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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辛弃疾词 叶嘉莹内容提要:辛弃疾不仅以其全部心力投注于词之写作,而且其志意与理念在 作品中得到了本体之呈现。辛词中之感发,原是由两种互相冲击的力量结合而成 的:一种力量是作者内在的“感物之心”,另一种力量是外在环境的“感心之物”。 辛词之感发的本质,虽以英雄失志的悲慨为主,然而辛词在风格与内容方面却又 表现出多种不同样式与不同层次的变化。辛弃疾一向是我所极为赏爱的一位词人,不过多年来当我撰写论词的文字 时,对于辛词却一直未敢轻易着笔,其主要原因有二:一则辛词之数量既多,方 面又广,如此则在论评之时,势必极难加以概括之介绍,所以,乃迟迟不敢着笔; 再则,辛词之各种好处与特色,大多警动鲜明,昭昭
2、在人耳目之间,前人之称述 评介辛词者,既已有甚多之著作,所以我也就不想更为狗尾续貂之举。故多年来 我遂未尝一论辛词。但现在我与四川大学缪钺教授所合撰之灵溪词说一书, 则在对个别词人加以论说之外,更希望在编排次第方面能具有一种词史之性质, 如此则辛弃疾这一位两宋词人中之大家,当然就在必须加以论说之列。本来缪钺 教授在多年前已曾写过一篇论辛稼轩词的文章,收入于其诗词散论一书 之中,但此次分配灵溪词说之撰写工作时,缪先生却坚意要我承担撰写论辛 词之任务,此自为前辈对后学加以督奖之意,所以我也就只好勉为其难,对辛词 尝试一加论述。 辛词之传世者,共有六百首以上之多,为两宋词人中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位作者。
3、 至于其内容的方面之广与风格的变化之多,则早在南宋时代,辛氏的一位友人刘 宰在其贺辛待制弃疾知镇江一文中,就曾经对其词有过“驰骋百家,搜罗万 象”(见刘宰漫塘文集卷 15)。的赞美。而较辛氏时代稍晚的另一位南宋 词人刘克庄,在其所写的辛稼轩集序中,对于辛词也曾有过“大声(1)3, 小声铿,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其nong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 秦郎之下”(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98)的称誉。自兹而后,对辛词之称美 者,可谓代不乏人,直至近代,对辛词之研究致力最勤成果最丰的一位学者邓广 铭先生,在其略论辛稼轩及其词一文中,于论及辛词时,亦曾谓:“就辛稼轩所写作的这些歌词的形式和它的内容来说,其题材之广
4、阔,体裁之多种多样, 用以抒情,用以咏物,用以铺陈事实或讲说道理,有的委婉清丽,有的n ong纤绵密,有的奋发激越,有的悲歌慷慨,其丰富多彩也是 两宋其他词人的作品所不能比拟的。”(见邓著辛稼轩词编年笺注)面对这 样一位伟大的作者,我自己固深恐才力浅薄,对其多方面之成就难以做周遍之介 绍,则势将不免于“以有涯逐无涯”之叹。固此就颇想做一次将“万殊”归于“一 本”之尝试,将辛词之丰枝硕果姑置不论,而尝试对其所以形成此伟大之成就的 本质之根源略加探讨。本来就诗歌之创作言之,在中国之传统中固一向以言志抒情为主,故首重内 心之感发。所以我在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中,于论及人间词话境界 说与传统诗说之关
5、系时,便曾提出说:“感发作用实为诗歌的主要生命之所在。” 因此内在的作者的感物之心的本体之资质,以及外在的感心之物的生活中的现象 与遭遇,自然便是形成诗歌中感发之生命,以及影响其质量之深浅厚薄广狭高下 的两项重要因素。先就作者的感物之心的资质对作品风格之影响的重要性而言, 早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体性篇,便曾说过“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长卿 傲诞,故理侈而辞溢;安仁轻敏,故锋发而韵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辞隐” 的话,将作品之风格与作者之品质,一一作了相互之印证。所以王国维在其人 间词话中,于论及辛词时,便也曾提出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又 说:“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颦也。”就把
