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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新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研究综述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分析研究综述摘要：农户作为农村土地经营主体，其意愿对土地流转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可为我国土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直接的现实依据。国内局部学者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进行了实证研究，本文通过对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的综述，在研究区域、变量选择等方面提出设想，希望为进一步实证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方向。关键词：农村土地流转；农户意愿；变量土地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的核心问题，如何在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的根底上，进一步加强对土地流转的管理与标准，在农村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市场是当前农村土地工作的重点。农户作为农地经营的主体，其意愿与行
2、为对于一个地区土地流转的规模、速度，及机制和模式选择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农村土地政策的调整应以尊重农民意愿为前提，从农民视角展开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研究，可为我国土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提供直接的现实依据。国内局部学者通过实地调研、提出假设，并利用经济模型对影响农户土地流转的因素进行了分析和检验，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一、样本区域选择廖洪乐1利用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土地课题组对河北、陕西、安徽、湖南、四川、浙江6省、12县、36个村、90个村民小组，824户农户调查得到的调研数据，通过Logit模型对农户调地意愿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张三峰2使用2022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m-Logit
3、 模型检验了农民个体特征因素对其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抽样范围覆盖25 个省区、市除西藏、青海、宁夏及港澳台的城市和乡村，实际有效样本为10000 个其中农村有效样本4108 个。何国俊3通过在北京郊区6村进行的调研，共采集样本246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237份。采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流转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分析。钱文荣4以长江中下游地区农户主要有安徽、江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六个省每省选取3个行政村，通过对360户农民的问卷调查为根底，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农民土地意愿经营规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洪名勇5对贵州省遵义市9个州地市的近500户农民进行了历时3年分散式入户调查，对我国
4、经济最落后的贵州省农地重要性与农地产权、农民的认知开展了调查分析。赵晓秋6选取重庆9个县区内的54个村为调查地点，基于306 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因素。乐章7的调查按照经济开展水平在浙江、江苏、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广西、四川、陕西等10 省每省抽取3个行政村，每村抽取35 户左右的居民进行入户问卷访问，基于1032 份效问卷，对农户土地流入、流出意愿分别建立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流转意愿的因素。王银梅8对湖北省钟祥市200多农户就土地流转意愿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实地调研，通过对215份有效问卷的整体和统计，分析了中国社会化小农
5、的理性行为对农村土地流转的影响，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李启宇9的调查选择了成都、重庆的11区(市、县) 24个乡镇36个村534农户进行调研，基于428份有效问卷，利用Logit模型分别对农地转入和转出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由于经济、地理、人文等条件的差异，不同区域农户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感，对土地政策的认同感，以及对土地所寄托的情感也不尽相同。各地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也因个体差异、区域差异而有所差异。以上学者选取了不同的样本区域作为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象，覆盖了全国大局部省份。但在数据的时效性，特色省份的典型性等方面有所欠缺。例如张三峰2的研究所用的全国十省千户农民的调查数据是来自2
6、02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虽然在同类研究中样本容量是最大的，但随着近年来土地政策的调整和国内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其数据时效性较差，不能反映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动态变化。此外，选取经济欠兴旺地区作为样本点的研究成果较少。欠兴旺地区农户由于自然条件差，经济根底薄弱，是全国经济开展的重点和难点，土地问题更是重中之重。这些地区信息渠道不畅，农户意愿鲜能得到充分表达。关于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调查分析，应多项选择取这些区域作为样本点，替农民传递心声，为欠兴旺地区生产、生活、民主管理等问题提供切实有效的解决方法。二、农户流转意愿影响因素变量的选取何国俊3的研究模型选取了社会保障、法律、劳动力市场和家庭情况作
7、为变量，其中社会保障为虚拟变量，并相应的赋值1和0。法律因素中土地流转权利的完整性是虚拟变量，土地调整时间间隔变量那么选用农户主观看法作为替代变量。其他解释变量还包括：家庭流动人口率、家庭外出打工人数与家庭总人数比值、找工作难易程度、家庭外出成员第一次找到工作的时间、打工是否有合同等。李启宇9、张三峰2选取农户是否愿意流转农地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户主个人特征、家庭收益特征、农地流转组织特征、社会保障特征、区域经济开展水平特征等为解释变量。此外，乐章7还参加了社区地理条件变量来考察与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有没有关联以及有什么样的关联。而钱文荣4那么以农民意愿经营规模为被解释变量，除上述变量外还参加了
