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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钱钟书夫人杨绛：淡泊背后的风华博学、恬淡、低调这几个词汇都可用于描述杨绛和钱钟书伉俪的公众印象。钱钟书在世的时候，几乎不见媒体记者，报刊和电视难见宣传他的踪影，甚至一些不重要的学术活动都不参加。钱钟书去世后，杨绛也如出一辙，只忙她份内的事，坚守她和钱钟书的文字世界。杨绛曾对记者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像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然而，就是这位淡泊处世的老者，她的作品曾被邓小平作为国礼送给西班牙国王，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在老
2、人百岁华诞即将到来之时称她为“国家的宝贵财富”。一代才女在“人生边上”的思考闪耀着人生智慧才子佳人的世纪良缘“缘起一面”杨绛本名杨季康，她曾如此解释自己的笔名来历：“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由此杨绛便成了笔名。”1941年，她在上海一家小学任代理教员时写喜剧称心如意，是第一次用笔名“杨绛”。1943年1月，称心如意由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生搬上舞台，5月上海联谊剧团在金都大戏院进行演出。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一个开明知识分子家中。父亲杨荫杭曾先后考入北洋公学、南洋公学，尔后又留学日本、美国。学而优则仕，杨荫杭在日本和美国学的是法律，归国后历任民国政府江苏省高等
3、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司法部参事等职。杨绛生在北京，未满百日，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杨绛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身为大家闺秀又是才女,杨绛却全然未脱孩子般的淘气。在东吴大学时，除了戏曲、歌咏、器乐演出外，她还很得意自己善于“削水片”，“一片薄砖或瓦片抛出去能在水面上跳十几跳”。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着浪费时间，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
4、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借读燕京大学的手续办妥，杨绛的父亲不大放心，说：“你若能邀约到男女同学各3人同行，我便同意你去。”杨绛果然约到周芬、张令仪两女生，孙令衔、徐献瑜、沈福彭三位男生。张令仪本约定同行，但她临上火车，变卦不走了。1932年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上。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在四处打探，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三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杨绛一行5人须经考试方能注册入学。杨绛考试结束后，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友蒋恩钿，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钟书。这是钱钟书和杨绛第一次见面。杨绛初见钱钟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
5、，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钟书，说杨季康（杨绛原名）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钟书存心要和杨绛好，定要孙令衔说清楚是怎么回事。他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钟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两人虽然没有互倾爱慕，但从此书信往返，以后林间漫步，荷塘小憩，开始了他们长达60余年的相濡以沫。或许这份“命中注定”可以追溯到更早，杨绛8岁的时候陪爸妈去无锡的一处旧宅看
6、房子，那正是钱钟书家租住的房子杨绛并不认为她和钱钟书是“一见倾心”，因为之前杨绛就听到过钱钟书的“聪明和才华”，以及他的冒牌“未婚妻”。杨绛与钱钟书交好以后，给费孝通写过一封信，告诉他：“我有男朋友了。”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仍跟杨绛做普通朋友。后来，费孝通与钱钟书也成为朋友，与他们
7、夫妇友好相处。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钟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钟书出国前新买的一双皮鞋，刚下飞机鞋跟就脱落了。费孝通手头有外币，马上借钱给他修好。钱钟书每天为杨绛记下详细的日记，留待面交，所以不寄家信。费孝通主动送他邮票，让他寄信。钱钟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杨绛开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有时也派女儿或身边工作人员钱钟书去世后，费孝通曾去拜访杨绛，杨绛送他下楼时说，知难而上了。”但费孝通有新作出版，仍送杨绛“指正”探望杨绛。193
8、5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在别人印象中“书呆子”气十足的钱钟书，在生活上对杨绛却是嘘寒问暖、关怀备至。随后，夫妻俩游学于英、法。杨绛和钱钟书都学西方文学，读同一方面的书，都在图书馆埋头用功，像书虫那样“饱蠹”，还相互交流。杨绛说：“我们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感情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锺书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他知道我死心眼，爱先读原著，有了自己的看法，再读别人的评论或介绍。他读到好书，知道我会喜欢的，就让我也读。杨绛爱读诗，中文诗、外文诗都喜欢，也喜欢和钱钟书一起谈诗论诗。他们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并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
