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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哲学的逻辑建模论文论哲学的逻辑建模论文哲学不仅提供理论，而且还建构模型。在模型内人们可以说明、开展和验证理 “数学模型类的功能就像严格的概念实验室一样，在其中关于哲学概念的理论可以在一个理想化的受限环境中得到检验。一、哲学逻辑建模的一般特征哲学逻辑建模(以下简称哲学建模)又称哲学的逻辑-数学模型，是一个被良好定义且与我们的直觉和实在经历相符合，可以对一定范围内的哲学问题提供答案的形式理论框架。广义地说，哲学建模是建立在逻辑-数学根底上，用于描绘和分析p 哲学概念、哲学论题和哲学推论的形式技术。同科学的目的之一是建构合理的模型一样，建构哲学模型也是哲学的任务之一。哲学不仅从逻辑数学模型中获益，
2、而且它也提供哲学模型。一个令人满意的哲学模型应当具备以下特征:(1)一致性，即不可能从模型中推出矛盾的结论。(2)良好定义性，模型中的词项必须被准确定义，对它们的解释不会产生歧义。这样的模型可用于提醒系统的模糊性和不一致性，使哲学问题及其答复变得准确;假如一个论题不可以被明晰地处理，那么这一论题极有可能是模糊甚至是虚假的，因此促使我们消除这种模糊或者虚假性。(3)现象融贯性，除非具有充足的理由，模型必须尽可能地与我们的日常经历相一致。(4)直觉可信性，模型必须尽可能与我们的直觉相一致。当不同的直觉在不同的方向上被抽取出，哲学的形式化模型告诉我们何种直觉在何种参数空间局部中获胜。(5)构造的可理
3、解性，好的模型提供了一种理智框架，该框架清楚地定义了我们的知识范围，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应当询问的?应该如何答复这些问题。通过在形式模型框架内组织我们的思想，模型澄清了思想之间的联络，提醒出矛盾和逻辑依赖关系。最终有可能提炼出作为范例的模型。(6)理论的可繁殖性，模型应当为理论的进一步开展提供语言和方法论，模型可能最终会被取代，但它可能对后继理论有所启发。例如，在阐述量子力学时，物理学家极大地依赖于经典力学的语言和直觉。(7)语用学性，形式化方法也涉及假设干语用学的考虑:如谁使用它，使用它的目的是什么?它如何被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形式系统的设训-者使用形式化方法说明某一系统旨在得到的行为和构造性
4、质。假如在哲学理论的早期阶段使用形式化方法，它可以发现理论设计的瑕疵。而在后期阶段，它可以确定理论结果的正确性以及不同理论之间的关系。斯文汉森描绘了这一模型特征:哲学绝不可能被复原为数学，但是，假如需要，我们通常可以做出一个哲学框架的数学模型。毫无疑问，模型涉及初步的理想化。假如我们能对一种思想在非常简单情况下会有怎样的后承能达成一致，这也是一种哲学上的进步。在哲学上许多观念甚至经不起非常初步的审查，因为即便构造一个缺乏道的模型也可能会提醒出思想本身隐蔽的构造不一致性。基于同样的原因，假如一个思想即便是在一个简单模型中立得住，那么至少它有某些值得可取之处。哲学的形式建模也会产出一些消极效果:(
5、1)形式模型方法在某些领域的过多使用以及形式系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会掩盖所讨论和阐发的问题。(2)形式化方法可能并没有切中问题的要害，或者根本没有对准目的;或者虽然可以正确地切中目的，但同时却引起某些附加的损害。(3)由于形式系统将某些哲学问题复原为这些问题在形式系统中的表达，从而容易减弱和忽略这些问题的力度。(4)形式化方法在对被处理的对象进展模型化抽象时，对模型的性质可能做了错误的解释，对它们应用于其中的哲学布局可能缺乏一种初步的说明。(5)形式化方法会带来过分简单化的危险，会带来概念的虚假一致(例如，道义逻辑将所有的命令义务性谓词应当、必须和应该合并在一起，统一用算子加以表示，这种处理带来
