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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做了十年医生后，我从医院辞职了【1】看看你的前世是什么【4】从脸上看出贫富贵贱【】你的微信头像说明了你的人品【】太准了,连什么时候死都能算出来从医院辞职，就像在中国脱离任何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一样。一张手续单上盖着来自人事处、财务处、保卫处、病案科、供应科、工会等共计2个部门的红色印章。医生王森才终于脱下白大褂,离开手术台。在辞职之前,王森身心俱疲。他粗略统计,这些年由他担任主刀的手术一共2000多台,有他参与的手术不计其数。工作量太大了。很多时候，他都是上了手术台才初次见到患者。那些患者已经被麻醉,身盖无菌布，只露出紧闭的双眼，静静地等待着王森。王森拿起手术刀，剖开他们的腹部，工作数个小时或者更
2、漫长的时间。待手术结束后，当王森再次与那些患者在医院相遇，他却根本不记得他们的样子。“以我现在的年资来说，已经熬过了最苦的阶段。但重要的是,最初想学医的心态是不是和现在的心态相符合。”出生于182年的王森，做了整整十年医生。他毕业于中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医学院，获得临床医学硕士学位，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王牌科室就职。从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开始,他一年一年地熬过了年轻医生最艰难的时段，晋升为主治医生,成为科室中同年资最优秀的外科主刀大夫之一，今后本应是平步青云，一帆风顺。可是他却放弃了。中国医疗环境的凶险和未知让他感到悲观,他声称自己看到了很多“黑暗的、隐性的东西”。辞职后,王森到世界各地旅行，然后移
3、居上海,学习艺术课程，与过往的环境告别。“大家都觉得，为什么看个病这么难,挂个号这么难,为什么医生这么冷漠,这么多矛盾”王森坐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馆告诉端传媒记者，是因为“每一个环节都出了差错。”下面是前医生王森对端传媒所做的自述。“在有限的时间内，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在中国做医生，不仅要精进医术,还要应对各种行政命令。因为公立医院作为“事业单位”,是由政府利用国有资产设立的社会服务组织,医生亦是国家体制内的成员,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在中国大陆深化医疗改革的进程中，为减轻管理上的压力，政府不再扩大公立医院的规模,于是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尽可能收治最多的病人。这样不仅可以
4、提高医院的收入，还可以在数字上证明管理效率的提高。医术本应是“精益求精”,现在却是“多多益善”。对于王森来说,初做医生的新奇与热情，很快便被这些从天而降的行政指令消磨掉。“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是很有热情的,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自己从开刀、切皮，慢慢地能做简单的手术,后来可以做复杂的手术,接触到罕见的病例也很兴奋。那时，手术室到下午四点半就不再接收病人了，科室里的同事有空余的时间，经常一起吃个饭,学习一些新技术。”“后来,医院开始强调周转率，强调平均住院日，要提高手术效率。平均住院日，就像吃饭的翻台一样,在有限的时间内,住进来的病人越多越好，而随之而来的医疗服务质量会越来越差。这种东西对领导比较
5、好,比如院长、主任,周转率高了，平均住院日缩短了,证明他们的管理有效，他们会很有面子。”“医院的指标是什么呢？每一年的手术量要提高0。就是说不管上一年做到什么程度,下一年的手术量都要比前一年同期提高%。如果医生达不到指标，就扣除奖金。这样的结果就是，我要不断增加手术量，不断缩短病人住院的时间。”“以前一天做两、三台手术，后来增加到一天五、六台手术,甚至七、八台,这是我在过去根本不敢想象的事实。没有人反抗,大家都逆来顺受，随波逐流。就像北京的房价一样，最开始你觉得两三万一平米很贵,你觉得忍受不了，但是现在十万块钱一平米你也不得不买，你要继续忍受。”“一位全国顶尖的大夫,一个月工资就五万块钱。”在
