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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十年来八大山人研究综述作者：胡迎建摘要：本文对50年来八大山人研究的主要观点及其动态进行简要的综述，分为二部分：一、八大山人名号及其身世、生平、交游的研究；二、八大山人思想与艺术成就的研究，主要有画作的形式结构、笔墨趣味、画境等研究、画作分期研究、山水画研究、书法、诗歌、禅学思想研究、作品真伪研究、八大的影响以及比较等方面研究的概要。关键词：八大山人；研究；综述八大山人（16261725）是中国十七世纪伟大的书画家，生于江西南昌，明亡后一度为僧，并“竖拂称宗师”，后又还俗。他深受儒释道影响，诗文奇奥幽涩，书法遒健秀润；绘画精妙，尤擅长花鸟、山水画，生动奇特，继承宋元以来诗书画印合一的传统，将
2、大写意的文人画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峰，成为一代宗师。八大身后名满天下，数百年来，受其影响者甚众。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艺术巨匠、画坛泰斗，日益受到世人的瞩目与推崇。但正如瑞典学者喜龙仁在他编著的中国绘画史中说：“八大山人是中国绘画史上那些最具吸引力的特殊人物之一，这类人物是难以把握和明确地予以分析的，因为他们是被他们本人的怪癖和作品的鲜明特性所组成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传奇色彩包裹着，历代围绕这类人物编织出来的传说和故事，使他们显得更为扑朔迷离。”八大山人研究是中国美术史上的热门话题之一。自从八大山人同时代人邵长蘅、龙科宝等人为八大山人立传、评说以来，就不断有人对其身世试图进行考证，或对其生平进行探索，或
3、对其艺术展开讨论、阐释和研究。五十年来，研究八大山人的论文论著越来越多，基本上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研究八大的名号、身世、生平与交游。1960年，个山小像的发现，揭开了考证八大的序幕，就其生平家世、作品真伪等方面出现一些较为系统的考证乃至争论，从而不断排除谬见的迷雾，走向庐山真面，使人们逐渐对八大有一较清醒的认识；二是研究八大思想、艺术成就。历代有关其艺术风格的感悟性、鉴赏性的评语可见于一些作品的题跋及传记中，但作为理性的较为科学的研究论文，赋予现代意义的阐释，也始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半个世纪以来，可以说是八大研究极有收获的时期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并纵深发展，从而带来了勃勃生机，成为八大山人研究
4、再度中兴的时代契机由此，八大山人的研究，从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门独具特色的八大山人研究学科。上世纪的1986年、1988年，先后两次在南昌召开八大山人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八大山人研究学会，促使学人对其研究的全面纵深。研究会上宣读的论文不少出自名家之手，发表在海内外一些重要刊物中。江西人民出版社当时出版了两集八大山人研究，收录了当时发表的这些论文。2000年江西美术出版社出版八大山人全集，第五卷为附编，搜集历年发表的大量论文精选成编并编研究资料存目。2006年9月在南昌又一次召开“纪念八大山人诞辰380周年”国际艺术研讨会，与会代表继续对八大山人的生平、家世、书画风格与艺术创造
5、、诗书画之间的联系进行探讨。但此次研讨会至今未见有论文集问世。从研究者队伍来看，不少是海外学人，特别是港台地区、美国、日本的学者较多。有的穷毕生精力于此，成就卓著。至于鉴定专家，多又集中在北京、上海两地。一批老专家为八大研究作出很多努力，但年事渐高；进入二十一世纪，新一代研究八大山人的专家崭露头角，在资料的进一步发掘整理方面，在字号、身世方面，在作品的解读方面，仍有不少创获，且个人研究专著也陆续问世。现将五十年来有关其研究的主要观点及动态分为两大部分作一综述。一、八大山人其人其名号及其生平的研究（一）八大山人的名号研究八大山人名朱耷，自署号有雪个，又号人屋、驴屋驴、书年、驴汉、八大山人等。其名
