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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场域视角下的社会组织商业化研究以中国环保社会组织的商业化为例程培上海大学摘要：以往对社会组织的研究多把焦点放在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忽视了市场主体对社会组织的重要影响。本文采用组织场域的研究视角，旨在讨论市场对社会组织的影响机制。文章试图从整体上展示社会组织场域的结构化过程，同时从个体社会组织的行动视角呈现出场域中强制性制度、规范性制度和认知性制度等制度性机制对个体组织的规训作用,以及个体行动者使能的一面。以市场作为主要资源渠道的社会组织，逐渐出现目标商业化、管理方式商业化、接受商业理念等商业化的倾向，这虽然有利于组织获取市场资源从而更好地维持生存，但社会组织的商业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
2、了组织的公共价值和社会目标。关键词：制度环境 组织场域 商业化 公共性一、问题的提出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型的背景下，社会组织的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政府和学界共同关注的内容。以往学者多把焦点放在政社关系上，对社会组织的研究由最初“国家VS社会”的宏观分析视角扩展到制度分析、行动策略分析等中观和微观的分析层次（张紧跟，2012；陈为雷，2013；纪莺莺，2013）,同时，对行业协会商会类社会组织的研究增进了对政商关系复杂性的认识。然而，研究政社关系的学者们没有看到，市场同样对社会组织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近几年来，在众多研究者关注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同时，也有研究者将研究重心放在社会组织与市场的关
3、系上，尤其关注企业、基金会等主体对社会组织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有学者用资源依赖理论视角来解释社会组织的市场导向性，认为社会组织具有典型的外部资源依赖特征，实施市场导向的战略，能够降低社会组组对外部环境要素的依赖性（胡杨成、蔡宁，2008）0需要指出，现有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市场和社会组织的关系来说还远远不够。资源来源结构多元化或以市场作为主要渠道的社会组织，与以政府为主要资助方的社会组织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同，受到的约束不同，行为特征与组织方式存在较大差异。此类社会组织受到的制度约束、行为特征等值得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而目前学界对此类社会组织的关注并不多O在理论想象上，资源来源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被认为是最有
4、自主性、最有可能成为公共性承担者的组织。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依赖会影响社会组织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如果社会组织能够降低对政府的依赖，就可能会具备较强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从而更好地实现它的功能，换句话说，多元化主体参与到公共领域的活动中，有利于改变中国公共领域的资源供给结构和主体关系结构，推动公共性生产（李友梅等，2012； Yao Lu & Ran Tao,2017）。然而，在现实中，在企业和基金会越来越注重向公益领域进行资助的背景下，社会组织充分发挥能动性,通过“主动寻找资源”、“一个项目多方化缘等方式多方吸取资源，坚持以资助方需求为导向,把资助方看成客户，力图满足对方需求。社会组织希望与企业、基金会
