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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电力公司人员既买房又开奥迪专家吁打破垄断-0-0：54:46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宋晓梧 目前正在讨论的“十二五”规划,一种重要问题是收入分派领域的改革。收入分派问题目前已经是关系到经济、社会乃至政治几种方面的重大问题。今年“两会”期间对各位代表和委员进行过一次调查，收入分派被列为关注的第一种焦点问题。 目前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很重要的一种方面是要调节构造,像投资与消费的构造、内需与外需的构造等,而内需、消费都与收入分派密切联系在一起。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主线途径是调节收入分派构造，尽快扭转近年来劳动报酬占比下降的趋势，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派中的比重。 政府应干预初次分派吗 收入分派领域的改革，
2、目前有一种争论，即政府的着力点究竟应当在初次分派还是二次分派上？如果着力于初次分派,政府可以做些什么？目前中央政府已明确提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派中的比重。问题是，怎么提高?有些地方提出,公司必须给职工增长工资，有的提出工资涨幅必须不低于公司的利益增长幅度，或者不低于本地gdp的增长幅度等某些行政性措施和建议。但是，有诸多学者对这些体现了不同见解,觉得初次分派应当交由市场来解决，政府重要是在二次分派里做文章。 尚有学者提出应当学习日本曾经的做法，即居民收入倍增筹划。但诸多人紧张,这是不是会层层贯彻到地方各级领导一把手的责任制，最后又会变成一种行政性措施？是不是会不合适地干预了公司的经营自主
3、权?甚至是会不会回到筹划经济体制时代当时对于工资的控制？ 也有某些专家学者觉得,中国劳动力长期供不小于求，又处在城乡劳动力分割、农村劳动力逐渐向都市劳动力转移的过程,在“刘易斯拐点”未到来之前,劳动报酬低就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除非政府用行政手段干预,否则这样的状况在中国是客观的，所能做的就是调节二次分派，加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加大税收调节等。 这是目前在收入分派领域存在的某些比较大的争论。针对这些争论，笔者谈谈某些见解。 笔者觉得,不能只从劳动力供求数量上分析中国收入分派问题。这种分析只看到了国内劳动力市场的数量特点,而没有分析其体制特点。按照人口增长态势,从980年到左右,我们都将处在劳动力
4、总量供不小于求的状态，这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数量分析。与此同步，我们还应当看到，劳动力资源正处在由政府统一配备向市场配备的转型期，这是对劳动力市场的体制分析。 用体制转型的观点来分析分派现状，不难发现，中国劳动力劳动报酬过低的状况,很大限度上正是劳动力体制转型不到位、市场机制没有充足发挥作用,或者没有合理发挥作用的成果。在初次分派上至少存在四个问题。推动同工同酬 第一，在初次分派中,农民工的工资被长期压低。，广州、深圳、杭州、南京、东莞、上海、无锡、苏州、宁波等长三角、珠三角九个都市的出口加工公司中,农民工平均工资与本地都市职工平均工资相比很少有超过40%的,差距最大的是东莞，农民工工资不到城
5、乡职工的30%。 国际上最低工资原则一般是社会平均工作的40%60%,这就意味着东莞等地农民工工资连最低原则都达不到。因此，她们要用脚投票、闹“民工荒”。多项研究成果显示，如果按照目前劳动力市场规律办事，反对就业歧视,实现同工同酬，上亿农民工每年至少可以多得3000亿0亿元劳动报酬,远高于“免除农业税”、“家电下乡”等惠农措施的规模。仅农民工欠账这块积累，对于国内扩大消费、缩小城乡差距的影响都是极其巨大的。 和,人们都说处在工资迅速上涨时期，但近来在福州又浮现了汽车工厂工人罢工现象,进一步调查发现，这个工厂职工工资目前也但是才涨到10001200元，还是很低。 国外的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可以比
6、较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劳动力转移。19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都市,之内完毕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日本没有户籍制度隔离、城乡隔离,因此也不存在农民工的概念。日本的农民从农村迁徙后，4天之内凭“誉本”（类似身份证)就可以到所迁在的地方政府登记变成本地的人,其子女和小朋友须在三天之内到本地教育委员会报到,与本地小朋友同样安排入学。国内目前还浮现了第二代农民工的问题,导致这样状况的核心问题就是城乡户籍制度,以及与此密切联系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的行政分隔，而户籍制度和有关的公共服务体系是典型的行政手段,是政府行为。 因此,稳妥地改革户籍等一系列行政分隔劳动市场的制度，政
7、府责无旁贷。从这个角度说,政府在初次分派中是有责任的。 打破行政垄断调节行业差距 第二，在初次分派中，行业收入差距过大。根据国家记录局发布的数据,中国证券业的工资水平是全国职工平均工资的倍左右，收入最高行业和收入最低行业的差距达到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资研究所做了新的记录，目前最高、最低收入相差15倍。如果把证券业归并到金融业一并计算，行业差距也达到6倍以上。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保障研究所提供的资料，最高、最低行业工资差距，日本、英国、法国在1.6倍,德国、加拿大、美国、韩国在2.倍。日本在经济起飞后期,即上世纪80年代，金融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只是制造业的1.38倍,美国的