8、政策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特别的，赵晓秋6建立了结构方程模型，他认为农民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属于潜在变量，这些变量不便于直接观察与测量，传统的统计分析方法不能妥善处理这些潜在变量，而结构方程模型却能同时处理潜在变量及其指标。变量包括粮食价格、自然灾害风险预期、租金收回的可能性、单位面积租金、找到工作的可能性、拿到工资的可能性。以上学者关于研究变量的选择，互有交叉，又相互补充。根本上涵盖了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各种因素。但是其中一些因素较难量化，当以主观答复替代量化指标后，其对被解释变量的显著性检验较难实现。此外，其中一些变量过于宽泛，还可以更加细化，比方社会保障特征，可具体分为农村医疗、农村养老
9、保险、取消农业税、免交义务教育学杂费等。关于变量维度的选择，到底应该在转入和转出双维度下，还是笼统地将转入和转出视为一体对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从上述学者的研究来看，三、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因素的分析1、农户土地流转意愿偏好分析农户土地流转面临两种选择：转出和转入。大多数农户不希望实现土地流转，而在有着土地流转意愿的农民中，具有流出意愿的农民比例要明显高于具有土地流入意愿的农民。土地流转出去对流入和流出双方都有利可图，但目前选择经营规模不变的农户所占比例大， 土地流转速度较慢2。一方面，有些农民即使抛荒也不放弃承包权，有些想放弃承包权却找不到租户，另一方面有些善于种地、想多种地的农民又无法承包到更
10、多的土地。而且还有很多农民被迫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没有在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上享有自由权。李启宇9的调研发现，成渝样本区15.9%的农户表示愿意转入土地，84.1%的农户表示不愿意转入土地。同时，有转出土地意愿的农户占40.2%，59.8%的农户没有转出意愿。张三峰2的研究结果是34.66%的农户认为土地应该按照需要定期进行调；12.66%的农户选择“尽量减少调地次数，尤其是打乱重分的次数；选择“在30年承包期限内最好不要调整土地的有23.13%；选择“最好是把土地分给农民，以后永不调地的有29.55%。2、影响因素的显著性分析（1） 个体特征因素年龄、性别和受教育年限李启宇9和张三峰2的研究结
11、果均说明，年龄、性别因素和受教育年限对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乐章7的研究那么发现，年龄越大的农民，其土地流出的意愿越弱，男性的土地流出意愿要强于女性，健康状况愈差的农民土地流入的意愿愈强。钱文荣4的观点是，年龄越大的农民, 农民受教育年限越高，其意愿经营土地规模反而越小。张三峰2的调查结果显示，政治面貌、是否担任村干部对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的影响较小，且在统计上不具有显著性，这也说明，“干部寻租假说在农村土地调整中并不存在。户籍类型、职业及居住地区类型农村户籍不仅是农户进入城市的身份限制，还与农户的“恋土情节有着密切关联，农户普遍认同“年轻时进城打工，年老返乡务农
12、的观点。张三峰2在文章中提到，如果土地相对整齐平原地区，流转就容易发生。此外，其他相关研究都指出，居住地区类型对土地调整没有影响或影响较小。乐章7认为，主要从事农业的农民其土地流出的意愿要弱于主要从事非农业的农民。家庭经济条件、人均耕地面积乐章7的研究中提到，经济条件越好，其中农民的土地流出意愿就越强。张三峰2认为随着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多，农民的土地调整意愿趋于减弱。这一结论说明，家庭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多将有助于稳定土地承包权政策的实施。钱文荣4指出，农民意愿经营规模受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农地经营面积的正影响。李启宇9指出，农户是否愿意转出农地主要考虑非农收入与务农收入比较, 从而决定家庭劳动力的
13、配置, 而跟当地经济开展水平没有直接关系，非农收入比重越高, 农业收入比重越低, 农户越不愿意转入农地。是否拥有现代化通讯工具张三峰2总结出，家庭没有固定 、 、网络等通讯工具，其社会网络的信息化程度低，接触外界信息的能力较弱，这使得他们更有可能从事农业生产，因而更偏向于持有土地，维持现状。（2） 社会保障制度何国俊3认为如果缺乏有效的生存保障，农户一般会采取风险躲避型的行为方式。一旦农户的生存有了保障，例如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其经济理性将得以表达。钱忠好10的研究说明，现行的土地制度并没有充分考虑农地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但他只考虑了农户将土地转出后社会保障缺失将会对流转意愿的产生的影响
14、，而忽略了社会保障制度对欲转入土地农户的流转意愿分析。李启宇9指出土地对农户而言，心理保障作用远大于经济保障功能，并可起到养老保险作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导致了我国城乡社会保障严重不平衡。目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都较低，农民存在普遍的的养老保障问题。土地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可增加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进而影响农地流转效率。乐章7认为，以土地为中心的生活保障是一种不健全的保障，是农民在社会保障缺位状态下被迫进行自我保障的理性反映。王银梅8进而提出要解决农村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必须采取措施缓解农民货币支出压力、弱化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以上研究分析都定性地指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
15、建立将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提高有着积极的影响。但他们都缺乏定量分析，无视了现行社保标准的上下也将直接影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近些年，随着物价上涨，生活生产本钱急剧增大，按现阶段试点的农村养老保险水平，农村老人每人每月55元的养老金，55元钱只是流于形式的保障政策，解决不了实质问题。而乡村卫生院投入缺乏、合作医疗筹资标准偏低、根本用药目录补偿范围窄、报销率偏低、保障水平不高等也是困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一步开展的障碍。（3） 稳定的非农就业时机如果“待遇较好，农民的风险承受能力会增强，对土地的依附性也会下降。赵晓秋6、何国俊3认为外出找到工作所消耗的时间越短，能按时拿到工资的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越高，外出打工是否有合同、家庭流动人口所占比重对农户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量上的农民进城并不能显著的改变人们对土地的依附，只有“质上的变化，才能最终使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王银梅8进一步解释了农民是不能依靠土地流转租金收入维系家庭存续的。主要原因，一是土地流转面积小，二是土地流转价格低，三是流转行为具有短期性。（4） 完善的市场机制,标准的流转程序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政策不明确和程序不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