5、等资源提供方建立长期关系，从而增加自身对未来发展的稳定预期。在此前提下，社会组织的思维强调客户导向，站在“客户”需要什么的角度去考虑，企业相当于供应商的性质。为了迎合与适应“客户”需求，社会组织会积极建立品牌项目、采用商业思维的运作模式等多种努力，尽最大可能为自身生存和发展争取机会。客户导向思维是机构能够成功与资源供给方合作的前提，但是，过渡重视客户需要，按照客户需求来执行项目，忽略了项目执行的价值产出和受益群体，不利于实现机构自身的公共价值目标。具有公共价值、但得不到资金支持的项目得不到执行。一方面，企业注重短期社会效应和量化、可视化的结果，淡化对社会效益的重视程度,企业更关注公益项目的传播
6、效果而非给受助群体的帮助，这样流于形式的评估导向会影响社会组织行为的公益性。项目活动从数量上看已初具规模，但是活动效果和质量却有待提高。另一方面,“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的态度导致公益社会组织和企业的关系不对等。“拿人手短”的思想在公益机构与企业的合作关系中广泛存在，有人认为二者的合作关系就像“和尚化缘”，公益机构有意无意中会降低自己的姿态，努力迎合出资方的要求。身份的不对等关系会加重项目方向由企业主导的趋势，公益机构在合作关系中的身份不断边缘化。2 .组织内部管理商业化净海的内部治理结构受到组织成立之初性质的影响，延续了公司式的治理模式。组织2007年成立时，以工商注册的身份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
7、公司化运营模式和商业化逻辑主导着组织的内部管理和日常运作。(1) 专业的管理队伍2017年，社会组织的管理层引入以为企业管理人才。组织管理层的企业绩效制管理方法对组织发展模式、发展策略有着重要影响。仁渡自成立以来，先后委托SEE团队、劲草导师群、元工作室、ABC美好咨询服务社等专家团队为本组织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咨询方以企业思维诊断社会组织的问题，并为净海提出相应的改善目标。组织内部企业管理人才的引进、企业管理方法的应用，以及专业的咨询、导师团队对组织进行的能力建设，都促进了商业性规范和认知理念在组织内部的传播。(2 )项目部管理的组织结构净海采用项目部管理的方式开展业务活动。在净海的组织架构中
8、，理事会是最高决策机构，任命主任，选举理事长。监事一名承担监督职责，理事和监事日常业务工作基本不介入，组织活动具有很强的自主性。2013年，原为理事会成员的梁先生任职净海组织的主任，作为全职人员管理该组织的日常运作。梁先生的领导能力、管理能力和个人特点对净海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清海的组织架构图看似完整。但实际运行情况却不如架构图这样清晰。该组织结构最主要的特点是员工身兼数职，这又和社会组织员工少、员工流失率高的情况相联系。主任梁先生兼任综合管理部经理和研究部经理，助理主任兼任合作项目部经理、公众倡导部经理。兼职的会计员工同时担任出纳。行政人事由一位兼职员工负责。表面看来,该组织是项目部制，
9、各部门间责任分工明确，但在实际运行中，同一名研究助理为多位项目经理服务，承担来自多部门工作的压力。3.商业理念与公共价值理念的张力社会组织场域中广为传播的商业理念被组织所接纳，而这一理念与组织一直以来坚持的公共价值倡导理念存在一定的张力，这种张力通过组织内部以及不同组织间的互动表现出来。(1)商业理念的内化社会组织认可并接受场域中“用商业逻辑来做公益”的认知理念，并将这一理念落实到组织的实践中。在实践过程中，职业化、专业化的理念被组织成员所接受。仁渡的员工普遍认为，做公益，不能打苦情牌。要学会用资源挣钱，利用资源求得自身生存和发展。在组织工作经历两年以上的员工，他们皆把自己定位成为一名“职业人
10、”，而非一名“公益人”。对公益性社会组织的机构价值认同感不强，是除了薪酬以外，造成公益机构员工流动频繁的原因。(2) 场域中行动者之间的冲突当行动者参与到场域中，同行业行动者之间的冲突渐渐地出现，场域内围绕信息资源产生的摩擦和冲突不断发生。2014年，深圳一家基金会与净海合作，共同申请了一个项目。项目一起之后，基金会对净海的工作产出不满意，因此停止对项目的资助，净海依靠另一家基金会的筹款，完成了项目二期、三期的工作。2017年，二家组织同时凭借此项目申请了水环保创新项目的奖金。项目主办方决定将两万元的项目奖金平分给两家组织。净海提出所有奖金都归自己，因为项目二期和三期运行红树林并没有给予项目支