8、金融业工资水平还低于采掘业。 以上这些国家金融行业的高工资并不是由于行业的特殊性导致的。笔者到美国和日本访问时，专门问过这个问题,日本金融行业略高,是由于金融行业对于知识的规定比较高，就业者受教育年限比较长。在经济比较成熟的国家，劳动力可以自由合理流动,行业差距事实上是行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距。从国内国家目的的资料看，显然在这方面有很大的不同。 近来笔者参与做了一种节目,有一种物业公司的管理人员说，她在物业公司做管理,她同班毕业的一种同窗在一家电力公司也做物业管理,而她目前没有钱买房子，但那个同窗不仅买房目前还换了三次车,已经开上奥迪了。有人当场问她，你为什么不考电力公司的物业管理,她说由
9、于那个同窗的舅舅在这个电力公司。节目里还明确提出了垄断行业“垄二代”的问题。 因此,有某些学者说,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派差距过大是必然的,这没错,从平均主义到收入分派差距过大是必然的。但像目前，行业收入差距大到世界第一位，这难道都是市场竞争导致的吗？显然不是。 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派司编辑出版的中国经济收入分派报告分析觉得,“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有1/是靠各类特许经营权获得的”。因此,打破行政性垄断，合理调节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以及推动与此有关的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固然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在初次分派中要发挥这样的作用。 展望“十二五”： 政府应如何干预初次分派 健全劳资谈判关系第三,在初次分派中
10、,工资集体谈判机制不健全。 在供不小于求的环境下,一般劳动力价格会被压低,工资水平相对较低有部分合理性。但是，目前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不仅受供求关系影响,还要受劳资集体谈判的影响。 美国在3年就出台了国家工业复兴法,规定联邦政府保障工会有自发组织及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4年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组织权利和集体谈判权利公约。目前集体谈判已经成为市场经济国家调节工资福利的通行规则,这是作为国际劳工组织的基本法，中国也批准了,但问题在于，国内至今还没有形成完善、有效的集体谈判机制。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组在工会法实行状况的报告中指出,目前公司工会干部大多数是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这种状况导致工会干部很难真正代表职
11、工利益。今年“南海本田事件”中,本地的工会公开站在雇主这边,规定工人立即复工并与罢工工人发生冲突，被中外劳工关系研究学者称为“世界劳工史上的奇闻”。工会组织为劳动者维权的作用尚未发挥,是国内劳动报酬比重低于其她市场经济国家的一种重要因素。此外，集体谈判不仅波及工会问题,还波及到雇主组织,由于劳动力是跨公司、跨行业、跨地区流动的，如果集体谈判仅仅限于单个公司中的职工与雇主之间进行，很难避免攀比效应，多数状况下会推动工资福利过多增长。因此，要协调工资问题,单个公司谈不行,要建立跨行业、跨地区解决劳工关系的雇主组织,协调行业的工资福利解决水平。这其实都是市场经济国家通过近年达到的经验。在国内更是一种
12、欠缺。 健全劳动力市场规则，形成劳方、资方、政府三方合伙的伙伴关系,这也是政府在初次分派中应尽到的责任。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 第四,规范初次分派的法律、法规不贯彻。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颁布，充足规范了劳动力市场秩序,但诸多波及初次分派的法律、法规，执行力度和监管力度都不够。例如，在最低工资拟定等方面，虽然有有关规定,但却疏于执行和监管。在某些公司中,涉及外商投资公司和港澳台投资公司,近来调查的材料显示，像强制加时加班、泛用童工、私了工伤事故等违法、违纪的事情时有发生。问题在于，某些地方政府过度规定招商引资，对于那些忽视劳动法律、法规的雇主们疏于监管。因此,政府必须进一步完善劳动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为劳动者获得合法收入提供法律保障。 综合来说，笔者想提出这样一种见解,政府应干预初次分派。但政府如何干预初次分派呢?不是直接干预公司内部用人的自主权和工资增长的自主权，而是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下工夫，加快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建设，加大行政性垄断行业改革,健全集体谈判机制，完善规范劳动力市场运营的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充足发挥市场配备劳动力资源的基本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