9、的字。杨绛说：“妥贴的字，有黏性，忘不了。”杨绛夫妇的生活尽管忙乱，然而钱钟书的“痴气”时而“发作”，为生活平添了几分欢乐。据杨绛回忆：锺书的“痴气”书本里灌注不下，还洋溢出来。我们在牛津时，他午睡，我临帖，可是一个人写写字困劲上来，便睡着了。他醒来见我睡了，就饱蘸浓墨，想给我画个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我就醒了。他没想到我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快洗破了，以后他不再恶作剧，只给我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1937年，女儿钱瑗在英国出生。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1岁的女儿回国。杨绛曾向钱钟书转述一位英国传记作家对自己美满婚姻的描述：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
10、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钱钟书当即道，我和他一样。杨绛说，我也一样。“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这是钱钟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冰心生前则如此评价：“他们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他们有风骨、风度，又有风趣，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可敬可爱的一对朋友。住“牛棚”的“模范夫妻”相会菜园的佳话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时，叶公超教授让杨绛从英文翻译一篇论文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杨绛并不热心政治，那篇文章既沉闷又晦涩。杨绛曾回忆说：“我七翻八翻，总算翻出来了。”交了卷，却得到叶公超的好评，没有多久就在新月杂志上刊登
11、出来了。这是她的第一篇译作。日本投降后，杨绛一度在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任外文系教授。她曾翻译过英国伤感主义作家哥尔德斯密斯(1728-1774)的散文世界公民中的一段，起名随铁大少回家，发表在储安平的杂志观察上，博得傅雷的称赞。解放战争胜利后，杨绛应聘到北京清华大学西语系任教。16世纪中期，西班牙出版的小癞子原名托美思河的小拉撒路，描述了一个卑贱穷苦孩子痛苦遭遇的故事。杨绛到清华大学工作后，读了英译本西班牙经典之作小癞子，很喜欢，就认真地把它译了出来。后来得到法译本，又重译了一遍。可是，她又发现转译中的错误，于是又从西班牙原文第3次译了这本小说。她认为“从原文翻译，少绕一个弯，不仅容易，也免了
12、不必要的错误”。1953年院系调整后，杨绛被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科部(即后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直到退休。我这面不成样的1958年全国“拔白旗”，杨绛的论菲尔丁是被拔的对象。杨绛曾说：小白旗，给拔下来又撕得粉碎。”就此，她决心再不写文章，遁入翻译。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那年8月9日，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钟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受到红卫兵和造反派的百般侮辱。
13、钱钟书屡遭无端攻击与诬陷时，杨绛全力卫护他。造反派把忿怒洒在杨绛头上，批斗她给钱钟书通风报信。杨绛没有感到屈辱，反而认为值得自豪。每天上班，他俩各自挂着自己精心制作的牌子，自己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鉴赏。一天，钱钟书在被揪斗中，头发给人剃成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头，亏得杨绛一向是钱钟书的“理发师”，赶紧将“学士头”改为“和尚头”，抹掉了“十”字。尽管被批斗，但他们的感情融洽到给人一种“胶着”的亲密感。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们一同上下班，互相照顾，走时肩并肩，手挽手，被学部的人誉为“模范夫妻”。1969年11月，钱钟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刚
14、下去时，钱钟书负责烧开水，成天围着锅炉烧水，烧得“两鬓苍苍十指黑”！而且，冬天的北风老往炉膛里灌，水老烧不开。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每天早出晚归，集体劳动，还参与过掘井的工作。“我以菜园为中心的日常活动，就好比蜘蛛踞坐菜园里，围绕着四周各点吐丝结网；网里常会留住些琐细的见闻、飘忽的随感。”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钟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钟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
15、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杨绛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传统戏曲中的才子佳人相会后花园，在这里有了新的演绎。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钟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鱼雁往来，给他们生活增加了慰藉。10年的劫难，10年的缄默，10年的荒废，对于惜时如金，以写作为生命的杨绛夫妇来说，该是一场多么痛苦的灾难，一种多么罕见的浪费。曾有人问杨绛：“你们有没有为自己当初没有离开大陆而后悔？”杨绛说：“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
16、也不肯放弃的。”“没有什么后悔的，人活着不一定全是为了享福。”10年“牛鬼蛇神”生涯，让杨绛对民族、对民生、对苦难有了最深刻的体验。“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钟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了，终日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被选为政协委员的钱钟书也总是因病“逃会”，不理“政事”。在他们眼里一切的名利都如浮云，惟有时间重于黄金。浩劫过后，她才重新提笔。她的干校六记悲凉中包含诙谐；洗澡则是智趣地描绘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群像”。杨绛超凡的知性令她看得透人性的缺陷与局限，但她的理解和包容又让她下笔敦厚而温婉。即便在动荡的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诃德。1978年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