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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略论明清时期“合伙”经济中的两种不同实现形式【内容提要】明清时期的合伙经济具有一般合伙与股份合伙两种不同的实现形式。一般合伙通常只是二三人间的合伙，合伙资本也不等分为等额的股份；股份合伙的合伙人通常情况下多于一般合伙，合伙资本均分为一定等分的“股份”，资本以股份的形式存在。在股份合伙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是除了货币资本入股外，还包括有生产物、土地、无形资产、经营者的人力资本等其它要素入股；由此而产生的结果是，股份合伙的股份指向除了资本意义上的“资本股份”外，还存在收益分配意义上的“收益股份”，而且在不少场合中，收益股份的意义甚至超过资本股份；最后，股份合伙中资本股份与收益股份双重区分最重要的结果和作
2、用之一，是在合伙经济组织中形成了极为行之有效的约束激励机制，这一约束激励机制对于合伙资本和合伙企业的有效运转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保证作用。 【关键词】合伙/股份/明清时期 【正文】 明清时期资本的组织形式，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多将其归结为独资、合资、合伙以及合股4种。（注：参见汪士信明清时期商业经营方式的变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刘秋根：论中国古代商业、高利贷资本组织方式中的“合资”与“合伙”，河北学刊1994年第5期。）实际上，按现代经济理论，资本的组织形式不外乎独资、合伙、合作以及公司制度4种基本类型，在实际经济生活中，每一基本类型又都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实现形式。据
3、我们的研究和理解，明清时期的合伙经济具有“一般合伙”与”股份合伙”两种不同实现形式。本文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一迄今为止尚未为学术界明确区分和深入分析的问题。 一、股份合伙与一般合伙的区别 合伙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对他们贡献的资本或其它力量的数量及可能得到的利润分配，以协议形式（包括口头协议与书面协议）组织，并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组织。其最基本的特点是合伙人间的协议，以及以合伙协议形式确立的合伙的资本构成、收益分配、盈亏责任。因此从本质上看，合伙就是一种协议形式的契约关系。在现存有关的记载中，合伙往往又多被称之为“合本”，唐宋时代已经盛行。唐代张建算经有“合本治生”的记载，宋代时
4、，合伙往往被称之为“连财合本”。而实际上，合本经营只是古代的一种说法，性质上仍然属于“合伙”；至于史料中的其它相关称谓，如“合资”等，也都只是合伙的一种别称而已。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对于明清时期乃至古代中国经济组织中的“合伙”通常并不再作“一般合伙”与“股份合伙”的区分，而往往或者是把“合伙”与“合股”等同起来，或者是将“合伙”与“合股”看成两种不同的资本组织形式。这种说法，笼统地看似乎亦无不可。但是我们认为，一方面，明清时期经济组织中的合伙，不论其名称如何，其实质内容同样都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对他们贡献的资本或其它力量的数量及可能得到的利润分配，以协议形式（包括口头协议与书面协议）组织
5、，并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由于其实现形式的不同，它们确实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一般合伙”与“股份合伙”两种，其中最重要的差别就是“股份合伙”的合伙资本或其它力量划分为等额的股份，而“一般合伙”则并不划分为等额的股份。股份合伙与一般合伙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同样都是由一个以上的出资人共同出资和经营，在财产组织形式上，都存在不同出资人之间的协议制约；其不同之处则在于，一般合伙的出资人在出资合伙时，其合伙的要素并不等分成多少个等分，各自的出资也并不一定按照比例，而仅仅只是视出资者各自的资金情况而定，如一般合伙合约中常见的“凭中见各出本银若干”，并无一定的资本或要素等分可言。而股份合伙则从合