6、中国，培养医生的成本高昂。一名医科学生成为执业医师,通常需要七至八年,成为主任医师需要约二十年。但医生所能得到的物质回报却不一定尽如人意。中国的医疗服务定价很低。通常来讲，门诊挂号费、医生护士的诊疗费都只有几元到几十元不等。医生没有高薪。“做医生，基本上五年一个台阶。医学院毕业生,从业五年可以考主治医师，再过五年就可以考副主任医师,然后是主任医师。一个医生在40岁上下，职称就基本到头了。”“不同职称的基本工资相差不多。我作为主治医师的底薪是每月一千元（人民币)，主任医师也就比我多两三千块钱。剩下的都是靠奖金，奖金就是临床工作的提成、手术的提成，按照比例分配。”“我工作的医院科室,刚毕业的小大夫
7、(指年轻医生）,一个月总收入八千到一万，住院总医师有一万出头。主治医师按年资分低年主治和高年主治,收入分别是一万五六和两万左右。副主任、主任差不多能拿到三、四万。基本上,(这三、四万）收入的绝大部分都是奖金。”“我们科室有一位六十岁的大牛(指权威医生），我有一次看到他的工资单，那个月他总收入是五万。”“你想想,一个属于全国顶尖、Top en(前十名）的大夫，算上奖金，他一个月工资也就五万块钱。”“现在手术收费是1994年定的,没变过。”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曾有数次提议要改革医生的薪酬制度，提高医生待遇。王森也向端传媒记者指出,医生的劳动价值没有在医疗费用中得到体现;现在的手术收费标准是19
8、4年定的,二十多年都没有改变过;现行的医疗收费，绝大多数都是耗材的费用，而支付给医生的人工费用其实很低。“我们的手术费是奖金的一部分，它是当月返给大夫的基本手术提成费，大概是这个手术费用的7%。例如，一个癌症切除手术,可能会做五到六个小时,需要四至五位大夫、两个护士、两个麻醉师，大约八个人。手术费是三千多元,其中约7%（约两、三百元)返给手术的医务人员。我作为主刀,我拿这7的提成中的一半，一百多块钱也就是说我工作了五六个小时，才挣了一百多块钱。下面的主治大夫、医生助理所能拿到的钱就更少了,住院医生、实习大夫拿的更少，他们拿这个7%里面的3%左右,也就是几块钱。”“并且,如果你的手术量提高不到1
9、0%，这些奖金就不发给你了。”“更可怕的是现在国家要实行单病种管理（指某些病种的付费标准被固定下来,包括患者就诊期间发生的所有费用,业内俗称一价包治好）。单病种有好处,也有不好,得区别对待。例如做一个腹部某部位的肌瘤手术,不管病人长0个瘤子还是1个瘤子，无论疑难程度多大，就是块钱。如果这个病人的花费超过了300块钱,医院只好掏钱。就变成医院赔钱做手术了。”“这就造成,只能给病人做开腹手术,而不会使用更加先进的腹腔镜。因为开腹手术的手术费只有几百元，腹腔镜（的成本)贵许多。但大家都知道,开腹手术对病人的创伤很大,腹腔镜打几个眼就可以了。”“不过,政策是死的，人是活的,医生总有办法去提高收入,那就
10、是灰色收入了。”北京一所医院的手术室正进行腿部手术。(Gtt)在中国，不少医生都会通过走穴、药品和器材回扣等方法来获得“灰色收入”,增加个人收益。有一些“灰色收入”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例如收受大额药品回扣，严格意义上来讲已经触犯了法律,但依旧在当今的中国医院中屡见不鲜。医生的真实收入不仅取决于医术和年资,还与从事的领域、工作的科室，以及医德紧密相关。“有一些是正常的灰色收入，比如去讲学,讲一次课能拿两三千块钱的报酬；有一些是擦边的,就是走穴，比如医生外出会诊,到别的医院做手术。现在国家是默许走穴的。以我工作的领域来说，全国最牛的几个大夫,走穴做手术的行情是一万到两万吧。”“另外一部分灰色收入就是
11、回扣,药品和器械的回扣。比如骨科就有很多器械,患者骨折了，医生放一个内固定钉子，或者一个钢板，都是有回扣的。做这种手术其实挺快的，手快的大夫一两个小时就可以做一台手术。你知道中国最顶尖的骨科大夫一年能挣多少钱吗?一千万。例如为腰椎间盘病人手术用的人工椎间盘，售价是5万元，(医疗器械厂家)能给大夫的回扣是1万元。”“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为确实很挣钱。”“回扣要分科室。为什么全中国的大夫都想去骨科？因为确实很挣钱。心内科导管室做介入的也很挣钱。像我所在的科室这一块就比较少,没有什么耗材，有的也是小钱儿，放一个止血的、防黏连的器械，一次可以提几百块、一千块的回扣。”“还有药品和检查,像刚
