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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处于“五四”的更新期之后,属于学术转型时期,在走出了晚清“体用” 之说后,他在方法论上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结合得非常完美,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表现 出新颖性、独特性、前瞻性,是极有研究个性的学者,取得了极其突出的成就。郭沫若说: 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很广泛,但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与诗人。 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楚 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功夫。就他所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 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的
2、。 凡学问之事,常是前修未逮、后出转精,故后无来者之说或可存疑,但前无古人则是可以绝对肯 定的。而闻一多“眼光的犀利”,独到的发明与发现,得之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如果说“考索 的赅博”主要见诸旧学,那么“立说的新颖而翔实”则主要得之于新学,是中西学术的“化合” 而非简单相加。作为闻一多的知友,朱自清在为其全集所写的序中,很精当地概括了闻一多的学术道路 ,及其 背靠传统学问,又接受西方学说的治学特点: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 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诗 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
3、重心在历史的考据。后来又从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 也还是从诗到诗。然而他得弄语史学了。他于是读卜辞 ,读铜器铭文 ,在这些里找训诂的源 头。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 始社会的生活,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佛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这 个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要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 要在这基础上建筑起中国文学史。 诚如郭沫若所说,闻一多所致力的主要研究对象属先秦阶段,除神话传说为“再建”外,其余如 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古籍,他所作的“考索的赅博”,都属于传统的治学。 闻一多对传统方法的运用,带有显见的从清初到乾嘉学术的
4、主要特点。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 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留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 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 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据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 此步骤也。闻一多研究先秦典籍,就是十分注重归纳法与科学精神。限于篇幅,此处就其对诗经和周 易所作名物训诂各举一例。如秦风无衣有句：“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一般都将“仇”释为“仇
5、恨”而 闻一多诗经通义乙却认为:“仇借为畴。说文 :耕治之田也。襄公三十年左传 取我田畴而伍之，注 ：并畔为畴。周语田畴荒芜，贾注 ：一井为畴，九夫 一井。孟子易其田畴，注：一井也。”史学家柳诒徵据周官小司徒郑注 引司马法:“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 人,通十为成”以说明周代的田制与兵制,认为“周代授田之法,一以均贫富,一以通兵制,所谓 寓兵于农也”。闻一多正是结合授田法与兵制来解释“同仇”的，“仇”之借为“畴”，同 畴的农人一起当兵,“偕作”、“偕行”是必然之事。这里,可谓独拈一字而发千年之覆,惟有知 周代制度，才能正确解释之，科学精神与归纳法俱
6、见。闻一多是周易研究的一大家，其周易义证类纂和周易杂记基本上都属于注释、 考证类的著作。易学专家李镜池认为，前者“虽只解九十事，而精义颇多，且较郭（沫若）氏为 详”原因即在于闻氏“精于训诂”。此处举一例。周易义证类纂所释第一事：“包荒, 用冯河，不遐遗” （泰九二），苏轼东坡易传解释为:“九二，阳之主也，故包荒，用冯河。冯 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惟其勇者。荒者，其无用者也”我们今天读来，颇觉大 而化之。而闻一多却认为包荒即匏瓜,声之转，又据庄子齐物论“葆光”，谓之即北斗之 别名，“古斗以匏为之，故北斗一名匏瓜,声转则为葆光耳”。而九怀思忠“聊逍遥兮播光” 之“播光”亦即北斗，同为匏瓜之
7、转。再以诗匏有苦叶，鲁语下之鲁叔孙赋此诗， 庄子逍遥游、淮南子说林篇、鹖冠子学问篇、崔豹古今注音乐篇等多 例，证以假匏瓜渡河之事。因此，闻一多认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包荒，用冯河，即以匏瓜渡 河。不遐遗者，不遐，不至也。遗读为隤,坠也,言以匏瓜济渡，则无坠溺之忧也。”所 作训诂，多例相证，非苏轼之可比。从以上二例可见，闻一多所作出的不同于前人解释的事物，确实是觑出了应特别注意者的价值， 罗列事项以作比较研究，并博求证据以证之。其求证方法，与乾嘉朴学的方法并无很大的不同。 如：“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选择证据，以古为尚。”“最喜罗列 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
