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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真诚为您提供优质参考资料，若有不当之处，请指正。悲伤疗法和人生意义的重建从理论到实践Robert A. Neimeyer Laurie A. Burke Michael M. Mackay Jessica G. van Dyke Stringer摘要：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悲伤是重构因为丧亲而受到挑战的世界观的一个过程。虽然大多数人都可以成功地克服丧亲之痛，并且恢复到之前的机能水平，这是与悲伤相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在完成人生转变之前，他们并不能发现创伤事件中存在的意义。对于这些人来说，建构主义治疗师有许多可以采取的策略，以帮助案主加快建构意义的进程，重建连贯的能够整合损失的自我叙述，同
2、时也让他们沿着新的轨迹开始人生故事。在回顾了建构主义的理论以及支撑这种理论框架的证据之后，本文摘录了两位丧亲者的治疗片段，以此表明，叙事疗法、写作疗法、对隐喻语言的关注和可视化等策略，全都可以帮助个体在面临丧亲之时重构生命的意义。关键词：丧亲；悲伤疗法；建构意义；建构主义叹惋挚爱亲人的离世，是我们人类普遍有过的经历。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在生命的各个阶段经受双亲、配偶、兄弟姐妹和朋友的死亡，对于部分人来讲，还遭受过孩子早夭的痛苦。人们对于丧亲的反应可能会非常强烈，表现在情绪低落、焦虑、悲伤、对重新融入世界和与人建立新的关系方面提不起兴头等（Bonanno & Kaltman，2001；Stroebe
3、等，2007）。虽然承受着如此强烈的悲伤反应，但是多数人还是能够成功地处理好，并在丧亲之后的第二年重新回归到健康的机能水平（Bonanno & Kaltman，2001）。事实上，丧亲反应有几个很明显的模式，一些人的情绪起伏非常大，而另外一些人在承受了一段时间的照料重任或者与死去亲人的关系比较紧张时，他们在机能水平上还表现出了进步（Bonanno等，2004）。对于另外一个经历了丧亲之痛并且表现出了明显的心理紊乱的团体来说（Bonanno & Kaltman，2001），他们面临的形势更加不容乐观。尤其是那些亲人的离世是暴力的（如自杀）、意外的（如机动车事故）、过早的（如孩子早夭）人来说，他们
4、面临复杂悲伤反应的风险更高，比如无法接受亲人逝世的事实，沉浸在对逝者的回忆之中，对一个人在生活中的角色表示困惑，并且失去对未来的目标和希望（Lichtenthal等，2004；Prigerson等，1999；Stroebe等，2007）。这些丧亲者遭受的巨大伤害表明，他们需要，并且还有可能特别愿意接受那些帮助他们的干预方法（Currier等，2008）。这篇文章阐明了建构主义治疗师在帮助来0访者适应丧亲重负的临床治疗中会采取的几种治疗方法，这些案主一般会发现自己的资源和人际圈子不足以帮助自己正确应对悲伤。我们先整体回顾一下建构主义对悲伤和丧亲的观点，这些理论特别关注那些破坏了人们的世界观并且迫
5、使他们开始寻找自我和人生意义的经历。稍后我们再看一下验证了建构意义和适应损失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这个理论模型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支持。最后，我们展示几个能够帮助丧亲者驾驭悲伤的治疗手段：叙事疗法、写作疗法、对隐喻的关注、唤起性的可视化技术，还有pro-symptom position的建立。每一个治疗手段都用高级作者（RAN）在治疗课程中的片段来说明，并且考虑到每一项治疗手段的目的，作者还给出了一定的评论。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丧亲Echoing Frankl主张说（1992）：“对人生意义的探索是心理健康和人类辉煌的关键”（P.157），建构主义是后现代的心理学方法，强调人们需要赋予生活经历以一定的意