6、苏、辛二家词之风格, 与苏、辛二人之品质襟抱也做了相互结合的品评。可见把作者的感物之心的资质 作为基础,来从事诗歌的品评,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原具有悠久之传统。这种品评 的基础,当然是不错的。只不过我以为在这种品评的标准中,还须做出一点重要 的分别,那就是作品之风格中所显示的作者之性情襟抱,原来还可以分别为偶然 之反映与本体之呈现两种不同的层次。举例而言,即如北宋初期词坛上之晏殊及 欧阳修这两位重要的作者,我以前在论述此二家词时,就曾经提出说,晏殊词中 所表现出的“圆融的观照”,与欧阳修词中所表现的“豪宕的意兴”,固皆为其 性情襟抱之一种流露和反映。只是象晏殊所写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 归
7、来”,及欧词所写的“直须看尽洛城花,始共春风容易别”诸词句,就其情意 言之,却实在仅不过是一种伤春怨别光景流连的偶发之情而已,而并不是晏、欧 二人之性情襟抱中之志意与理念的本体之呈现。可是在中国诗歌之传统中,则第 一流之最伟大的作者,其作品之所叙写者,却往往也就正是其性情襟抱中志意与 理念的本体的呈现。即如屈原作品中之高洁好修的向往追求,陶潜作品中之任真 自适的信念持守,杜甫作品中之忧国忧民的忠爱缠绵,他们所写的诗歌,无论是 任何题材和内容,就往往都表现有这一种与其生命相结合的性情襟抱的本体之呈 现,而并不仅只是流连光景的偶发之情而已。这也就正是最伟大的作家与一般作 家的区分之所在。盖以一般之
8、作者不过以其性情才气为诗而已,但真正伟大之作 者则其所写乃并不仅为一时才气性情之偶发,他们乃是以自己全部生命中之志意 与理念来写作他们的诗篇,而且是以自己整个一生之生活来实践他们的诗篇的。 此在诗人中之屈原、陶潜、杜甫,便都是很好的例证。但在唐宋词人中,则我们 便很难找到这样的作者。这一则固然因为词在初起时,原只是歌筵酒席间供歌儿 酒女吟唱的曲子,与传统之诗歌被视为有“言志”之严肃目的者,本来就有所不 同。再则也因为自温庭筠以来,一些逐弦吹之音为侧艳之词的作者,他们本身原 来也就缺乏一种如屈原、陶潜、杜甫诸人之精诚光伟,可以将人格与作品相互结 合为一体的品质和情操。因此,如果以词与诗相比较,我
9、们就会发现,在词的作 品中,一向缺乏两种品质,其一是作者在写作时根本就缺乏一种以全心力去投注 的精神,其二则是在作品的内容中也缺乏一种崇高伟大的志意和理念。关于第一 种情况,即如我们在前面所举引的晏殊与欧阳修二位作者,他们虽有相当的学养 和襟抱,但他们对词之写作却是都视之为游戏笔墨,仅以余力为之,而并不曾将 之做为可以抒写襟抱,表现自己之志意与理念的一种文学形式,故其词中所表现 的,乃往往但为一种偶然的情意之感发,虽然也可以引起读者深远之联想,但与 诗歌中屈、陶、杜诸公之以全心力投注于写作,且在作品中表现出某种志意与理 念的本体之呈现者,则毕竟有所不同。这种区别自是明白可见的。至于第二种情 况
10、,则如词人中之南唐后主李煜,其写词之态度,虽可视为全心力与感情之投注, 然而李氏所具有者,实在仅为一种真纯深挚之情,而并无志意与理念之可言,故 其词之佳者,虽然因其情感之深锐,而往往可以引发人类心灵中某些共鸣之感受, 但如果以之与诗歌中之屈、陶、杜诸公相比较,则其在襟抱学养方面之欠缺,自 然也是明白可见的。至于号称“以诗为词”的苏轼,对词之意境虽然有所开拓, 一洗绮罗香泽,而表现了浩气逸怀。然而私意以为苏词中之意境,实在仍不可以 称之为如我在前文所言的,生命中志意与理念的本体之呈现。因为如我在论苏 轼词一文中之所言,苏氏天性中盖原禀具有两种不同之资质,一则是欲以天下 为己任的儒家用世之志意,另
11、一则是超然于物外的道家放旷之襟怀。前者可以说 是其欲有所作为时的立身之正途,后者则是其不能有所作为时的自慰之妙理。而 苏氏之从事于词之写作,既是在其仕途受到挫伤以后,故其词中所表现者,乃大 多以放旷之襟怀为主,而且苏氏原是一个长于“出”,而并不执著于“入”的人, 故其词中乃极少有生命中志意与理念的本体之呈现。而他虽然也有意于开拓词 境,但如果将他的词与他的诗文相比较,则苏轼之于词实在仅不过是以余力为之, 而并非全力的投注。这种种情况,当然也都是我们在读苏词时,可以明白感受到 的。可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这一位词人辛弃疾,则是不仅将其全部才力都完全投 注于词之写作,而且更是如我们在前文所言,乃是在其
