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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论科学文化哲学的“进路”与“出路”李振良摘要：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和科学文化哲学的产生与发展是中国科学哲学家创造性成果，科学的多元发展、哲学的价值论转向和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成为科学文化哲学产生的动力。当代中国科学文化哲学研究，存着“客观的”科学-文化-哲学、“主观的”科学的文化哲学和“宏观的”科学文化的哲学三种文化论模式，三种模式各具特色。中国科学文化哲学在快速发展与成熟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与挑战。关键词：科学文化哲学；文化转向；新人文主义科学哲学产生于实证主义，形成于逻辑经验主义。进入21世纪后，一种新的科学哲学形态在中国产生并逐步成熟，这就是科学文化哲学。科学文化哲学何以可能？科学文化
2、哲学是何种形态？科学文化哲学又将如何走向？这些都是当前科学文化哲学需要面对的问题。一、科学哲学转向何处进入20世纪末，科学哲学的转向成为热门话题，但科学哲学到底转向何处却众说纷纭。对于科学哲学转向观点大致有：1、“实践转向”。这种观点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STS出现了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即从关注作为知识(或表征)的科学向作为实践的科学的转变。这一发展趋势可以统称为后SSK或后建构主义。”1 2、“语言学、解释学、修辞学转向”。郭贵春指出20世纪后期科学哲学的重要转向首先是以分析哲学的形成而展开的“语言学的转向”，其次是以库恩和海西等后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家们所开启的“解释学的转向”，再
3、次是以普莱利、格罗斯、西蒙和夏佩尔等人所倡导的“科学修辞学的转向”。2肖显静具体探讨了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语言学转向”、“解释学转向”、“修辞学转向”对于科学理论实体的实在性以及科学真理的意义，而且还探讨了这样的转向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33、“理性历史化”和“历史的逻辑理性”。邓辉认为20世纪的科学哲学经历了逻辑经验主义的理性实证化，到批判理性主义所导致的理性历史化问题的产生，再到历史主义对理性历史化问题的初步解答三个阶段的发展。4赵建军等则认为科学哲学理性的未来转向应是将二者统一的“历史的逻辑理性”。正确把握历史的逻辑理性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历史。历史的逻辑理性是科学哲学理论的生长点。5 4、“认
4、知转向”。任定成指出，对于“还没有完结的”20世纪科学哲学进行历史总结，“离我们现在最近、有可能直接影响到下个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是另一次转向，即认知转向。”并认为保罗萨伽德的化学革命机制计算理论是认知转向的一个出色范例。6魏屹东认为科学哲学的“语言转向”、“解释转向”、“修辞转向”战略性调整没有摆脱“认知困境”。 “认知转向”发生的“内在因素是传统科学哲学的认知立场及其局限、蕴含的认知困境和对科学思维的深入研究。外在因素是认知科学对认知问题的深入研究产生的重要影响。”7肖峰则论述了科学哲学的“信息主义趋向”8 5、“心理转向”、“价值论转向”、后现代转向。王姝彦等认为“心理转向”是由语言哲学发
5、展过程中的内在压力、科学发展所产生的外在动力以及西方科学哲学发展在后现代景观下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的。并进一步促成了哲学重心由语言哲学向心灵哲学的转移。9李建珊等从科学进步模式出发论证了“科学哲学研究从认识论到价值论的转向是一种必然趋势。”10郝苑指出后现代科学哲学的特点是“科学哲学家不再固守于现代科学哲学的范式,而是倒向告别理性、否认科学经验基础、消解实在和反对科学”对后现代科学哲学进行分析。11综合以上各种学说，实践转向是发生在哲学转向中的，事实上，科学哲学的产生本身就是哲学实践转向的成果。理性历史化、历史的逻辑性则可以看作是历史转向的延伸或深化，是对逻辑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试图调和的努力；语言