6、义（Neimeyer，2009）。建构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人类的基本动机是建构和保持一个有意义的自我叙述，也就是“一个重要的认知的、情感的、行为的结构，这个结构将日常生活的微观叙述整合成一个宏观叙述，这种宏观叙述巩固着我们对自我的认识，确立了我们特有的情感和目标范围，并且指导着我们在社会世界大舞台上的表现”（Neimeyer，2004，pp.53-54）。因此，一个人的身份本质上是一种叙述成果，因为我们对自我的感知是通过我们建构的和与他人分享的故事共同建立起来的。自我叙述的核心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主要信念和设想。根据Janoff-Bulman的观点（1992），大多数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他们值
7、得一个好的结果，自己对生活有很强的控制力，而且也认为这个世界通常都是仁慈的、公平的。这些核心信念为人们提供了对意义的大致感觉，并且为自我叙述灌输了一种专题的连贯性，也就是McAdams所说的“是与作者对人类意图和行为的所有可能性的潜在信仰相对话，（并且）反映了一个人在什么程度会相信这个世界是美好的，在这个地方待着多多少少都是安全的”（McAdams，1996，p.136-137）。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失去所爱之人挑战着一个人核心信念的有效性，并且破坏着自我叙述的一致性。暴力的、意外的，或者似乎毫无意义的死亡都可能让这个世界看上去危险、不公，或者无法预测（Janoff-Bulman，1992；P
8、ark & Folkman，1997）。非暴力的死亡也可能挑战一个人核心信念的有效性。比如说，挚爱之人遭受癌症长期折磨之后逝世，可能会让丧亲者怀疑，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仁慈的。还有，因为这种痛苦的死亡是无法预测的，所以这还可能会导致丧亲者质疑，一个人对生活的控制真的能有多大。经历过挚爱之人的死亡，同样可能使丧亲者想起人类必死的命运，质疑是否真的有来世，并且可能引导他们致力于研究意义的存在（Yalom & Lieberman，1991）。最终，因为大多数人在主体间的亲密体验中建立起了一种“了解”自我以及他人的感觉（Stern，2004），因此，如果失去了这个提供这种“镜像反映”的对象，还活在世上的
9、人可能会面临丧失自我的风险。总的来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丧亲可能会挑战着支撑一个人实际生活经验的基本情况，削弱着他对人生意义和连贯性的感知（Neimeyer等，2006）。人们可以参与到一、两个一般的建构意义的程序，以此解决重要亲人逝世之后所产生的不协调（Neimeyer，2006a，b）。一方面，他们可以试图将丧亲的经历跟丧亲前的信念和自我叙述同化（Janoff-Bulman，1992；Park & Folkman1997），这个方法主要的作用是与以前的自我保持一致。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需要以一种重新确认受到挑战的对自我和世界的信念的方式，来重构他们对丧亲的理解，比如衍生出针对丧亲的宗教解
10、释，责任分配，或者下行比较等（Park & Folkman1997）。相关地来说，这也意味着从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家庭成员或者有过类似经历的人那里获得持续的支持（Lehman等，1986；Pargament & Park，1997）。此外，个人还可以尝试通过重新整理、深化，或者扩展自己的信念和自我叙述，以接受丧亲的事实（Janoff-Bulman，1992），这主要是在一个新的社会关系领域中探索变化了的身份。比如说，当意识到不是所有的生活经历都是可预测或者是可控时，丧亲者可能会开始欣赏这些经历所带来的个人成长以及一些潜在的益处（Calhoun & Tedeschi，2006），并且开始使用需要尝试
11、新的社会角色和身份的“以恢复为导向的处理方式”（Stroebe & Schut，1999）。不管同化、适应是否占据着主要地位，我们的目标就是重新建立一个连贯的自我叙述，并且找到解决丧亲的事实与个人对意义的感觉之间的不一致的解决方法。从建构主义的角度来看，显现出了正常的悲伤反应的个人在建构意义、同化或者适应丧亲、最终形成或者保持一致性并且在自我叙述中转变了意义这些方面是比较成功的。另外一方面，在这些意义建构的程序中的失败案例，与复杂的悲伤反应和那些在目前情形下不再有意义了的自我叙述的碎片有很大关系（Currier & Neimeyer，2006；Neimeyer等，2002）。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简