12、才说的手术是赔钱做，但在恢复阶段,医生可以给病人用各种各样的药物，来提高收费。”“我所在的医院，收红包的医生比较少。个别的医生比较贪，爱收红包,但绝大多数医生不是。因为没有人对自己的医疗技术是百分之百确信的，万一出了点什么事,红包就是把柄。”“科研压力就像脑袋上悬的剑”中国的医生,只有“白天忙临床、晚上忙论文”,才有可能在同行之中脱颖而出。根据186年中国国务院实施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医生职称评审和聘任是与科研工作相挂钩的。除了繁重的临床压力，医生不得不拿出很大一部分精力来写论文、申请科研基金。例如，在一些省份,若要晋升主任医师，医生必须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三篇以上的论文。“大医院里面的每天都是
13、车轱辘一样地转,除非是特别差劲的，其实所有医生的指标（例如手术量)都差不多，没什么可比的。谁能晋升职称,谁不能晋升职称，说白了大家最后比的是科研，谁能发文章，谁能申请基金。”“科研这个事是永远悬在我脑袋上的一把剑,是一个紧箍咒，我时刻想起来都会头疼。”“但在中国，科研这些东西,很少有医生能发表SCI(指被Sciene itationInde检索的国际期刊)，大多数人发表的文章，引用率都是零。纯粹为了晋升职称。”“这是很大的资源浪费，还不如大家都踏踏实实去做该做的事,临床大夫就把临床做好,有兴趣和精力再去想别的问题。像有一些地方,比如香港,临床医生就是完全是按照临床医生的指标来去评价,不涉及你科
14、研的内容,你做科研可以,自己感兴趣就去做，但是需要评职称,从副高到正高的时候，不评这些内容。”“就算置身事外,只做手术,不做科研。但到了发工资的时候,别人比我多挣几千块钱，总之心里还是会不舒服。”“真正当了医生才开始学怎么和病人打交道”中国的医学教育只重专业知识,忽略人文教育。王森感到，曾经的他作为一名医科学生,却对医者的社会属性没有足够的认知和理解。很多医生在从业过程中,只能向患者提供技术帮助，却忽略了人文关怀。“医患矛盾也就是最近十年的事，我上学的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大家关注的也很少。在我大学四年级，也就是进医院实习之前,有个老教授给我们讲了一节公开课,大概一个多小时吧,教怎么和病人
15、沟通。进医院工作之前也会有个岗前培训,介绍一下这方面的事，但内容很少。”“和病人交流,不是靠别人教你才能学会,而是得亲身体验，或者有一定的人文素养。像在国外学医,学生要经过四年的其他专业的本科学习之后,才有资格去申请医学院，那个时候学生都2多岁了，心理比较完整,也有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积累,再去做医生,是在相对比较成熟的状态。在中国就是速成高中毕业的小毛孩就来学医，从学校毕业就直接去接触病人，不太注重人文素养的形成。”“当然,医生的心理压力确实大,成天一大堆病人和家属围着，两分钟看一个病人，还有过来加号(指加塞看病)的,就不会耐心服务了，时间长了也就麻木了。”“但是，话说回来，我身边的好多医生，我
16、换做病人我也会打他的，（那些医生）说话特别冲，好像谁都欠他的。”“一个医疗纠纷耗了我两年时间”在中国,医疗服务被民众定义为消费。患者认为自己花了钱,理应有好的结果;一旦不如意,就会产生医疗纠纷。很多重病顽疾的病患,常年看病,已经拖累得一家经济困难,从乡村的医院一路看病,直到县医院、省医院,最后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医院，最后在那里去世，落得“人财两空”。患者作为“弱者”，通常更加容易被同情。医院不仅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患者斡旋,也通常会以“息事宁人”的原则对家属以金钱上的抚慰。这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暴力冲突的发生。在中国,很多病患及家属认为只要威胁医院，就会或多或少拿到赔偿。医院有专门调解纠纷的医务科,通常都会设置在一楼，因为一旦遭遇暴力事件,医生可以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