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讲到支那，都是卑贱低劣。而周作人只求得有一席之地，可供他安稳地读书写字。对一切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逆来顺受。鲁迅看
8、不过去，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化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这一类话，真也有周作人这样的人。把好心当恶意。有一次，周作人说要把丈人丈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鲁迅的意见是对的，连日本作家增田涉也这样说：“我对于周作人无论如何也没有好感，尽管他写作多么有名的随笔说着漂亮话，但在为人上我是不喜欢的。或者，其中也许是介在着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的缘故吧?而当初，周作人夫人从日本来的时候，鲁迅给她娘家汇寄生活费的事，在鲁迅日记里却是记载着的。”鲁迅待人以诚，却不像。周作人那样好奴役，对不
9、合理的事，他要反对还要唤醒沉睡中的奴隶要正确处理各种问题。可是，要唤起奴隶的觉醒，必然会触犯奴隶主，连不觉醒的奴隶本人，也会痛恨别人搅乱了他做稳了奴隶的安宁。因此，鲁迅就受到各种意充满感慨的话说：好像穷人买来的东西也是脏的。这时候使我想起他常说的寂寞这个词来”鲁迅对我说的是，他偶然听到对于孩子有这样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孩子是天真的，不明白什么叫“让他冷清煞”，不免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于是，这又是鲁迅的罪过，得想别的法子来惩罚了。在八道湾，鲁迅比我多住了一年十一个月。鲁迅是怎样离开八道湾的，因为我在上海，不得而知，他也没有和我谈过。只是在他的日记中看到这样的记载：19
10、23年?月14日，“是夜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居然不让鲁迅吃饭了，真厉害!五天后，即7月19日，“启盂自持信来，后道欲问之，不至。”这是鲁迅看信后想问问明白，周作人却避而不见，如果自以为有理，可以当面指出，为什么兄弟俩就不能谈谈呢?十多天后，即8月2日，鲁迅和朱安终于搬到俞芳姊妹的砖塔胡同去了，就这样永远离开了八道湾。砖塔胡同是临时借住的，他曾问我有没有钱，因为他想年5月25日，“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这西三条胡同是他在北京的永久住处了。鲁迅离开八道湾，周作人夫妇总该称心如愿了吧！可是，却不对鲁迅的折磨还没有结束，事情发生在搬进西三条胡同新屋半个月后，鲁迅在日记中记着：1924
11、年6月11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展采其妻向之速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鲁迅已经让出八道湾，搬到新居，只是来取自己的东西，还要这样对待。骂詈殴打，说秽语，只能征服像周作人这样的意志薄弱者，却不能征服鲁迅。我听母亲说过，鲁迅在西厢随手拿起一个陶瓦枕(一种古物)，向周作人掷去，他们才退下了。然而，鲁迅并没有取出他的全部财物。他在1924年9月21日曾写过一段短文，说：“曩尝欲著越中专录，颇锐意搜集乡邦专甓厦及拓本，而资力薄劣，俱不易致，以十余年之勤，所得仅古专二十余及本少许而已。迁徙以后，
12、忽追寇劫，孑身逭遁，止携大同十一年者一枚出，余悉委盗窟中。日月除矣，意兴亦尽，纂述之事，渺焉何期?聊集燹余，以为永念哉!甲于八月廿三日，宴之赦者手记。”这篇题记的署名：宴之敖者。鲁迅曾对许广平解释过它的意思。“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说文作教游也)；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文中的“寇劫”，指古专拓片落人八道湾手中。“盗窟”是指八道湾。周作人如爱古专拓片，鲁迅也不会吝惜，两人可共编越中专录。这方面我有切身体会，鲁迅在日本时送我的一架显微镜，供我自修生物学用的，值好几百元，可是周作人招来的妻舅，却不讲一声地拿去卖了五十元，自己化掉了。八道湾早被占领，主权不在周作人手里。鲁迅的财
13、物、收藏，十多年心血付之东流，越中专录未能辑成。这篇本来不打算发表的短文中，是他最痛心的话了。在西三条胡同新屋布置就绪后，我们的母亲跟随她的长子住到西三条，过简朴的生活，即使鲁迅逝世后，她也没有回八道湾，可想而知，八道湾的生活何等难以忍受。她对所发生的一切，看得卜分清楚，也想得相当深远。她为鲁迅抱不平，对俞芳讲过鲁迅亲自买进、设计改建还把一家老小接到北京倒反而没份住，想起来都替他心酸。不过，她还讲：“我说句实在话，分开倒对你们夫先生有利。”这倒是对的，鲁迅虽然在精神上受极大打击和物质上受损失，但分开了却大大的有利，不然的话，钱都给八道湾搜刮去，他怎么能像后来那样资助、营救革命者呢?从八道湾来说
14、，当初只是给他一个下马威，也许没有想到要逐出鲁迅。谁能挣这么多钱供他们挥霍，自己又这样刻苦节俭?没想到鲁迅是不能被强暴所屈服的，他一怒而走了。周作人助纣为虐的结果，就是他此后独力养活他那一大帮妻旗，不过他也没有什么话说，这是他自己苦心从日本招来的嘛!我们的母亲对周作人的处境也完全看透了，所以她对俞芳说：“只当我少生了他这个儿子。”然而，这并没有泯灭鲁迅的手足之情，他在青少年时期如此，晚年也是如此。他的小说弟兄，是在1925年，被逐出八道湾，兄弟怡怡的幻想破灭之后写的。他回忆了自己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请医生来诊治的事实，还表示了“鹡鸨在原”的意思。鹊鸰原作脊令，是一种生活在水边的小鸟，当它困处高
15、原时就飞鸣寻求同类。诗经：“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小说，是向周作人伸出热情的手，表示周作人如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救助。1927年10月，鲁迅到上海后，对我讲起八道湾的生活，从没有责备过周作人，他只是感慨万分地说：“我已经涓滴归公了，可是他们还不满足。”我也有同感。他写的牺牲谟)，有他自己在八道湾这段生活的体会在内。他还时常惦念周作人为他担忧，常对我说：“八道湾只有一个中国人了。”(当然不包括男女工人和孩子)。特别当语丝在北京被禁止，北新书局被封门的时候，他焦急万分，对我说过，也给人写信讲过这样的话：“他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但我对于此事，
16、殊不敢赞一辞，因我觉八道湾之天威莫测，正不下于张作霖，倘一搭嘴，也许罪戾反而极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可见鲁迅所说的“八道湾”，是除周作人之外的。八道湾是天威莫测的，不下于张作霖，而周作人是在这样统治下的唯一臣民。素来勇猛的鲁迅对此也有些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了。虽然他经常在考虑这问题，但一直到他逝世，想不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来。鲁迅对周作人爱护关怀备至，比兄弟之情更深沉，这恐怕还因为鲁迅极爱惜人才。有一次，周作人的一部译稿交给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辑正在处理。鲁迅说：“莫非启孟的。译稿编辑还用得着校吗?”我说：“那总还是要看一遍的吧!”鲁迅不作声了。鲁迅没有讲过周作人的不好，只是对周作人有一个字的评价，鄢便是。昏”。有几次对我摇头叹气，说：“启孟真昏!”他在给许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