12、要地回顾一下针对丧亲的意义建构方面的研究，并且重点说明那些证明在参与到寻找人生意义的人们当中，成功的建构意义与更好的适应能力是相关的这些方面的证据。针对丧亲的意义建构的研究综合几项研究的证据表明，在丧亲之后寻找人生的意义是司空见惯的。亲人在四到七年前在机动车事故中去世的样本中，32%的死者配偶和52%的死者父母报告称他们仍然试图在丧亲中寻找意义（Lehman等，1987）。McIntosh等人（1993）发现，在襁褓中的孩子死于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的父母中，86%的父母是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的几周内开始找寻意义的。同样的，那些因为意外事故、谋杀和自杀而失去孩子的父母中，80%的人甚至在五年
13、前还承认在寻找意义（Murphy等，2003）。正如这些和其他的一些证据表明，在亲人的死亡是意外的、过早的或者是暴力的时候（Currier等，2006），或者是活下来的人在个人稳定性和幸福方面与死者有高度的依恋情感时（Bonanno等，2004），理解丧亲这个事实的尝试最可能延长并且经常会失败。即使承受的丧亲之痛是非常正常的，比如配偶在晚年生活中因为自然原因去世，这个结论也是非常正确的（Nonanno等，2004）。对于在探索意义的个人来说，寻找到意义看上去似乎来得并不容易。一项针对婴孩突然去世的父母的研究发现，只有23%的承认在丧亲之后的前几个月寻找过意义的父母声称实际上在随后的几年里已经找
14、到了一些意义，在随后的采访中，许多父母还报告说一并终止了那些没有结果的寻找（McIntosh等，1993）。同样的，Keesee等（2008）发现，47%的丧亲父母平均在超过六年的时间里不能够很好地理解他们的损失，Lehman等（1987）发现，64%的因为机动车事故而失去孩子的父母没有在事故中找到任何意义。也就是说，当丧亲是过早的、意外、暴力的时，对一个人所认定的世界的冲击可能尤其的残酷、漫长。有证据表明，成功寻找到意义之后，丧亲者比那些还在努力理解伤痛事件的同类人群要生活的好得多。研究报道称，寻找意义与较低强度的悲伤（Schwartzberg & Janoff-Bulman,1991）、更
15、高的主观幸福感（Stein等，1997）以及更积极的免疫系统机能（Bower等，2003）存在相关。在对丧亲父母的研究中，Murphy等（2003）表明，寻找意义与更低的心理压力、更高的婚姻满意度以及更好的身体健康相关。在其他丧亲父母的（Keesee等，2008）和其他在矿难中失去亲人的成年人（Davis等，2007）样本中，同样地还发现这与更好的适应能力相关。总得来说，研究表明，许多人在丧亲之后都开始寻求意义，并且丧亲者试图理解这些伤痛损失的努力有利于促进这个进程的那些干预方法。这其中的几个就是下一节的话题，同事也会简单介绍一下支持这些效果的研究。悲伤疗法中的建构主义策略我们从两个正经历伤痛
16、的患者的治疗片顿中选择截取了两段，以此来阐明几个建构意义的技巧。虽然这两个来访者都有丧亲的共同点，但是他们在种族、年龄、家庭环境、承受的损失类型以及他们对此的反应这几个重要的方面都截然不同。第一位来访者Karen，是一位34岁的非裔美国母亲，有三个年龄在4到16岁不等的小孩，她和丈夫把没有顺利活着出生的宝宝叫做“精神，因为这就是她如何来到我们当中的”，宝宝生下来之后的几个月里，Karen就开始参与到治疗当中。对于Karen来说，这种生与死的同时发生让她开始质疑生命的意义，导致她开始故意避开并憎恨那些同样在期盼宝宝降临的人们。相反地，Beth是一位39岁的已婚未育的苏格兰血统女人，她大概在父亲因为心脏衰竭突然去世之后的两年后开始寻求治疗。虽然Beth非常典型地在控制着自己的情感表达，但是她与父亲的关系一向非常复杂：早年与父亲的亲近被此后数年的疏远和用在她身上的物质所打破，后来两人最终冷静下来达成和解，但她最终因为父亲的离世而产生令人不安的、具有侵蚀性的分离焦虑。对于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