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改革的读书笔记》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管仲改革的读书笔记（4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管仲改革的读书笔记改革举措政治行政在政治方面，管仲特别强调建立一套严格考核、任命和提拔各级官吏的办法。古人云：圣人治吏而不治民。管仲主张，在官吏的任命与管理上，要以劳受禄、受禄不过其功，故明主之治也，明分职而课功劳、案其功而行赏，案其罪而行罚。他还激烈地批评以下三种不良现象：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他认为这三种现象都是国家的大患、动乱的根源。管仲整顿行政管理：叁其国而伍其鄙。所谓叁其国，就是将国划分为21乡，士居15乡，工居3乡，商居3乡，分设3官管理。所谓伍其鄙，就是将鄙野(国都之外的广大地区)分为5属，设立5大夫、5正官分管。属下有县、乡、卒、邑4级，分别设立县帅、
2、乡帅、卒帅、司官管理。整顿行政系统的目的是定民之居，使士、农、工、商各就其业，从而使部落的残余影响被彻底革除，行政区域的组织结构更加精细化，并且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用人人事他提出的用人原则是：德义未明于朝者，则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见于国者，则不可授以重禄;临事不信于民者，则不可使任大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在任命一切官员时，都必须根据其实际的政绩，特别是要有取信于民的真实政绩,而不是虚假的、表面的政绩。此外，他还出一套对于各级官员实行奖惩的具体办法。兵制改革其原则是作内政而寄军令，其措施是参其国而伍其鄙，其内容为：将全国分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工商之乡不从事作战，实际从事作战的是士乡
3、十五。五乡为一帅，有一万一千人。由齐君率为中军，两个上卿各率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就是参其国。一乡有十连，一连有四里，一里有十轨，一轨有五家，五家为一轨，这就是伍其鄙。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居处在一起，因为利害祸福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见国语齐语)。这是一种社会与军事相结合的战斗体制，亦为后来大规模的战争作了准备。经济政策管仲把富民放在首位。他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如何实现富民的目标呢管子认为发展农业生产最重要。因为五谷粟米，民之司命也，粟者，王者之本事，人主之大务也。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就要辟田畴、制坛宅、修树艺、劝士民、勉稼穑、修墙屋，此谓厚其生。
4、同时他十分重视工商业。他说：无市，则民乏矣。无末利，则本业何出因而管子认为，农、工、商各业必须同时兼顾，务本饬末则富。管仲相齐的经济政策是遂滋民，与无财(国语齐语)，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史记齐太公世家)。或言通轻重之权，徼山海之业(史记平准书)，以至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史记管晏列传)。管子反对向树木、六畜和人口抽税，而主张唯官山海为可也，山海就是铁和盐(管子海王)。若此记载为可信，则于管仲时就已经实行了统治盐铁的经济政策了。管仲实行了粮食，准平的政策，即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故大贾富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汉书食货志下)。这种准平
5、制，平衡粮价，间接承认了农民自由买卖粮食的权利及自由私田的合法性，保障了私田农的生产利润。管仲提出相地而衰征即按照土质好坏、产量高低来确定赋税征收额，同于马克思级差地租。管仲面对当时竭泽而渔的经济开发，为了有效利用齐国的林木和渔业，制定了山泽各致其时。即历史上最早的自然环境保护法，即禁止人们为了眼前利益而滥伐滥捕,以保护树木和鱼类的正常生长、免遭破坏。伐木和捕猎只准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管仲修齐太公九府圜法，在齐国设立了专管货币的机构轻重九府呻。齐国由政府统一铸造货币，这种规范的货币呈刀形，名为齐法化或节墨法化，俗称齐刀。管子熟练的运用轻重之术对外策划了衡山之谋、石壁谋和菁茅谋，堪称古代货币战争的
6、经典案例。在管子奢靡一文中，系统的阐述了消费对生产的促进效用。法制改革管仲以法治国，事断于法。提出：明主者，一度量，立仪表，而坚守之;故令下而民从。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群臣皆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为奸。百姓知主之从事于法也，故吏所使者有法，则民从之;无法则止。民以法与吏相距，下以法与上从事。故诈伪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贼心，谗谀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为非。故明法曰：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正法直度，罪杀不赦，杀戮必信，民畏而惧。武威既明，令不再行。就是：法律公正，制度明确;杀有罪，不宽赦;执行刑罚一定说到做到，民众就会畏惧。权威明示于众，法律就不
7、必一再重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严格执法，公开执法。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制，则下皆会其度。君之置其仪也不一，则下之倍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翻译过来就是：国君统一立法，百官就能守法;上面把制度公开，下面行事就都能合于制度。如果国君立法不能统一，下面为公法而另立私理的人就会增加。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则死，益令则死，不行令则死，留令则死，不从令则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翻译过来就是：英明的君主知道治民的根本，根本中没有比法令更重要的。所以说，随意增删法令的，不执行不遵守法令的和扣押法令的都必须处
8、死，法令有了权威，下面的人就畏惧了。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公元前685年，齐桓公同意管仲以法治国的法制主义理念，在齐国实施。此后，事断于法便成为法家法治的基本理论。在这一基本理论的指导下，管仲整肃齐国内政，上下齐心，国家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从而实现了称霸中原。社会政策在社会政策方面，管仲特别重视调节贫富差距。他主张：治理国家，要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他认为，夫民富则不可以禄使也，贫则不可以罚威也。法令之不行，万民之不治，贫富之不齐也。又说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因此，他认为统治者的首要任务就是及时地调节社会贫富：散积聚，钧羡不足，分并财利，而调民事也。管仲推行礼法并重，即推行道德教化，也可以称为德治，形成了霸业和礼治相结合的思想体系，即礼、法统一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在治国的过程中，礼义教化与厉行法制是相辅相成的，明智礼足以教之乡置师以导之;然后申之以宪令，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致矣(权修)。这一理论较之儒家的重礼教轻法制，较之秦晋法家的严刑峻法，较之道家的消极无为思想，无疑是一种更全面、更有价值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