6、学、解释学、修辞学转向和认知转向、信息主义趋向等是科学哲学在认识论范畴内的几种发展形态；可以说，这几种形式的转向均是在“客观知识”领域下的局部的调整，因而不具有“革命性”，或者说不能构成大规模的范式的转向。价值转向、心理转向和后现代转向则分别顺应着20世纪哲学、文化和科学的转向，最具有“文化的”意义。 由此观之，21世纪科学哲学转向何处？文化哲学的特点最为鲜明，也最为显著，最重要的是，科学哲学的文化转向是由中国学者首先提出并进行系统论证的，是科学哲学本土化产物。二、科学文化哲学何以可能1、科学的多元化发展不可否认，科学哲学的基础和研究对象是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近现代科学从自然哲学中取得独立的
7、地位，取得了迅速的发展。近代科学诞生于17世纪，伽利略、牛顿等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发现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从而创立了近代物理学。科学家通过排除上帝的存在而证明了上帝的智慧。经过近300年的发展，20世纪爱因斯坦等人完成了物理学的现代革命，自此，数学化的物理学成为科学的标准模型。定义、定理、量化、可控、统一规律等成为科学的代名词。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以博物学为代表的生命科学或者被认为是非科学，或者是被认为是前科学而被作为科学的改造对象而被排斥在标准科学的大家庭之外。“生物学转向的发生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经验上的原因，即原有的自然主义策略都碰到了这样那样不可克服的困难，给人以前途渺茫的感觉。二是概念上的
8、理由，这一理由又根源于人们的这样的愿望，即在还原的科学中应保护被还原科学的规范性要素，例如承认它的自主性和独立性。”12 20世纪中叶，一门全新的科学分子生物学诞生了。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标志着一场生命科学领域的革命开始。生命科学向人们展示了不同于传统物理学的全新规律。自我复制、对应法则、翻译、修饰、表达、可逆、活性等成为科学概念家庭的新成员。进化、成长、有序、循环、随机成为与熵增、惯性、混乱、矢量、确定相对应的另一套概念体系。自近代以来人们就常常将牛顿和自然法则看作是在时间和空间上与科学是同样扩展的。然而，即便是16-18世纪，其他的科学传统也是现实存在了。草药医生、博物学家等都独特地进行着认识
9、自然的另一条道路。不管是牛顿物理学还是爱因斯坦物理学，都是彻底地将“自由意志”排除在科学之外的，科学的对象是客观的，科学的手段是客观的，科学的结论也是客观的。上帝不会掷骰子，偶然性是我们还没有认识的必然性。活力论、目的论都是过了时的蒙昧人的猜想，自然界似乎只有规律，而没有目的。但生物学逐渐使这种观念产生了动摇。人们认识到，物理学解释和它的抽象数学形式外衣并不能满足我们真正理解自然的需要。而且统一的世界观也不再能把各种各样的科学联合在一起。生命科学告诉我们，生物是多种多样的，生命是复杂的，科学也是多种多样的。 科学的多元发展，特别是在生命科学中的发展，对哲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以实证论和逻辑论为基础
10、，以物理学为原型的标准科学哲学远远不能满足科学多元转向的要求，于是，一种新的科学哲学形态科学文化哲学便呼之欲出了。2、哲学的价值论转向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而其自身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不断丰富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哲学表现出不同的特点从而使之具有阶段性。在古代哲学中，本体论的研究是哲学的主体。“宇宙万物的本原是什么？”“什么是万物的始基？”等问题成为古代东西方哲学共同探讨的话题。到了近代，神秘主义和宗教退出哲学的主流思想。随着生产力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材料认识客观世界代替了世界本原的猜想，认识论成为那个时代的主题。于是出现了经验论、唯
11、理论、反映论、不可知论与怀疑论等各种认识的学说。现代哲学进入繁荣时期，实践论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这一转向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确立了科学的真理观。“现代哲学从认识论转向实践论，不仅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高度重视实践，还表现在19世纪的实证主义和20世纪的逻辑实证主义等科学主义思潮也都包含有某些方面的重视实践的倾向。”13 从哲学研究的对象来看，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实践论都是以存在的事实为研究对象，都没有区分事实和价值。19世纪后期，价值问题开始进入哲学探讨的领域，以至价值哲学逐渐成为独立的哲学学科，它标志着哲学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此即哲学的当代转向：价值转向。科学的发展带来了