11、持,红树林拒绝接受仁渡的提议。双方讨论无果,两家组织最后都把发票提交到了水环保项目主办方。这仅仅是场域中众多行动者互动中的一个小摩擦。在以净滩为主要工作领域的环保组织场域中，同行行动者之间已出现竞争和冲突。行动者围绕合法性地位、信息、资金、客户等资源展开争夺，场域在动态变化中维持着稳定。（3）志愿者队伍的不稳定性志愿者，是公益性社会组织在职员之外的另一个人力资源支柱。志愿者的数量和服务时间，是评估一个公益机构社会资源动员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净海组织缺乏志愿者日常管理办法，缺乏常规机制来维持与志愿者的关系，缺少对与志愿者服务时间、服务内容的具体信息记录。仁渡与企业单次合作展开净滩活动的模式，导致
12、仁渡本身缺乏一支稳定的志愿者团队。2016年，净海共组织28场净滩活动，共有1119名志愿者参加，但大部分志愿者都是企业员工，他们仅仅把参加净摊活动当作完成公司分配的因此任务，净海在组织净摊过程中更多地是从技术层面来指导净摊活动的程序流程，对净摊活动的价值和意义没有强调。净摊活动作为环境保护的象征性意义没有被志愿者所内化，企业员工转化为净海组织长期志愿者的比例很低。（三）案例小结仁渡净滩的案例具有典型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以市场资源为主的社会组织的生存状况和生存策略。本文虽然是以社会组织的视角出发，揭示社会组织与几大“金主”、以及同行行动者、志愿者的关系，然而，我们需要看到，在市场资源为主的
13、公益场域中，社会组织只是处于边缘性地位，它的生存能力取决于其资源获取的能力。组织场域形塑了仁渡的生存空间，同时仁渡也发展出一套精致的策略来顺应或规避场域的力量。需要指出，组织的商业化过程使得社会组织本身的公共价值倡导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为了被场域中处于中心地位、掌握资源的行动者所接纳，社会组织积极调整自身的角色和服务内容，以精致化、特色化、包装良好的品牌项目主动迎合企业、基金会的需求，接受企业、基金会的“商业手法做公益”理念并付诸行动，渐渐发展出一套理性化的生存逻辑。而这种商业理念做公益的生存逻辑悖离了社会组织“以公众为本、进行公众倡导”的公共价值理念，商业理念和公共价值理念之间的张力通
14、过组织成员互动、组织与同行的竞争以及组织和志愿者的关系呈现出来。五、结论与讨论中国政府对社会组织资助趋势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使得社会组织对自身发展没有稳定的预期。无论是缺乏政府资助的草根组织还是持续获得资助的官办社会组织，发展中都面临着许多制度性限制，这些限制涉及到服务类型、服务范围、政治影响以及与国际社会组织的合作关系。因此，寻求更多的自主性空间成为非营利组织市场化的一个原因。对西方社会来说，社会组织市场化、商业化的行为使得它们与商业组织的界限日益模糊,与其追求的公共价值和公益目标渐行渐远；相比之下，中国社会组织的市场化、商业化行为发生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这使得社会组织从对政府的单一依赖中
15、逐渐独立出来，为其赢得独立性、自主性和更灵活的生存发展空间提供了机会(Yu&Chen, 2018)。这一角度对对中国社会组织市场化的分析，认为市场化把社会组织从单一的权威主义控制体系下解放出来,有助于社会组织获得更大的自主性。但是，这一分析忽视了社会组织在进入市场的过程中,企业、基金会等市场主体的逻辑对社会组织的规训作用。对于中国社会组织商业化及其可能带来的影响,我们需要通过更深入的探索,在具备更详实、全面的经验材料基础上,对其影响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有学者认为，企业参与到公共领域的活动中，有利于改变中国公共领域的资源供给结构和主体关系结构，推动公共性的生产。围绕公共产品的分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交往和协商构成了公共平台，多元主体的参与有利于公共性的培育(李友梅等，2012)o然而，多元化主体的参与并不直接推动公共性的培育和发展，个人或群体参与公共活动的积极性和理性能力不同，不同主体的理性反而有可能产生非预期的后果。企业和基金会作为制度生产者,其行为逻辑同样会形塑社会组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行为。当追求盈利与效率的市场主体参与到公共领域时，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组织发展中的目标转变。当生存目标取代公共价值目标成为组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