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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北京四中张汉林教师:做一种自由的人时间:-9-0 15：24来源:中学历史教学参照1-2期 【编者按】成长话题,往往令人兴奋而又困惑,在终身学习、终身成长意义上,它其实是一种永恒的人生话题。教育是具有相称复杂性的活动，所有教育工作者反顾反思自己教育行为时都不难发现,成长问题其实谁都挥之不去，既不容回避，又常谈常新。本刊专为优秀青年历史教育工作者开辟“成长感悟”栏目,目的就是请她们来讲述自己的成长感悟故事,以便同仁们交流借鉴、互动增进、共同成长。欢迎教研部门、中学和读者朋友推荐优秀青年历史教育工作者积极撰稿参与!张汉林教师是在本次课程改革中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历史教育工作者,她的重要成长经历详见这
2、篇“成长感悟”（做一种自由的人）。这里只说说她的简历：19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后，在北京四中从事历史教育工作，7月调入北京市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担任历史教研员,重要兼职有中学历史教学参照杂志特约研究员、北京市基教研中心历史兼职教研员,、持续两年被教育部聘为高中新课程远程研修历史学科专家团队成员，参与全国高中新课程历史学科教师远程培训。张汉林童年的途径忆想幼时，家乡的天空总是湛蓝的,常用白云卷舒自如,与太阳追前赶后,嬉闹游戏。傍晚时,落日如蛋黄,炊烟四起，家家户户呼唤孩童回家吃饭。到了晚上,夜空幽深高远，星星或明或暗,让人敬畏,令人遐想。记忆中,家乡的四季格外分明。春天,成群的小蝌蚪层层
3、叠叠,染黑了一池春水。夏天，闪电炸雷,暴风骤雨，可满塘荷花仍然高擎。秋天,月亮又圆又大，从村前的小山坡慢慢爬出来,挂在树梢上,照亮了满村屋外闲聊人。冬天,屋檐下挂着长长的冰凌,在太阳的照射下,滴滴嗒嗒往下流水。这些景象,读书后才懂得,是亘古就有的自然造化。我们祖先的祖先就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童年时,遇到过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人,有瞎子、哑巴、驼背、麻子、偏颈、酒汉、乞丐。所谓酒汉，是由于她走路东倒西歪,活像喝醉了酒，面部也与平常人不大同样。当时我把酒汉理解为是与我不同的另一种种类,遇到她就心中胆怯。目前我才明白,其实她和她们同样，都是残障人士。残障人士之因此这样多，是由于乡村医疗条件太差。所谓赤脚
4、医生，并没有获得宣传中的那么大的成绩。乞丐大多来自常闹洪灾的邻省。记得有一位乞讨的哥哥19岁,当时我就想开了，1岁的我会在哪里呢？会像她同样吗？没有人告诉我答案。我赤着一双脚,走在大地上。六岁时,在原公社大队的一间堆放物品的房子里,开始了我的学习生涯。我印象最深的是,上一年级有一段时间，在放学前的十几分钟,教师会讲一段童话故事。例如兄弟俩，一种诚实、勤奋,一种奸诈、懒惰。诚实勤奋的救了一只天鹅，天鹅报答她，她只要饿了,一掏天鹅屁股就能掏出香喷喷的饭菜。奸诈懒惰的如法炮制，成果却掏出一泡屎尿。故事作者煞费苦心,告诫孩童要诚实、勤奋。但对不住教师的是，肚里没有墨水也没有油水的我对诚实勤奋如何重要没
5、有深刻体会，却始终在想什么是“香喷喷”的饭菜!目前，站在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香喷喷”对于我这样的学生而言，不仅无助于将故事意义化，相反还会导致信息干扰。这些童话故事,加上语文课本上的那些,在上大学之前,基本上就是我所懂得的所有童话故事。在大部分同龄人读童话的时候,我读的却是多种通俗文学作品,如说岳全传杨家将呼家将隋唐演义封神演义大唐游侠传今古传奇故事会,多种民间故事集、笑话集。这些读物,我爸爸历来不买，也不读,我读的书都是从左邻右舍借来的。大多数时候，主人不肯把书借出,因此我就坐在邻居家里，几种小时就把厚厚的书看完了,就这样养成了囫囵吞枣的毛病。这些故事，或忠奸善恶,或妖魔鬼怪，或剑胆琴