12、作品中,表现有一种生命 中之志意与理念的本体之呈现的一位作者。所以我们如果说要想在唐宋词人中, 也寻找出一位可以与诗人中之屈、陶、杜相拟比,既具有真诚深挚之感情,更具 有坚强明确之志意,而且能以全部心力投注于其作品,更且以全部生活来实践其 作品的,则我们自当推崇南宋之词人辛弃疾为唯一可以入选之人物。而凡是此一 类作者,其所写作的诗篇,都必然是光彩耀目,千古常新的。其所以然者,还不 仅是由于其人格与性情之精诚光伟,足以表现出一种道德伦理方面的价值而已, 而且更因为他们的作品既是其全生命中之志意与理念的本体之呈现,所以就诗歌 中主要质素的感发作用而言,这一类作品既具有感发力量,就也必然会有一种最
13、为精诚充沛的表现,这正是辛弃疾这一位词人在两宋词坛上何以能“屹然别立一 宗”,而且表现出过人之成就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而这也正是我们要想欣赏和 评价辛词时,所首先应当具有的一点最基本的认识。不过,辛弃疾与屈、陶、杜诸公在其感物之心的精诚投注之品质上虽有相近 之处,然而辛弃疾之性情志意毕竟与屈、陶、杜诸公有着许多不同,而且他们所 经历的外在的感心之物的生活中的现象与遭遇,也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要 想真正体认到辛词中之特殊的品质和成就,就还必须要将辛弃疾的性情志意与其 所生活之环境遭遇互相结合起来,做更进一步的探讨。据宋史辛弃疾传之记述,及邓广铭先生辛稼轩年谱之考证,则辛 氏盖生于宋高宗绍兴十
14、年(1140),他的出身地山东历城,在当时已经沦陷了有 十余年之久。其祖父辛赞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观念的老人,虽因宋室南渡之时以 族人众多未能脱身南下,遂仕于金,但却把他民族忠义的观念,完全传给了他的 孙子幼年的辛弃疾。据辛氏在其进美芹十论扎子中追述其少年时之生活, 即曾谓:“大父臣赞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 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所以忠义之心与 事功之志,对于辛弃疾而言,实在可以说是自其少年时代便与他的生命一同成长 起来的。当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亮起兵南侵之际,辛弃疾已经二十二岁。 当时中原各地义军蜂起,有农民名耿京者,起兵山东
15、,节制山东河北忠义兵马, 发展至数十万之众。辛氏原来也尝鸠集义士有二千人之多,至是遂率其众投隶耿 京,为掌书记。因劝耿京决策南向,耿从之,辛遂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正月 奉耿京命与贾瑞等奉表南归。时值高宗巡幸建康,辛、贾二人乃亲蒙召见,且分 别授官,完成了使沦陷区之义军得与南宋朝廷相联合之任务。然而谁料到就当辛 氏离开山东奉表南下之时,耿京竟然被其部下汉奸张安国所叛杀。当辛弃疾诸人 自建康北返,还至海州之时,听到了此一意外的不幸之消息,于是辛氏当即率领 一部分人马直趋虏营。时张安国方与金军将士庆功酣饮,辛氏乃率众直入虏营, 缚张安国上马,金兵追之不及。辛氏乃一路以不眠不休之精神直趋行在献俘
16、,斩 张安国于市。但辛氏之此一壮举,其可称述者却还不仅只是其豪气与胆略而已。 如果我们更深入一层去看,就会发现在此一事件中,原来乃是结合有辛氏的深远 之谋略与宏伟之度量的。盖辛氏在其后来所进献之美芹十论中,于详战 篇曾论及沦陷区义军之形势,在篇末曾提出两点应注意之事项。其一是起义者多 为农民,但“锄犁之民,寡谋而易聚,惧败而轻敌”,所以不能“坚战而持久” 而一些“豪杰可与立事者”,则又由于“东北之俗,尚气而耻下人”,因而“不 肯俯首听命以为农夫下”。可是这些豪杰之士之“思一旦之变,以逞夫平昔悒怏 勇悍之气”,则又有时还更“甚于锄犁之民”,只是“计深虑远,非见王师则未 易轻发”。从这些议论,我们就可见到辛氏当年之所以能以其过人之才略,且已 纠众有二千人之多,乃竟甘心归附于农民的义军领袖耿京,而且劝说耿京奉表与 南宋王师相联络,原来本是有其极深远的战略性之识见的。至于其能甘心下人之 度量,当然也是极可称述的。而这一切谋略与度量,实在又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