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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子家司马迁与史家司马迁提交人：lionudas文章所有中华文史网日期2007-08-27阅读次数415张京华诸子学与史学本各有其不同原则，二者区别显著。刘知？说：“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1（史通惑经）章学诚说：“诸子百 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2（文史通义原学下）刘知?又说：“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 义大矣哉。”1（史通叙事）说明诸子学是主于思想、议论、博学多闻，史学是主于叙事直书。司马迁所著史记在四部中属史部，居二十四史之首，赵翼称之为“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3（廿二史？记卷一各史 例目异同）东汉
2、时尚未有四部之分，汉书艺文志列史记于六艺春秋家之后，春秋为鲁史，仍是史书。史学的含义，即如班固所说，首在 实录。“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4（汉 书司马迁传赞）对此，刘勰也曾有所讨论，说：“开？草昧，岁纪绵邈，居今识古，其载籍乎。轩辕之世，史有仓颉，主文之职，其来久矣。曲礼 曰：史载笔。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古者左史记言，右史书事，言经则尚书，事经则春秋也。”5（文心雕龙史传）所说“载 籍”、“载笔”、“主文”，其核心在于记言记事，真实可信。春秋左传宣二年记述晋太史董狐之事：“太史书曰：赵
3、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孔子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实录”、“良史”二语，最足以说明史学的基本原则。史记向以“文章”4（汉书公孙弘传赞）著称，文笔“疏荡”、“有奇气”，6（王安石集栾城集上枢密韩太尉书）被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7 （P59）但将其归为史书一类，应无异议。章炳麟说：“史记为诸史之宗，文章虽美，而用在实录，勿以文人之见求之。”8（？汉三言？汉雅言？记）然而，史记其实也是一部子书，其所为作，上受命于其父司马谈，下传继于外孙杨恽；其最初的书名为太史公或太史公书，章学诚说：“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2（文史通义释通）“太史公”犹言“司马子”。而司马迁的著述意图，更
4、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4（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少卿书）。如刘知？所说：“昔丘明之修传也，以避时难；子长之立记也，藏于名山；班固之成书也，出自家庭;陈寿之为志也，创于私室。然则古来贤俊，立言垂后，何必身居廨宇，迹参僚属，而后成其事乎？是以深识之士，知其若斯，退居清静，杜门不出，成其一家，独断而已。”1（史通辨职）子学的含义，依照刘勰所说：“诸子者，入道见志之书。”5（文心雕龙诸子）以现存古籍而论，先秦诸子的著作内容极其宽泛，既有系统的学说体系，也有单一方面的技艺，以至于像伊尹以五味，师旷以五音，皆可以言治理。实则子学的基本原则，正在于“入道见志”。先秦士人，只要能“入道见志”，只
5、要有言论载籍，有一人即是有一子。由此而论，司马迁所著史记又完全是一部子书。扬雄评价司马迁，一则称其“实录”，9（法言重黎）一则称其“爱奇”，9（法言君子）扬雄的评语恰好说明了司马迁的二重特点。司马迁是兼 有史家与子家的二重身份，或者说他是以史家的内容体现了子家的性质。一官所守，一技之专，皆可以入道言治，皆可以为子学。伊尹之子学在于“五味”, 师旷之子学在于“五音”，司马迁之子学则在于其“良史”。以伯夷列传为例。伯夷列传于七十列传位居第一，葛洪称其作传意图为：“迁发愤作史记，其以本于居列传之首，以其善而无报也。”10（西 京杂记卷四）伯夷列传的传主是伯夷和叔齐二人，但史迹只有一事，今排版多作一段
6、。全篇共计788字，自“其传曰”以下为史迹“正文”，仅218字。“正文”前后全为议论，计570字，超出“正文”一倍以上。全篇引用孔子之语四处，谣谚四处，贾谊之语一处，议论辗转反复，而终之以疑问。后世“正史”之中，此类传记文章实为绝无仅有之作，以至刘知？从史学体例一方面对他提出批评，说：“司马迁始限以篇终，各书一论，必理有非要，则强生其文, 史论之烦，实萌于此。岂知史书之大体，裁削之指归者哉？”1（史通论赞）但是也有与刘知?相反的批评，如文中子王通就说：“史之失，自迁、 固始也，记繁而志寡。”11（中说天地）则是认为司马迁于议论方面尚且不足。实则伯夷列传自子家角度审视则甚为正常，自史家角度审视则
7、 确有不宜。先贤钱基博有论：“昔太史公宏识孤怀，意（即“入道见志”之志）有所郁结不得通，录秦汉，略迹三代，上纪轩辕，曰以成一家之言，而人当作史记读。 心知其意而无其人，故曰藏之名山。余亦有别识心裁，寄意是书，略人之所详，扬人之所抑，以自明一家之学，而人或作方志读。心知其意之期来者， 亦只俟之其人。太史公原始察终，以史之体为诸子，吾则欲取精用宏，通子之意于传记。”（近百年湖南学风，岳麓书社1985年版，余论， P104。）钱穆论司马迁伯夷叔齐列传亦谓“太史公书于上古三代人物，仅传伯夷、叔齐。于春秋，仅举管仲、晏婴。此非史公之疏，亦非史公之奇，乃史公之自有其成为一家之言之所在。”（钱穆张晓峰中华五
8、千年史序，见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宾四卷，P1049。）今人研治先秦汉代思想史，史记为必备文献。史记七十列传的前二十五篇先秦人物列传中，今人多视为思想家，特别是有著作流传的，管子、 晏子列在第二，老子、庄子、申不害、韩非列在第三，司马穰苴列在第四，孙武、吴起列在第五，孔子弟子列在第七，商鞅列在第八，苏秦列在第九， 张仪列在第十，孟子、淳于髡、慎到、驺？、荀子列在第十四，屈原、贾谊列在第二十四，吕不韦列在第二十五，几乎全为思想家。再加孔子列在世家， 先秦诸子所占比重可谓不少，体现出司马迁作为子家与侧重子学的性质。特别是在这些列传中，司马迁多写有史论史评，以发挥此类人物“入道见志”之处。班固讥刺司马迁