6、的便利和缺陷要完全视情况而定)。(6)原始概念选择的错误(因为它的简单性和雅致性而选中的概念)，和因模型的过分人为化而产生特设构造的危险。(7)形式化也涉及在模型化过程中隐含地引入并非无足轻重的本体论假设，这尤其表达于涉及在一些重要哲学选择时会不加解释地引入一些神秘实体的情况。对此，伊戈尔杜威和利昂豪斯顿评价说:假如形式化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科学哲学的典范，那么每一种形式化方法总有一个效益最低点，这并不会使人意外。当一种形式化方法应用于科学哲学的某一论题时，人们非常自然地试图将这一方法应用于科学哲学的其他领域。但是新的应用似乎有些勉强和不够自然，形式化方法在说明我们处理的概念方而似乎不是处处都
7、那么成功。为了评价这些问题，我们需要理解形式系统是如何工作的。形式化并不仅仅是像谓词演算、概率模型和模态逻辑那样，将自然语言整编为形式语言，它还涉及哲学语言初步装饰为形式语言。如有可能，形式语言还具有诸如完全性和可靠性等公理和元理论的性质。它还涉及形式系统的选择以及它们之间作比拟的可能性。进而它还涉及澄清框架假定的形式语言性质的使用，其中我们最熟悉的框架包括量化模态逻辑、模型论、概率论、决策论、效用理论以及它们的许多分支理论。二、哲学建模的好范例和坏范例成功的哲学模型是切中了问题要害的形式化是成功的，哲学史上成功的形式化案例包括: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塔斯基形式化语言中的真理定
8、义、克里普克的后验必然真理的论证、刘易斯的条件句琐屑结果的分析p 、刘易斯作为欲望的信念分析p 、斯科姆斯的社会契约的形式化、嘉德弗斯的拉姆齐检验的不可能性结果、贝叶斯学派关于奇迹的争论、语义悖论的概率的说明、意义相似性的不可能定理、贝叶斯理论确认、萨普斯因果的概率说明等。这些模型之所以会获得成功，首先在于它们对哲学问题的形式化处理，在于使用形式术语对这些问题做出的形式表达，以及在说明哪一个论题是错的或者是有缺陷的，或者是富有成效的结果方而都给予仔细的设想和规划。当然，这些形式化处理并没有完全解决它们所处理的问题，但是它们都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所处理问题的性质，有助于我们检验所考察的论题的一致
9、性。以刘易斯作为信念的欲望，的处理为例，刘易斯是在为反的认知者辩护的道德心理学中考虑这一观点的，观点认为某些标准信念并非如者所具有的欲望可能会鼓励我们去行为这些标准信念我们称之为“欲望”，因为它们既是信念又是有鼓励作用的状态才能。事实上，刘易斯使用决策论的术语系统化了“作为信念的欲望”或者可复原为似状态信念的状态欲望的概念:X的可欲望性是X是好的机率。这说明假如存在着那样一种状态，决策理论将陷入崩溃。这并不是一个可以击垮关于道德动机的反认知论证，但是，它对这一论证设置了界限。它说明假如人们要辩护认知，决策论就必须被修正。它也澄清了该理论动机理论的关系。与刘易斯的“条件句的琐屑结果”一样，这是一
10、个非常有趣的形式结果，它告诉我们哲学论题会到达何处，以及不能到达何处。但是并非所有的形式化方法都会如此成功。在对哲学问题的形式化处理中常出现的问题是从一个形式结果中得出大胆的结果，或者它们在最初的解释步骤上出现了错误，这些错误包括没有清楚地确立所处理的哲学问题是什么，以及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从形式化处理中可以得到什么。作为这一问题的例子，我们可以考虑汉森鲁迪的信念改变理论和决策论之间的比拟。鲁迪在他的给人印象深入的改变、选择和推理一书中显示了重要的表征定理，特别是由选择满足一致性约束的理性选择函数所产生的所有的信念改变的操作，满足相应的信念改变的合理性假设。他说明，反过来所有的满足合理性假设的信念
11、改变的操作都由作为满足相应的一致性限制的理性选择函数产生的运算所表达。这说明了什么呢?结果，鲁迪在这一问题上所涉及的形式系统目的迥异，各自独立。相应的结果说明理论和实际推理应服从同样的构造，因为逻辑信念的改变是理性选择的逻辑的特殊情况。后者比前者更为重要。但鲁迪解释他的结果是，所有的理论推理的公设是从更一般的、特定的理性选择的理论原理中可推论的。如同汉森指出的，这一解释存在的问题是它们并没有说明整个的理论推理的构造是依赖于理论推理的构造的。鲁迪的工作并没有说明这一点。鲁迪致力于将认识论和理论合理性理论合并在一起，但是从它们的形式化构造中我们并不可以推出理论和理论理性的统一。三、哲学建模方法的开