8、得其公则。”均可见于闻氏所著。闻一多研究楚辞开始得较晚，此前，在疑古思潮影响下，陆侃如在 1925 年出版的游国恩楚 辞概论的序中提出“疑古是我们的主张，考证是我们的方法”。因此，这是“五四”新思潮与 旧学的结合，“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是绝对不能摈弃的。闻一多在1933年致信游国恩，谓“清 代大师札记宜多涉猎，以其披沙拣金，往往见宝也”。可见他对清儒研治所得的重视。他对 楚辞的研究，正如在楚辞校补引言中所说，是针对了解作品的三种困难而给自己定 下了三项课题：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他的楚辞校补引用古今旧校材料5 家，新采 校勘材料引书65种，采用古今诸家成说涉及校正文字者28家。而他的其
9、他关于楚辞的 著作也有博采众长、断以己意的特点，如离骚解诂乙所征引者多达46 家。对于这些为解 决读书障碍所作的基础性工作，诚如郭沫若所认为“： 当代的考据家们，假使能有得一篇，也就尽 足以自豪的。” 闻一多对古代事物的考释虽沿用乾嘉朴学的方法，但却被当代学者认为是区别于古人的新考 证，之所以为新，我们认为，应看到他所作名物训诂，与传统考据学毕竟有所不同。他在风诗类 钞甲的序例提纲中，对诗经研究方法作了归纳，在他看来，“经学的”、“历史的”、“文 学的”属于“三种旧的读法” ，之所以“旧” ，因为“经学的”近于求善，“文学的”近于求美， “历史的”虽与求真较近，但终未及“本书的读法社会学的”来
10、得真且切，所以社会学的 读法是他所倡导和追求的。他依社会组织的纲目对国风作婚姻、家庭、社会的重行编次， 且提出了以考古学、民俗学、语言学的方法“带读者到诗经的时代”。在研究中，他所作的名 物新考释都贯注着以上述学科相观照的精神。社会学的研究是在史学界疑古思潮盛行下所取的科学方法，而要真正贯彻这一方法，则需要文字以外的实证。闻一多是深知这一点的，他对于上古文学的研究总体设想，见于1940年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信中。他在此信的研究报告中确定了两项研究旨趣:了解文学作品和考察 时代背景。对于前一项,他说:“今拟遵清人旧法,佐以晚近新出材料（如敦煌残卷,及殷墟卜辞, 商周铜器等）,对于先秦两汉诸古籍
11、之奇文滞义,作更进一步的探索,冀于昔贤传注,清儒考订之 外,有所补充焉。”鉴于诗经被历代经生儒士阐释得走了样,所以他认为应从文字学重新作 起,他自己是这样做的,也要求学生这样做。鉴于汉熹平石经和唐开成石经都是刻于石上,四家 诗是后代抄本转木刻本,文字去古甚远,故曾建议清华中文系志在研究故汉语的研究生张清常 用西周金文写诗经。闻一多所作的基础工作,是将乾嘉以来校勘、训诂等“旧法”作合理改造。倘以之与1934年 陈寅恪为王静安先生遗书作序时所总结者相较,可见出其间的相同之处。陈寅恪指出了 王国维“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者有三,第一点就是 “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
12、互相释证”,而闻一多所说的“晚近新出材料”多为“地下之 实物”,只有“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的互证,才能补充或更正清儒考订之见。他所作的 考证,在清儒治学之长的基础上,益之以实证,具有更多的科学性,因而才有颠覆性和开拓性。 致梅贻琦信所说的后一项研究旨趣,闻一多说:“文学史为整个文化史中之一环,故研究某时期 之文学史,同时必需顾及此期中其他诸文化部门之种种现象。今拟以若干问题为中心,就其社 会背景,或思想潮流等方面,详加分析,求其相互的关系,庶使文学得成为一种有机体的历史,而 非复一串账簿式的记载而已。”可见，闻一多有明确的大局观，有了这样的大局观，就不是如 乾嘉朴学那样的以“窄而深”的研究
13、自得,止于一物一事的训诂,而对个案与整体,阶段与全程, 了然于心。对古籍研究本身，也是以方法求“义理” ，将考证作为手段而非目的，所作的是具有 新义理的新考证。闻一多对传统方法能作科学运用，却不停留在方法，又将方法与“主义”结合得极其完美。从 我国的学术史来看，汉学与宋学各行其道，清人再纠宋学之弊，推崇汉学而自成清学，否定之否 定，并未能解决二者结合的问题。清人复兴汉学的本意是求“义理”的科学依据，后来却止步 于方法，因此梁启超以之为“方法运动”而非“主义运动”。而闻一多所作的，由于既在“清儒 考订之外，有所补充” ，又有“庶使文学得成为一种有机体的历史”的总体认识，因此在学术史 上具有前人无
14、可比拟的价值和地位。尤应指出，闻一多研究古籍在方法论上近于乾嘉，而与乾嘉不同的是朴学之生与政治高压、思 想禁锢有关，故只有方法论的价值，而闻一多的研究却是经世精神的体现 ，是与现实思考紧密 结合的。梁启超曾以乾嘉学术发达缘于文字狱之烈11，此说虽遭到今人质疑，我们也难以在 此探讨个中原因，但是，此时之学术已离弃了清初大儒的经世实用精神，却是不争的事实。郭沫 若说:汉儒的研究是在第二第三阶段上盘旋，宋儒越躐了第三阶段，只是在第二阶段的影子上跳跃。 清儒又回到了第二第三阶段上来，然而也只在这里盘旋，陶醉于训诂名物的糟粕而不能有所超 越。不能超越那个时代和意识，那便无从客观地认识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
15、不用说是更不 能够批判那个时代和那个意识。12梁启超曾以贵创、博证、致用三点来概括顾炎武，以之为能当一代开派宗师之名，有创革研究 方法，贯注以新锐精神之功13。闻一多的贵创和博证是毫无疑义的，其作为“杀蠹的芸香” ， “游泳的鱼雷” ，以及立志写出挽救民族的“诗的史” ，与顾炎武相较，致用精神也极为一致。 确实，闻一多的“有所超越”、“客观认识”与“批判意识” ，是他在继承传统治学同时，又为乾 嘉诸儒所不及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闻一多对于现代学术的开拓，也具有顾炎武对清学的意 义。对于继承传统治学并益之以现代方法,闻一多已在给梅贻琦的信中作出说明。除了类于“取 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外,在其诸多研究中,还体现出陈寅恪总结王国维所说的 另外两点,即“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以及“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 相参证”,尤其在后者创获更多。由于闻一多研究范围太广,受篇幅所限,本文仅就其“神话与传说的再建”,及诗经研究简 论之。我国由于本着“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对待古代典籍,神话也流传甚少。因此,郭沫若将闻一 多的神话研究称之为“再建”。如何再建?仍需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闻一多原本很重视楚 辞、山海经和吕氏春秋等著作保存的神话资料,抗战时辗转来到昆明,由于在多民族 聚居的云南,民间传说甚多,他很注重搜集活的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