6、号是八大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争论颇多。过去有些记载如曹茂先的绎堂杂识及白璜的西江志载其姓名朱耷，但“耷”之义实为“大耳”，含有贬义，故此说引起一些学者的怀疑。启功先生认为“耷”为“驴”的俗体字。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朱耷是乳名或庠名。八大本人在不同时期改用不同名号，表现其思想、生活的改变。其自号驴、驴屋等以自嘲，许多人对此有误解，甚至说他“自称为驴、驴汉、驴屋一鼓作气做下如此释教中人不可能做的事”（叶叶论胡亦堂事变及其对八大山人的影响）1（P1075）。这些误解，是因为不明白“驴”字在禅门的意义。饶宗颐先生在禅僧传綮前后期名号之解说一文中找出了八大的灯统，自曹洞宗38世上溯至38世，又从禅宗语录中找
7、出许多言“驴”的出处。八大采用“驴”字命名，正是他还俗而不愿放弃禅门灯统的一个标记。他不同意启功“耷”盖“驴”字的俗写之说法。其理由是：清代阎尔梅号白耷山人，事实上与驴并无关系。但饶氏所引五灯会元一则材料中，将南泉与鲁祖山宝云禅师混为一人，是其疏误。关于八大山人之号的含义也有不同看法，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说：“每观山人书画，款题八大二字，必联缀其画，山人二字亦然，类哭之笑之，字意盖有在也。”1（P1336）此说流传甚广。但蔡星仪据其书迹考证，八大早年与晚年有不少款题并不联缀而写，并无哭笑之义。而同时代人陈鼎说道：“其言曰：八大者，四方四隅，皆我为大，而无大于我也。”此说是据八大乡亲对其含义的揣测
8、，与八大狂癫后心境恢复平静的心理不相符合。而龙科宝画记所说“尝持八大人园觉经，遂自号曰八大”的说法，似更符合八大思想心理发展的历程。其题跋云：“山人陶八，八遇之已”。（关于八大山人研究的几个问题）1（P1008）。也可能有信奉此经已八年的意思在内。饶宗颐一文中认为哭之笑之，可从“道谛”方面加以观察，他从五灯会元等书中找出禅林中忽哭忽笑的例子来印证，如百丈祖师“适来哭，如今笑”等。而八大在胡亦堂座上“忽痛哭、忽大笑竟日”应是一种顿悟后的心理变态，并非精神错乱。至于其印章“掣颠”、“刃庵”之义与个山像赞所云“白刃颜庵”之语都出自洞宗法门。他还考证八大人觉经为后汉安世高译，而认为“八”是佛门一个重要
9、法数，“山人深通禅理，他陶写陶醉在八的法数里面。”（禅僧传綮前后期名号之解说1（P1041）也有的学者根据八大山人自书“山人陶八”，认为此语是指道士。而萧燕翼则认为“陶”为朱字的隐语。因范蠡功成后隐居经商累家产钜万，自号陶朱公，并以八大陶颂一诗为证：“小陶语大陶，各自一祖宗。烂醉及中原，中原在何许。”（八大山人之名号）1（P1056）近年来，朱良志认为其号应将“八大山”与“人”断开读，“八大山”是佛教中的词汇，佛教认为以须弥山为中心，四周有八座大山围绕。八大山人认为习赵孟睢鞍舜笊骄蹙倍谜庖淮驶悖砻魉匀缋吹木把觥2至于“个山”一号的意义，见于个山小像蔡受的跋：“个山个山，形上形下，圜中一点。”萧
10、燕翼据此认为其义为“个有个，在个个之中，个无个，反而超出个个之外。个字成为圜中一点，又仿佛普天下一人般的独大”（八大山人之名号）1（P1056）。（二）八大山人的生平及身世研究由于史料的缺少，关于其生平、身世向来有如谜团，随着专家们的考证，有些问题逐渐明朗并取得共识。一般认为八大山人为明太祖朱元璋十七子朱权九世孙，袭封为辅国中尉，世居南昌城；祖父奉国将军朱多炡，能诗文，善绘画书法。其父工书画。朱耷八岁能作诗，十一岁能作画。明亡后，起初在进贤介冈出家，后到奉新县，在临川县还俗回南昌。争论的焦点大约在如下几点：1.八大山人因何原因还俗；2.还俗后在南昌何处，是在青云谱为道吗？六十年代在江西奉新县奉