6、伙之日起，就明确地将全部合伙资本，或者是日后的分配权益，都等分成若干的“股”、“份”，每个合伙人的出资都等分成一定的份额，并按一定的份额获取分配权益。一般来说，合伙人越多，按“股”或“份”分摊资本或要素投入以及分派经营收益的要求就会越强烈。由此可见。与合伙资本不等分为“股份”的一般合伙相比，股份合伙有着明显的实现形式上的区别。在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中，股份合伙不仅是合伙经济组织中内容最丰富、形式最完备的资本组织实现形式；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与近代中国早期的公司制度有一定的共通之处。 二、一般合伙的基本形式与特点 一般合伙既有资本与资本的合伙，也有资本与劳动的合伙。资本与资本的合伙也就是合伙人各出一定
7、资本的合伙，这在理论上并无太多难解之处。资本与劳动的合伙在明清社会较为普遍，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史料中经常出现的“东伙合作”。 “东伙合作”最主要的特点是“东家出资，伙计经营”。它们之所以属于“合伙“的范畴，是因为这是一种东家出资、伙计出力的资本与劳动的合伙。“东伙合作”的经营形式至少在宋代时已经流行。明代时，这种以合伙形式共同经商者，互相之间也称之为“伙计”，或者“火计”。陆容菽园杂记称：“客商同财共聚者，名火计。”这里所称的伙计互相之间应该是一种合伙人的关系，而不是东家与雇员之间的关系。现存史料中如“与一个伙计合本生理”，“搭伙作伴”等等，都是以伙计名义合伙经营的事例。其
8、中为研究者使用最多的是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所说，王士性广志绎中也收录的内容：“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其合夥而商者名曰夥计，一人出本，众夥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在这里，出本者虽是“东家”，但出力经营的“伙计”也同样具有合伙者的身份，“合伙而商者”十分明确地表明了存在于财东与伙计之间的合伙关系。 在反映同样情况的其它一些史料中，也有将东家的“出本”称之为伙计的“领本”，财东在出资的同时，就已经决定不是由自己来经营而是由作为合伙人的伙计来经营，故而这种“东伙合作”的经营也可以称之为“领本经营”。一般来说，在实行“东伙合作”的合伙制下，财东选择作为经营伙伴的伙计大致上有两个基本
9、条件，这就是：一、领本经营的伙计必须具有足够的经营才能；二、领本经营的伙计必须具有足够的信用。这类事例在现存史料中可以见到许多。于慎行谷山笔尘载：有一贾“为章丘巨室行钱，旧尝不售而归。巨室信此贾，不以为罪。复畀之若干再贾。贾人感其义，获利数倍，誓尽归主人，比分一缗，以是为报”。不料再丧此钱，“又往谒主人，主人口：此亦数也，已而复畀金若干再贾”。贾“入海为市”，大获其利，“遂与主人中分之”。类似的合伙也存在于云南铜矿业中，这就是一种称之为“亲身弟兄”的矿工与投资者合伙的形式。矿工在未采得矿石前，不领取工钱，等到矿井出矿石后，即按照一定的比例与矿主（硐主）分成。这种矿工即被称之为“亲身弟兄”。（注
10、：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8页。） 明清时期的资本组织在采用合伙经营时，通常都会订立称之为“合约”的合伙协议，合伙协议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书面之外的其它形式，如口头约定等，但通常情况下大多采用书面形式。明代中叶以后，在当时流行的一些民间实用书牍中已多刊有“同本合约”、“合伙约”之类的标准合约文书格式，吕希绍新刻徽郡补释士民便读通考就记载有当时通行的这类合约的标准样式。现存明清时期徽商的文书契约中，我们也能看到不少类似的合伙文约。（注：参见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75页；张海鹏、王廷元主编：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11、1995年版，第555556页）由于合伙协议的存在，合伙方相互间就形成了契约上的信任和约束。如明后期山西商人在西北边地与当地土著商人的合伙就是如此。“有山西运商前来镇城，将巨资交与土商朋合营利，各私立契券，捐资本者，计利若干，躬输纳者，分息若干，有无相资，劳逸共济。”（注：庞尚鹏：清理延绥屯田疏，明经世文编第359卷。） 合伙经济中的一般合伙可以发生在资本组织的形成之初，也可以是独资经济组织在经营过程中，作为对原独资组织形式的一种调整。这种调整的发生，一般来说大多是原有的独资商人由于种种原因无法维持原有的经营，而不得不吸收新的合伙人。现存清前期北京著名万全堂药铺乾隆、嘉庆年间资本组织形式的变化