12、展哲学模型本质上是一形式语言模型。现代逻辑的诞生为逻辑建模提供了技术可能性。逻辑的哲学建模开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句法建构为主要特征。第二个阶段以可能世界语义学模型为标志。目前我们所处的阶段是各种各样的数学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哲学问题的研究。这使哲学建模呈现多种形态并导致对哲学建模的重新定义。(一)逻辑和概念分析p 逻辑建模的根底性工作是概念分析p 。逻辑分析p 可以使得我们确定我们所处理的问题是否是真正的哲学问题。某些看似真正的哲学问题经分析p 之后其实是被错误地虚构的，或者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毫无意义的。以传统哲学对“存在”性质的分析p 为例，按照某些逻辑哲学家的分析p ，存在并不表达一
13、个模型内实体具有或者不具有某种性质。假如不存在被语词“存在”表达的存在的性质，那么议论存在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没有意义的。再例如一些看似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可能最终证明是经历问题。例如，关于生命的意义的问题。按照某种分析p ，这可能被认为是什么使得一个人选择继续活下去而不是自杀的问题。假如这种分析p 是正确的，那么对这一问题的答复显然不可能建立在先验根底上，而必须从经历的角度加以研究。概念分析p 在传统哲学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通过逻辑分析p ，研究者对所使用的核心哲学概念变得准确。它也能说明某些哲学概念和对象如何可以按照其他的概念被定义。假如出现某些对象作为其他对象类被构造的情况，那么本体论的澄清就
14、是可能的。更进一步地说，坚持逻辑的有效性分析p 使得研究者做出的所有的假定是明晰一致的。作为这一程序的结果，它使对哲学问题的准确答复成为可能。第二步是论题必须被形式化，即论题必须至少在一阶谓词逻辑的语言中给出表达。在这方而，经典逻辑和各种哲学逻辑有假设干优点使得它成为哲学的有用工具。首先，它是人工语言，是完全可控制的。没有弥漫于自然语言的误解和不可预知的歧义。一旦固定了这种语言的解释域，常项、谓词和函项符号的外延，每个公式的意义就以一种复杂的无歧义方式固定下来。因此它是一个好的表征媒介。其次，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现成的推论装置。这使得我们不仅仅可以表达关于我们所选择的论域的事实，而且也可以进展有
15、关这些事实的保证逻辑正确性的推理。最后，在预先判断它的应用论域的情况下，该语言具有解释和推演的普遍性，因此可应用于哲学的各个分支。第三步是公理化的处理。它表达为系统如何以统一的方式对问题加以形式化处理。它需要对哲学概念如何联络到其他的哲学概念的根本原理提供说明，它甚至需要对这些哲学概念的真理的前理论断言做出清楚说明，它也需要检验理论假设和推断之间的逻辑关系，检验理论前提是否一致，因此必须为哲学理论提供公理系统，公理系统由形式语言和演绎装置组成。公理系统从一个或者几个表达式(假设)推演出另一个表达式(结论)。哲学中的许多论证可以被这种推理系统所捕捉，并且在这种推理系统中得到严格的处理。因此，假如
16、一个推测性假设不可能从己知的根本原理和数据中推出，那么在这里必定隐藏着某些需要被澄清的假设。同样，哲学中的许多概念和理论构造也可以在诸如一阶逻辑这样的形式系统中加以分析p 、定义、刻画和描绘。总之，公理化为哲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个准确模型。数学模型带来的另外一种危险是过分简单化。一个模型旨在简化对实在情况的表征，但是假如一个模型未能捕捉到所研究现象的核心特征，那么这一模型将被看作是有缺陷的。一个恰当的例子是认知逻辑的可能世界语义学。知识的对象是命题，在经典的认知逻辑中命题等同于可能世界的集合。这意味着语句2+2=4与表达费马定理的语句是一样的命题。所以，假如一个人知道2+2=4，那么它将逻辑地推出他知道费马定理是真的。这是荒唐的。对此，早期给出的一种答复是认知逻辑研究的是内隐知识的概念。如今可能有这样一个内隐知识的概念，按照这个概念，当一个人知道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