9、说：“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4（汉书司马迁传）由史家的原则而论，则司马迁所为确有不宜，但是由子家的原则而言，则只要 符合“入道见志”的标准，自然亦得入史。由孔子所开创的儒家，与由老子所开创的道家，汉以后一直是历代文化的主干，而孔子与老子二人在史记中 都得以入传，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一大见识。章炳麟说：“铺观前世史家，以子长为上首，而世人忽其微旨。案其深远要眇，通知政俗学术消息之故，发 言往往中要害。班孟坚所不与知，他亡论矣。”8（？汉三言？汉微言）所说“政俗学术消息”，大抵不离于子学范围。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自述其撰著史记的动机有二
10、，其一是司马谈的遗命。所说“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之意，即指上古史家“世官世畴”的 职守。史记龟策列传载卜筮之官：“虽父子畴官，世世相传，其精微深妙，多所遗失。”章学诚说：“至于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 业。”2（文史通义史注）既是“世官世畴”，则其各代传人个人的观念以至生命势必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以其所执掌的此一种特殊文化与技艺，而世 代承袭此一世官。能够继承其特殊文化与技艺的，称为“不失其守”，不能继承其特殊文化与技艺的，称为“失其守”，此可谓上古“世官世畴”状态下的一种 生存原则。由上古史学传统而言，鲜有如司马迁这样“先黄老而后六经”的。班固承其父班彪之业，犹有上古“世官
11、世畴”的遗风，他对司马迁提出批评，是 很可以理解的。其二在于效法孔子。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仲尼厄而作春秋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在太史公自序 中又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前者所述为孔子编定春秋的心理动机，后者所述为孔子借助行事”的史学，来表达 其子学的“是非空言”。由此可以看出在现实关怀一面，司马迁是得孔子真传，与孔子一样充分体现出先秦子家特色的。傅斯年史记研究讲义论史记之卓越，列举三条，第一条为“整齐殊国纪年”，第二条为“作为八书”，第三条为“疑疑亦信”，称赞其文献不足，多见 阙疑。12在史料的整理方面，司马迁的态度实际上是比较
12、保守的，或者说他主要是依循了史家“良史”、“实录”的传统。如对黄帝史迹的分析，认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13（史记五帝本纪）因之恪守儒家五帝德、帝 系姓一种文本，只写出五帝本纪，而没有三皇本纪，以至到唐代司马贞要补作三皇本纪。又如称山海经：“故言九州山川，尚书 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13（史记大宛列传）以至影响后世对于山海经这部书的价值多存疑惑。“信信 疑疑”是在古代很早就已讨论过的有关问题，荀子有“缘天官”之说，14（荀子正名）意谓只相信自己的感官所能感觉得到的事物。我们在对史记 抱持遗憾的同时，另一
13、方面却又不能不对司马迁恪守史家原则的做法给予理解。司马迁的这一做法，也体现在他对于先秦诸子所作的列传中，从而使得这部分列传同时兼有了子家与史家的二重身份。以老庄列传为例，司马迁总括老 子的学说大旨，是“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又说“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13（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关于老子的思想旨趣，学界纷纭由 来已久，但是司马迁的这二句概括则为千古不易之论。如果从史家的一面看待司马迁，则不能不承认他对于诸子之学的领悟也已具有很高的水准。李长 之先生曾说：司马迁“有着对于老学之极中肯的理解”，15 （P188）是十分正确的。关于庄子的学术归属问题也是这样。庄子属于战国时期“其学无所不窥”
14、13（史记老子列传庄子附传）的一类学者，庄子天下篇实际上是庄子 自述其学术经历，所提到的共有六家，而司马迁称其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以明老子之术”。东汉以后“老庄”并称，足证司马迁所说亦为不易之论。另一方面，司马迁对于老庄这二位大思想家的记述，总是力求由史实一面着手，由此而不能认可其作为哲学思想的独立价值。其中记述老子的史迹，只 有孔子适周见老子一事，与今传孔子家语观周所述大致相同，可能均出于儒家一系。而庄子作为一位避世的隐者，其史迹本无可寻。司马迁在庄子 附传中只记述了楚威王厚币迎庄子一事，这件事在庄子的诸多重要思想学说中所具有的意义实不足道，但是在记述庄子生平事迹方面，则几乎为绝无仅 有的资
15、料，所以司马迁便加以引述，其细致与无奈可以想见。刘向称列子：“且多寓言，与庄周相类，故太史公司马迁不为列传。”16（别录列子书录）然而由此而来，在阐明庄子思想一方面，司马迁亦不免多所忽略。傅斯年即由此批评司马迁说：“太史公以庄释老，遂取庄书中不甚要各篇，当时儒道相 绌之词，特标举之，甚不知庄生自有其旨。”17在记述庄子篇目时，司马迁的态度也是一样，出于强调庄子寓言性质的目的，而仅将其渔父 盗跖、？箧、畏累虚、亢桑子（庚桑楚）五篇篇名列出，其他数十篇则一律忽略，由此而引发出千古争论。至于他说庄子“王公大 人不能器之”，与批评孟子“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一样，也是专由现实政治一面注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