12、科学观的深刻变化，系统科学观、生态科学观成为辩证科学观的新形式。新的科学观的形成需要重新审视科学的合理性的基础，需要将科学纳入到人类文明成果中进行重新审视。此外，传统科学哲学是建立在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最多只注意到了科学在解释世界中的作用与成功。但科学的发展证明，科学解释世界只是其重要功能之一，而更重要的是其对世界的改造作用，这种改造作用在二十世纪中后期表现的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强大。因此，科学的价值问题就越来越凸显出来，这就要求科学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科学哲学的价值论转向的重要成果便是科学文化哲学的兴起。3、中国学者的文化自觉（科学家集体退出）科学文化哲学既是新世纪科学哲学本土化的结果，也是中国知
13、识分子文化自觉的产物。可以说科学文化哲学是中国学者对世界科学哲学做出的创造性贡献。中国科学哲学的繁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一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工程专家、技术专家、哲学家、人文学者以及政治家汇聚在自然辩证法的大旗之下，组成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大家庭。“以恩格斯的这部著作为蓝本所开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具有如下两大特征:第一,从属于德国自然哲学传统,与维也纳学派开创的20世纪科学哲学传统有明显的分野,它注重自己的自希腊以来的哲学史和科学思想史根据;第二,注重与具体自然科学的结合,因而具有(自然科学的)百科全书式特征。”14 随着中国科学的快速发展和西方科学哲学思想
14、的逐步引进，自然辩证法传统开始发生转向。转向的结果之一便是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分化，科学家、工程专家、技术专家逐渐淡出自然辩证法研究，而纯人文专业背景的学者不断加入。即便是具有理工科背景的学者群体，也大都不再从事具体科学的哲学研究（也许是由于科学发展过于复杂和专业化的结果），而放弃了分析传统和专业化体系。而这种分化又引发了自然辩证法研究传统的变化。“时至今日，继续留在自然辩证法界中的人可以大致分成两个群体：偏哲学兴趣的哲学群体和偏社会学兴趣的社会学群体。前者喜欢称自己搞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思想史、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等，后者则喜欢称自己搞STS、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社会史
15、等。”而且，“总的来讲，哲学群体有萎缩倾向，老一代纷纷改行转向不说，年轻的一代也是越来越多的青睐科学的社会研究。”14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高和国际影响的逐渐增强，一种“专属”中国的科学哲学传统科学文化哲学也就应运而生了。三、科学文化哲学的范式1、“客观”的科学文化哲学模式：科学-文化-哲学“20世纪西方科学哲学之文化的转向是经过逻辑经验主义及其遭遇的挑战和历史主义的发展实现的。就其根源而言，这一转向是科学史、科学知识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研究共同汇成的一股洪流。”15众所周知，标准的科学哲学是一种逻辑主义的传统，它追求科学语言的清晰和准确，特别是随着经典物理学以及20世纪物理学革命在解释自然界和改造自
16、然界的成功，数学化的物理学成为标准的科学模型，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科学哲学成为标准的“科学哲学”。甚至成为唯一有效的哲学形态，其他的诸如形而上学都成为不可能。关于科学的人文传统，不可回避的是萨顿的新人文主义，其致力于建立科学与人道主义即人文主义之间的桥梁，“我们必须准备一种新的文化，第一个审慎地建立在科学在人性化的科学之上的文化，即新人文主义”。这种新人文主义将围绕科学建立起来，“赞美科学所含有的人性意义，并使它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16 它体现的是科学是一种文化，科学是有人性的，科学不仅体现出逻辑、现实、实在、实证，而且体现出人性，是具有精神意义和人文价值。但这种人性和精神意义人文价值是科学本身所固有的，并不一定依赖于科学工作者主体，与科学家的个性关系并不密切，亦即，科学首先应该是一个知识体系，科学仍旧是绝对客观的，不能否