6、心,或旁门左道;但它们告诉我,尚有一种与我的现实生活完全不同的世界存在。这个世界或许只是一种不够真实的镜像,但足以随着一种少年度过漫漫岁月，竟至产生仗剑走天涯的梦想。大概五年级的时候，也读过几本正统书刊,数量很少，印象颇深。如强者,一本有关张志新的传记，斑驳的年代,勇敢的强者,在我需要偶像的年龄适时浮现；译林,一本不知何时出版的期刊,高贵的阿拉伯马,天才的舒伯特,让人心驰神往。童年生活，让我在进入都市之前徜徉在大自然的怀抱,在钻入书斋之前感受到乡村社会的酸辣苦甜。我懵懂地体会到,这个世界除了人世间,尚有大自然;而在人世间,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读书中对话大学时，专业课程体系以史实类课程为主
7、干，也有某些有关史学思想的课程，如郭小凌先生的西方史学史。郭先生授课很生动，从她那里，我第一次据说到了维柯、兰克、克罗齐等史学人们的名字。但是,当时的我只是觉得故意思,并没故意识到史学思想的重要性,也就没有产生进一步学习的念头。近年后来,当我接触到某些教育理论后,我忽然可以解释我的行为了。奥苏贝尔说,如果我必须把所有的教育心理学减少到一条原理的话,我将说,影响学习的最重要的一种因素就是学习者已经懂得的是什么，一种人的准备知识影响了她们学什么和如何进行学习。在学习郭先生的课之前,我孤陋寡闻,缺少有关的知识准备,因此尽管内容很有价值,于我而言却没故意义。有个有关王阳明的故事讲的也是这个道理：“先生
8、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有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对于这个故事，老式的典型评论是：“这是背离事实的捏造。”其实,“未看此花时”一语表白王阳明并未否认物质(“此花”)的存在。她觉得,物质的存在只有通过主体去感知，方故意义,否则只是“归于寂”。这个观点在教育上是有价值的。领悟到这一点之后,我意识到，在教学中，在教研中，一定要考虑学生和教师的内心,只有协助她们将教学内容、教研内容意义化后，才有也许真正增进她们的发展。当时幼稚的我并没有这样的自觉。相反，我自作主
9、张,力图向外取经,我想把人文、社会领域所有学科的入门著作都要读一读。我肤浅地觉得，历史学太古板，什么“竭泽而渔”,什么“字字有出处”,但是是史料堆砌，没有思想的容身之地。于是,有过那么一阵,我呆在图书馆里,硬着头皮翻阅人类学、社会学、新闻学、哲学等学科的入门之作，企图初步掌握有关学问的思维措施。印象中花功夫较大的是易经,除研究卦辞、爻辞外，我还学着用耆草占卜，但由于没有师傅指点，感觉就是盲人摸象。这一段疯狂时光,精神可嘉,收获寥寥。参与工作后,由于备课的需要，自然要大量阅读专业书籍。除此之外,我对其她学科也有所涉猎。同宿舍的哥们是学数学的。她对经济学颇有造诣,后高就于联想公司，从事金融业务。在
10、学校里,我们常常在晚上聊天，由此我对经济学产生了爱好，懂得世界上尚有博弈论、制度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等有趣的学问,理解到途径依赖、机会成本、边际效应、信息不对称、公地悲剧、相对优势、有限理性等概念,耳濡目染,也学会了某些思维措施。但现代经济学毕竟建立在数理模型基本上,我这个原则的文科生只能读懂某些普及读物。按图索骥,我由经济学遛弯到了法学，运用业余时间系统自学了法学，涉及法理学、宪法学、民商法学、刑法学等,听了人大、北大、法大某些专家的课，考取了律师资格证。杂书如杂粮,五谷杂粮亦能养人。这些学问和概念，使我可以站在墙外观测墙内。历史研究一度排斥人性。其实,作为人文学科,只谈生产方式和
11、阶级斗争，连人性都弃之不顾，这样的研究如何让人信服？古往今来,诸多学问都扎根于对人性的追问。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本就在于对人性的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能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政府不要干涉，让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去调节。虽然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这个假设被不断地修正，但修正的基本仍然在于对人性结识的不断进一步。两千近年前,韩非子也结识到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但韩非子由人性避害出发,推导出的却是君重要严刑峻法,“止诈伪,莫如刑”;对于人性趋利,韩非子没有去设想该如何因势利导,从而发挥其社会效益，这真是莫大的历史悲剧。人性也可作为一种视角协助我们理解历史。孙中山让位袁世