12、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例子。万全堂药铺相传由乐性商人创立于明永乐年间，在清乾隆以前一直是由乐姓商人独资经营。到乾隆十一年时，由于历年所欠“官银、私债、客帐、束修，不能支持挽中邀请索姓进铺料理”（注：崇文门外万全堂药铺资料辑录，清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这样，这家以前一直由乐姓独资经营的万全堂药铺由于外姓资本的加入，也就从昔日的独资企业改组成了先是由乐、索两姓，后由乐、管两家合伙经营的企业，其资本的组织形式也从独资的商人资本转变成了合伙经营的商人资本。 除了上述独资企业由于各种原因邀人入伙而转变为合伙企业外，由于中国社会传统的分家析产制度，一些原本属于一个业主所有的独资企业，由于分
13、家析产而在若干年后就有可能成为兄弟子侄数个业主所共同拥有的企业，企业的组织形式也就从原来的独资转变成了合伙，尽管这种合伙一开始还只是具有亲缘关系的兄弟子侄之间的合伙。如著名的徽商胡开文墨店，在其创始人胡天注时代是完全为胡天注一人所有的独资企业，以后仅仅经过第一次分家析产，原来的独资企业至少在理论已经成为合伙企业（注：徽商研究，第566571页。）。 明清时期的合伙资本组织中，还有一种较为特殊的现象是“多重合伙”。所谓多重合伙指的是一个参与合伙协议的合伙者，他所加入合伙的资本往往并不完全是他个人的资本、或者是以他个人名义借贷而得的资本，而是由其发起并由数个人凑集的资本。发起人将这些实际上由若干人
14、凑集的资本以其个人（或者某一堂记）的名义作为合伙资本入伙，并在资本的凑集者之间，再另行订立合伙契约，由此而在合伙企业的第一层合伙关系之外，又形成了某一方合伙资本内部的又一重合伙关系。此类多重合伙的事例在现存的契约文书中可以找到不少。如康熙六十一年，徽商汪乾初、汪五全两人各出本银240两合伙开设杂货布店字号，其中汪五全所出本银并不全为其个人所有，而是“系蒙亲友邀会之项”，而在汪乾初的本银内，也有属于张熙彩的50两。因此尽管合伙契约中正式载明的是汪乾初、汪五全两人的合伙，但是在他们俩人的首重合伙关系之外，事实上还存在两人各自与其它出资者的又一重合伙关系（注：徽商研究，第556页。）。 明清时期的合
15、伙经营中，还存在一种类似西方中世纪后期“匿名合伙”的“附本”经营。所谓“附本”是指投资者将一定数量的合伙资本（资本额通常都只占全部合伙资本的一个较小部分）交与主要投资人，附于主要出资人的资本中经营，故称“附本”。投入附本的出资人通常并不参与、过问经营者任何的经营方针和具体的经营业务，而只是按期分享经营利润。如明代时徽商程神保在经商中，“宗人杨与从兄贵通各以百金附神保行贾”；徽商吴某为其奴仆某甲诡称他人附股的500两本银“经营数年，计子母得一千八百矣”；明末清初歙县人江国政“业贾淮扬，亲友见公谨厚，附本数千金于公，公诚实持躬，丝毫不苟”（注：大泌山房集卷73；见只篇卷中；张海鹏等主编明清徽商资料
16、选编，黄山书社1985年版，第64、6061页。）。乍一看来，这种“附本”形式有些像经营者的对外借款，但实际上它们与资本借贷有着本质的区别，出资者的投入不是以借贷的形式，而是以资本入伙的形式存在，所分享的也不是固定的借贷利息，而是对资本经营红利的分润。因此通常情况下，它们有着较借贷利息更高的投资回报。这从上述500两本银经营数年即可连本带息增殖为1800两而见一斑。 通常情况下，合伙经济中的一般合伙仅适用于合伙者数量不多情况下，二三人间的合伙经营。如果合伙者数量增多，一般合伙在对入伙资本的划分以及收益权的分配上都会显得力不从心（注：在现存的史料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在对合伙资本以及收益权不进行“股份”等分的合伙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最简单的“劳动合伙”之外，合伙者通常都只有二到三人左右。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等主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