11、先寺发现个山小像上，有八大自题及他人所题跋共26处，为研究八大生平身世最可靠的材料，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兴趣。最早目睹并研究此小像的李旦，发表了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一文，认为八大山人就是清初修复青云谱的道士朱道朗，从而认定八大“欲觅一个自在场头”，曾隐居于此。并据净明忠孝宗谱记载，认定八大山人去世后“葬广度庵东南隅莫家山”，“该地距青云谱五里，亦确有其墓。”1（P980）对于八大即朱道朗之说，汪世清作八大山人不是朱道朗进行反驳。还有叶叶读朱道朗跋癯仙筮吉肘后经后一文，据此跋考证朱道朗并非八大，并将两人活动进行编年比较，找出年龄的差异与各自不同的封藩世系，以及在宗教信仰活动方面的显著区别，遂得大明
12、于天下。王方宇则认为将朱道朗误为八大，始于青云谱志中的周体观青云谱道院落成记的记载，此记极不可靠。汪世清八大山人的世系问题一文，根据李麟和朱堪注的诗详考八大山人属“统”字辈，谱名为朱统鐢，以国朝诗征中朱堪注诗题拟乐府题叔父八大小影作旁证。而个山小像中饶宇朴跋“个山綮公，豫章王四世孙贞吉先生孙也”被圈去“四世”两字，认为“这个墨笔圈决不是随意划上的，而是确知四世二字的不符合实际然后圈去的。”1（P1022）但圈者究竟是八大还是饶宇朴，或是后人，还难以求证。李旦丛考中的世系考考证八大的祖父是朱多炡，父亲朱谋朱良志则根据八大山人的佛门法兄饶宇朴诗集残本，发现八大之兄为朱仲韵，又在方以智、陈弘绪文集中
13、找到这二人均为朱贞吉之孙的旁证，考证八大山人应是朱贞吉的三世孙。这就为汪世清推断四世孙不合实际之说找到了有力的佐证。还有八大即“朱由桵”之说，见于清王芑孙所作题跋。对此，八十年代初有刘九庵对此作了辨误（见记八大山人书画中的几个问题），继而有汪子豆八大山人与由桵一文，考证八大山人并非由桵。此说基本得到学术界的认同。还有朱中桂（吴同之说）、朱议冲（郭若愚之说）、朱议涉（汪子豆之说）的考证。但经近年来的一些论文辨证，当属无稽。由于李旦在丛考一文中谈到：当时“胡亦堂由新昌（即奉新县）调临川为知县，他听说八大很有名，便以延请为词，邀去作客，诱他为清廷效劳，这使他十分愤怒，遂佯为疯癫，独自走回南昌，不久他
14、乃回到青云谱，并在这里渡过花甲华诞。”1（P1056）中外不少学者鉴于八大山人王孙身世、宗教地位，孤高愤世的性格，多从民族主义立场推敲八大与胡亦堂的关系，认为两者必当如仇敌。如日本中山八郎附同李旦的说法，认为胡亦堂乃一忠心新朝的文化人官僚，替满清主子防范八大山人的反清活动，八大实际上是被胡某软禁在临川县令的衙门内，后来才逃脱。叶叶撰文反对此说，认为与事实真相相距尚远，以大量资料论证胡亦堂是一关心民生、重视文化的好官。考证八大应邀居留临川的时间是在康熙十八年春夏之际，八大曾在新昌县就与时任县令的胡亦堂相识，此时更受到礼遇，并与胡亦堂邀来一批文人相与唱和，情真意挚，并无受逼迹象。一定要把八大加工造
15、成实际上参加过反清运动的民族英雄人物，并无道理。至于他为什么在临川时发狂，乃是因宗教虔诚与家国之痛二者间的矛盾无法解决所至。是否真的癫狂，一说认为是佯狂，如徐复观认为其佯狂“可能和僧徒上堂祝圣有关”；“八大还俗而欲不为满清之冠发所污，只有佯狂装哑”（增补石涛之一研究）。3（P94）朱良志认为，八大离开佛门乃是因身体原因，而不是对佛门的厌恶。近来还有陈立立的析八大山人之狂，继续就其“狂”作出新的探讨。4关于八大山人返南昌之后是否做过道士，也存在不同看法。郭味蕖认为他“从僧人转为道士”（明遗民画家八大山人），1（P987）谢稚柳持相同看法，并以八大自题“山人陶八”与“可得神仙”一印章证之。并引颜鲁
16、公碑中云“吾昔江南遇道士陶八，八得刀圭碧霞饵之”之语为证（八大山人取名的含义和他的世系）。1（P1039）此说近年来一些学者持有异议。但不管如何，八大思想受过道教影响，向往其境界，在诗文中有大量证明，却是不争之事实。还有的通过对其个别作品分析来考证其生平活动、事件。如李叶霜八大山人孔雀图的秘辛一文从宋荦诗集中发现有四首与孔雀有关的诗，证实八大著名的孔雀图“其讽刺的对象，乃是当时的江西巡抚宋荦”，“而张山来八大传记中记八大所说：今某公固风雅者，不就见而招我，我岂可往见哉？乃讽刺江西巡抚宋荦之一项佐证”。1（P1250）并指出宋荦任江西巡抚时曾镇压过反清运动，这或许是八大厌见宋荦的因素。关于其生存状况，蔡星仪在河水一担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