12、凯，历来为史家所诟病。其实，由于袁世凯表面功夫做得非常夯实，而孙、袁信息严重不对称，孙中山贵为伟人也只是一种有限理性的个体，并没有我们后人的“洞察力”。她当时对袁世凯极为赞赏,心甘情愿交出手中权力;所谓妥协软弱,但是是政治话语的演绎。再如，“干多干少一种样”之因此失败,与其说不符合生产力的水平,不如说违背了人性的特点；改革开放之因此成功,与其说适应了生产力的现状,不如说顺应了人性的需要。人是历史的主体和终极指向,万事万物(涉及制度变迁)只有作用于人，对人来说才具有“意义”。随着课程改革的推动，我发现自己的专业素养远远不够。赵亚夫先生觉得:“历史有效教学的原动力不在教育学和心理学,而在历史学。”
13、“历史教学有效性的基本视点应当是：用于思考基于历史事实的知识解释；用于理解生活基于历史措施透析社会问题;相对的经验基于历史结论结识历史过程。”1为什么要解释?为什么要理解？如何解释?如何理解？这其中大有道理可言。中学历史教学参照高举“思想”的旗帜,觉得在历史教育中,“思想”不能缺席，“目前”不能缺席；“历史思想之于历史教育，是最大的魅力之源”，“没有思想的梳理,历史必是无用的一堆乱麻”。为了做一种有思想的历史教师,我开始啃上了典型和元典,如爱德华霍列特卡尔历史是什么、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汤因比等历史话语、罗素论历史和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并开始试探着接触更上位的哲学理论,如现象学和解释学。现象
14、学的标语“回到事情自身”,解释学的观点“视界融合”,对我们理解历史和历史教育都非常有协助。但是,必须实事求是地说，这些书籍于我而言,极个别时候才有“正中吾意”的快感，更多的时候如读天书。但古人说得好,不读“无用”之书，何以遣有生之涯？我还得往下读,与历史和哲人继续对话。写作需要理由吗中学时，有位语文教师姓王,4岁左右。据说她在黄冈的报纸上刊登过诸多文学作品，我们都很崇拜她。她偶尔给我们念她写的散文,印象最深的是“窗前飘来一片枫叶，那是秋天寄来的明信片”。一天早上,她用原则的家乡话诵读丰子恺的美文手指,听得我们如痴如醉。那个时候，我的教师和同窗仿佛都在做着文学梦。历史教师在早读时间走上讲台,用美
15、丽的笔迹抄写一首凄美的宋词,然后一言不发地走掉。在高三仍然如期举办的卧谈会上,下铺的兄弟逐句解读星星诗刊中的诗歌。棋王绿化树人到中年在同窗手中迅速流传，空气中仿佛都弥漫着文学的气味。90年代初,我满怀憧憬地来到向往已久的首都,刚踏上首都的土地,行李箱却被火车站工作人员莫名其妙地踢了一脚。“愤怒出诗人”,我写了一首小诗,投到文史哲新生主办的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并因此加入学校的五四文学社，开始涂鸦。后来，在刊物上看到中文系某同窗(现已成为出名作家)的天才诗作,我立即就看到了差距,从此就断了在这方面发展的念想。大二的时候,我为校报北师大人写了一篇稿件，后被荐至中国青年刊登。记者部的负责人、一位哲学系的
16、师兄对这篇文章非常欣赏,她卸任后就推荐我接任。由此，我结识了一批来自哲学系、中文系、经济系和教育系的同窗，人们意气相投,以文会友，好不快乐。为办好报纸，我阅读了某些新闻学方面的书籍。其中有本名为昨天与今天的书，书中有些观点至今记忆犹新：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好记者具有良好的历史感，而历史学家对新闻最敏感。工作后,我按部就班地编写教案，回绝写作教学文章。不写作是有“理由”的,那时我有一种偏见中学教师无需写作。我觉得,中学那点事,是实践，不是学问,因此写作是挥霍时间。埋头编写教案的成果是,我囿于狭隘的经验而不可自拔。大概的时候,我从教已四年有余,力求有所突破的我痛下决心,重新拾起了笔杆子，想静下心来写点什么。写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